陈丹青忆陈逸飞·恩怨往事

陈丹青与陈逸飞的渊源，可以追溯到35年前。那一年，陈丹青18岁，而25岁的陈逸飞，已经是上海美专公认的三大才子之一，“谁都想认识他。”“文革”初，成立的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成了上海油画的惟一中心，当时上海美专画油画的青年才俊前三名：夏葆元、魏景山、陈逸飞。“陈逸飞当时在三个人中排老三，不是最优秀的，但是他很努力，后来居上。”

陈丹青特意想法子结识陈逸飞身边的人，通过刘跃真的引荐，两人得以见面，并很快成为朋友。

记者：你跟陈逸飞初次见面的时候，对他印象如何？

陈丹青：当时他是标准的好青年，戴副眼镜，要求进步，正在最疯狂地做着油画梦，而且雄心大志地想画大题材。他那时才25岁，画油画在这个年龄就崭露头角，是不可想象的。

记者：这些年来，他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是否依然如此？

陈丹青：应该说，像我和逸飞这样后来又出国的人，对自己都已经有个重新塑造的过程，他中后期的形象，就是一个“上海人”。人们一直认为上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男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陈逸飞祖籍宁波，宁波人在上海的这一支，都是非常泼辣苦干的。你看历史上的浙江人，像蒋介石、竺可桢、鲁迅，都是一不做、二不休的，陈逸飞身上也有这样的特性。

记者：你曾经说过，陈逸飞是你的老师，他对你的影响大吗？

陈丹青：大！你想想看，当时我20岁，他比我大七八岁，而且已经在这个圈子里取得了成功，是个榜样。整天在一块，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给我很多帮助，不说别的，如果不是他，我怎么可能在“文革”的时候就看到世界名画册？当时只有专业的单位里才可以有这样的画册，陈逸飞常常找关系，他人头广，把我带到油画雕塑室的图书馆，跟我说：“你就坐在这儿看吧。”

每次陈丹青从乡下一回上海，就跑到陈逸飞所在的“油雕室”。他自己后来回忆跟夏葆元、魏景山、陈逸飞等人的交往，“回想起来很有意思，那时没电话，都是骑自行车找来找去，不在家，就等着，聚一堆人臭聊，互相传看最近的画。我现在还怀念那种生活，太单纯了，没有诱惑，没人知道画能卖钱。我们最最兴奋的就是技巧。”

记者：你如何评价陈逸飞的艺术成就？

陈丹青：他们这一代人，跟建国以后的第一批油画家不同，他们是“文革”后起来的一代，都有一种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陈逸飞的成名作《黄河颂》，折射了苏联现实主义的影响。“文革”中的青年才俊，广东有一批，陕西一批，上海一批，可能有同行相嫉的原因，也可能各地对海派有成见，逸飞的作品虽然很出名，但是没有被最主流、最顶端的圈子接纳。当时普遍觉得海派油画太讲究技法，追求潇洒、漂亮，不是纯革命的。

现在已经很难恢复当时的美学语境了，“文革”的大背景下，题材肯定是革命的，技法里也会有矫揉造作和姿态化的东西。

陈逸飞最好的作品，是《蒋家王朝的覆灭》，这是1975-1976年画的，当时他才29岁左右。在这个年龄就画出这样宏大的作品，是无法想象的。

天有不测风云。1983年的一天，一场并不因为两人之间谁对谁错的误会，让这对亦师亦友的海派画家，在美国纽约陡然翻脸成仇。因为这一场误会，两个人之间差不多有整整15年没见上一面，即使偶然见到了，也从不说话，非常尴尬。这件事至今让陈丹青想起来就难受，也不再愿意道出其中的原委。

陈丹青：从1983年到现在的22年中，其实大家都有机会坐下来开始一次新的沟通，但是一直没能进行，我至今都很遗憾。

我记得一个故事，塞尚和左拉两个人都是普罗旺斯镇的中学同学，一个喜好文学，一个喜好画画，后来一起到了巴黎，他们俩的交情十分地好。在印象派闹事的时候，左拉还仗义执言帮塞尚说话。可是到了两人中老年的时候，左拉写了一本小说，以塞尚为原形，暗示他是一个失败的天才。塞尚大怒，觉得受了老朋友的曲解和侮辱，于是两个人绝交了。没过多久，左拉死了。到他死的时候塞尚才发现，自己原来非常非常舍不得左拉。左拉的离去，带走了他整个青少年时代，以及对艺术的回忆。当然，我不是塞尚，陈逸飞也不是左拉。青少年时候的朋友，特别是亦师亦友的那种关系，是不可替代的。我想这是很难说出来的一种感觉，尤其是，他这么快就去世了。

从1983年起，陈丹青跟陈逸飞的来往渐渐少了。这中间的22年里，两人各自出国，再后来，作为文化名人，他们会在一些活动上碰面。“虽然已经很少往来，但是当年的友谊还在，每次看见，觉得很亲，就会想到年轻的时候。”最后一次见面，在紫禁城国际摄影展上，两人都是嘉宾，合影留念。“陈逸飞胖了，讲话慢了。”

记者：是否当时就隐约有病兆？

陈丹青：这倒未必。其实你看逸飞的长相，人中、下巴都长，眉毛很浓，一笑起来，很富态的样子，他应该是长寿之相啊。在我们这个年龄，间或听说我们的某个相识已经走了，也属正常，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是他。

我愕然，痛惜。但是想想，好像也不该惊讶，他一直是这样一个人。我记得以前我们一起画画的时候，很累，他给我看他画的肖像，中间他跑到厕所好几次，用冷水冲头。他做事特别拼，会咬牙，他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出来。

记者：他的一个朋友在说，如果陈逸飞不去理会《理发师》、不去理会拍电影，他兴许不会死，你觉得呢？

陈丹青：也许这就是求仁得仁。陈逸飞一直想拍电影，还是在“文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想自己拍电影，当时我想，这怎么可能呢。没想到他真的拍成了，他是个大胆的行动者，而且，他可以好几摊事情同时做。

我也想拍电影，但是我知道自己不会去做，我缺乏行动，但是陈逸飞不同。我看过他的第一部电影《海上旧梦》，这是他的初作，虽然电影里的一些元素他还不知道怎么把握，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拍成了。对一个半路出家的人来说，很不容易。

后来拍的《人约黄昏》，我觉得，比陈凯歌、张艺谋成功多了。电影的剧本是老剧本，但是他表现出了旧上海的质感，这一点，远比《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风月》成功。看张艺谋那部片子的时候我在纽约，当时我就想：一个陕北的汉子，怎么可能懂旧上海呢？

记者：你说陈逸飞常常好几摊事情同时做，确实这些年，他涉足了很多领域，比如杂志、建筑、电影、服装、模特行业等等，似乎都干得有声有色，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陈丹青：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这样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当然社会上有一些议论，说画家跑去当商人了。我在美国呆过，在美国，艺术家很多都有自己的公司，我们都知道，美国的一个演员当上了总统，还有一个演员，去当了州长。这是人的自由，人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逸飞的性格、活动能力，可以在多个领域长袖善舞，美术界很难找到第二个人，在社会转型的这个阶段，需要这样的人。只是，他走了，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从此上海少了一个话题。我不相信，中国的艺术界可以有人取代这个话题。

他做事特别拼，会咬牙，他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