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鲁·查伦斯：湄公河区域很复杂，能否期待一个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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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湄公河次区域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位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战略要冲，是连接南亚与东亚的“地缘桥梁”。然而，历史遗留问题、资源分配矛盾以及部分国家的政治撕裂，使这里成为东南亚一个较为复杂的地带。

域外大国也在此竞相投射影响力。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与“澜湄合作机制”，在经贸与基础设施建设中占据上游主导地位；美国则通过“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等，加强与下游国家在安全、能源和治理领域的合作，意在平衡中国的区域影响。这客观上强化了流域国家对大国的分化与依赖。

为提升议价能力与区域话语权，越南、泰国等国不断尝试通过多层次的平台推动资源对话与治理。与此同时，东盟也被寄望成为湄公河地区的“中介者”，以维护区域中心性。然而，无论是东盟框架下的机制，还是次区域合作平台，现实运作仍受制于内部政治分歧与外部战略竞争。

例如今年7月，柬泰两国在湄公河流域爆发武装冲突，迅速升级为多点对峙，凸显区域安全的脆弱性。但据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专家指出，柬泰冲突的调解实际上成为了大国外交角力的舞台，东盟仅扮演“仪式性”角色，折射出区域机制的局限。

在近期IPP国际会议上，泰国清迈大学国家关系学助理教授纳鲁·查伦斯（Narut Charoensri）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迈向多极化格局的“过渡期”，这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时间窗口。泰国虽非大国，但也可借助区域合作机制塑造自身战略定位。他认为，泰国应跳出中美对立的框架，探索区域自主性与替代性秩序，为湄公河次区域争取更多的话语空间。

纳鲁·查伦斯（Narut Charoensri）

泰国清迈大学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

*文章整理自查伦斯教授在第十二届IPP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演讲原标题为“中国、全球南方与秩序转型期：新兴多极化秩序下泰国及湄公河次区域战略选择再思考”。

我们讨论国际秩序时，几乎总是从大国的视角出发。我们谈论美国的视角、中国的视角，但像泰国、印尼这样的中等强国，到底能做些什么呢？

泰国在国际组织中没有主导权，也无法改变国际制度的走向。面对一系列变化，泰国究竟是否应该顺应潮流？还是应该抵制、抗衡？

又或者，泰国是否也加入到塑造新国际秩序的行列之中？

这三种路径其实都是可能的。就泰国而言，可能正在尝试加入这一“新阵营”，以期为自身乃至地区创造一种新的、替代性的国际秩序。

泰国国内层面

众所周知，泰国常以“微笑之国”自居，热情友好，但实际上，泰国人对与邻国的关系充满复杂情绪。泰国与缅甸、柬埔寨等国长期存在历史争端，与部分邻国的外交关系也时常紧张。

即便到今天，我们仍然与一些邻国存在领土争议。尽管泰国一直试图以“协调者”和“中等力量”的身份，通过区域合作推动一种新的、包容性的国际秩序，但现实中我们仍受到邻国关系的掣肘。

泰国军方在班迭棉吉省其中一处争议地区铺设铁丝网。柬埔寨政府当天带领国际组织代表和媒体到当地视察。图源：法新社

与此同时，泰国内部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过去二十年来，我们一直深陷政治意识形态的分裂与对立——这场冲突延续至今，尤其是在前总理流亡多年后重返泰国的背景下，更显复杂。国内还存在对“国家领土”概念的不同理解，由此引发新的领土和治理争议。

经济层面，我们面临中小企业发展受限、能源互联互通不足、网络安全隐患、以及与中产阶层与城市化相关的挑战。社会层面则包括环境议题和人力资源开发滞后等问题。这些国内政治与社会动态，正深刻影响着泰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及全球大国的外交关系。

除了国内层面的掣肘，泰国还与多方外部力量保持着复杂关系——包括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英国、欧盟以及金砖国家等。可以说，这些国际行为体不仅影响着泰国的对外政策，也在重塑我们的国内政治结构。

当今的泰国社会，正在经历显著的政治与代际分化。当前的主流政治力量——也就是正在崛起的那一群体——通常被视为“进步派”，在政治光谱中被称作“红衫军”；而另一派——传统的保守势力——则被称为“黄衫军”。

可以说，如今的政治趋势正在从保守阵营逐渐转向进步阵营。“进步派”则主要由年轻一代构成，而“保守派”多为年长一代。但如果我们设想一个未来：当今天的年轻人逐渐步入老年，他们的政治倾向是否也会随之改变？是否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未来的老一代又重新转向保守、转向右翼？

这意味着，随着人口结构与世代更替的变化，泰国社会对于主要大国关系的偏好也可能发生转变。也许未来，泰国民众在面对美、中等大国时的政治立场与外交倾向会与当下截然不同。因此，需要持续观察这种人口与意识形态的演变，将如何重塑泰国民主，以及它对周边国家关系和外交取向的影响。

泰国红衫军在首都示威。图源：路透社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泰国早已观察到的国际格局正处在深刻变革之中，也就是世界正在从一个两极体系，转向多极体系。无论是从泰国第三版《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The Third National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还是泰国《国家安全政策与规划》中，都能清楚看到同样的判断：全球正迈入一个多极化的时代。

除了美国之外，俄罗斯、中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英国等国家，未来都将成为我们在经济与安全领域的重要伙伴。这些国家的崛起与互动，正在塑造新的国际格局，也为泰国在多极体系中重新定位自身角色提供了新的可能。

泰国只是一个中等力量国家，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法改变国际格局，只能顺势而行、与时代潮流保持一致。泰国其实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例如在去年正式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递交了加入意向书，同时还在积极寻求加入金砖国家（BRICS）。这意味着，泰国正努力在全球秩序转型中寻找“替代性秩序”中的位置，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的影响力正在走向衰退。

问题是：在美国力量下滑之后，下一“极”会是谁？谁将成为未来多极体系中的另一极？在等待这一新格局成形的过程中，泰国等国家不得不提前布局——寻找新的趋势、新的路径与新的合作机制来维持自身的发展空间。在这一点上，OECD与BRICS或许正是泰国未来生存与发展的两种可能答案。

区域层面

泰国的邻国包括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以及中国南部的云南和广西两个省份。在这一地缘框架下，泰国及周边国家发起了众多区域合作倡议，例如：伊洛瓦底江、湄南河及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组织（ACMECS）、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湄公河-恒河合作（MGC）、湄公河—韩国合作机制（MKC）、湄公河委员会（MRC）、湄公河下游倡议（LMI）、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LMC），以及湄公河—澳大利亚伙伴关系（MAP）等。

这些合作机制体现出泰国希望通过区域协作来最大化自身利益。我们也非常清楚，大国正在积极介入这些区域合作框架。既然如此，泰国的态度是：既然大国愿意合作，我们就应当充分利用这种互动，为己所用。

在众多区域机制中，唯一没有任何超级大国参与的合作框架是ACMECS。这也是当前泰国认为最值得重点关注的机制。因为这一机制以湄公河次区域为核心，没有美国、中国或日本等超级大国的介入，因而更能体现区域自主性与主导性。集中发展这一机制，将有助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在国际秩序转型过程中，提升自身的议价能力与战略定位。

今天的泰国——乃至东南亚许多国家——都被困在两种宏大叙事之中。

第一种叙事是：在美中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东盟（ASEAN）该如何应对？第二种叙事是：在中日竞争影响湄公河次区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又该怎么办？

这两种叙事几乎主导了我们的战略思维，以至于每当我们制定区域战略时，总是被迫在“美国、中国或日本”三者之间作出选择，仿佛没有其他选项。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会被这些叙事所束缚？

我认为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任务，是努力解放思维，探索更具自主性的替代性路径，以寻求在国际与区域格局中的新空间。

当观察美国、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三角关系时，人们总是说，美国与中国在这一地区竞争激烈；日本与中国关系紧张，摩擦频繁；而日本与美国则是传统盟友。这种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叙事逻辑，事实上也在塑造着泰国的战略思维——但我们也不断追问：面对这“三大强国”，泰国应当如何实现力量平衡？我们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就如前面所述——加入金砖机制（BRICS）、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或探索一种替代性的国际秩序？

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我们看到新的战略框架正在形成：一方面，有“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代表的区域化、多极化的新兴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也在为我们提供另一种经济合作与国际秩序的模式。

那么，湄公河次区域（Mekong Subregion）是否也能构建属于自己的次区域秩序？

有学者提到“国际秩序-1（International Order Minus one）”的构想。我想提出一个更基础的问题：

我们能否先拥有一个“国际秩序0.5（International Order 0.5）”？

也就是说，在一个统一的大国际秩序之外，由多个次区域秩序共同组成全球体系——例如湄公河次区域、非洲、南亚、南美等地，都可形成各自的次区域秩序。这些区域秩序不仅是国际秩序的延伸，更可成为一个互动平台：让全球秩序的议题能在地方社区、中等国家以及“全球南方”之间被协商、调整与再定义。否则，“全球南方”永远无法真正进入由超级大国主导、定义国际秩序的谈判桌。因此，我认为泰国等中等强国必须采取更为主动姿态，为中小国家提供更多的对话与合作平台。实际上，这一点也与“一带一路”倡议密切相关，这一倡议确实为中小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合作空间。

与此同时，针对中美日三国，就泰国而言，确实也无法忽视现实的平衡难题。

当今泰国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并非中国，而仍然是日本。泰国汽车产业主要集中于东部经济走廊及曼谷以北工业带，这一空间布局与日本和亚洲开发银行推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规划契合度很高。

这意味着，泰国必须在一个现实而复杂的地缘经济格局中作出抉择：一方面，我们的最大投资者是日本；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在日本、美国与中国之间寻找平衡。日本是我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而中国则是我们重要的外交与贸易合作对象——这正是泰国当前所处的微妙而复杂的地缘处境。

第十六届湄公河-日本合作外长会议。图源：越通社

“过渡期”带来的机遇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从单极体系向多极体系的转变。过去我们所处的世界，也许是一个由“管理型国家”主导的单极世界，或者是一个两强对峙的世界。

但如今，这种格局正在被重新塑造。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多极化的新阶段。这一时期，我称之为“过渡期（interim period）”。

这个过渡期，实际上为全球南方国家、泰国、以及一系列中小国家提供了一个重新谈判的宝贵窗口。它们可以在这一时期，与其他国家、区域合作机制、乃至国际组织展开协商，去探讨并塑造自身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角色与利益。

在这一过程中，泰国能够采取的行动是：充分利用多层次的平台与区域合作机制，积极表达我们的诉求与立场。我们清楚地知道，泰国或许没有能力直接塑造新的国际秩序，但我们完全可以扮演一个“桥梁”角色——成为国际发展的桥梁、成为全球互联互通的桥梁、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枢纽与连接者。

换言之，这个“过渡期”正为泰国、印尼及众多中等国家提供一次重新定义国家利益与战略定位的机会。因此，当我们谈论全球南方、谈论国际秩序的转型以及替代性国际秩序时，我认为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提供更多的平台与渠道，让中小国家能够真正发声、参与互动、分享意见与愿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共同思考并塑造出一个更具包容性、更具代表性的未来国际秩序。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排版｜周浩锴

审校｜刘 深

终审｜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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