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1505年深秋，50岁的汪直蜷缩在冰冷的被褥中，呼吸渐渐微弱。
不久后，曾执掌西厂、权倾朝野的宦官，在戍边的孤寂中悄然离世。他的身边没有亲友，只有两名看守他的老兵。
汪直的死讯传回京城时，明孝宗朱祐樘正批阅奏章，听闻后仅淡淡说了句“知道了”，就继续埋头处理政务。
后世对汪直的评价，多以“奸臣”“权宦”定论。
《明史宦官传》称他“年少黠慧，得帝宠信，擅权乱政，害及忠良”；明末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更是直言“汪直之祸，虽不及王振、刘瑾之烈，然其虚报战功、擅捕大臣，已动摇国本”。
那么，从备受朱见深宠信的“钦差提督西厂官校办事太监”，到被流放边疆的罪臣，汪直人生最好的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皇帝亲信
汪直的出身至今仍是谜团。
史料记载，他为广西大藤峡瑶族人。与王振、刘瑾等成年后自阉入宫的宦官不同，汪直是在懵懂无知的年纪被迫踏入宫墙。
幼年时，汪直因“大藤峡之乱”被明军俘虏，尚不足10岁，净身后送入宫中为奴。
入宫之初，汪直被分配到昭德宫，侍奉明朱见深的宠妃万贵妃。万贵妃虽年长得宠，却因儿子早夭而性情暴戾，宫中宦官宫女多避之不及。
可汪直却凭借着过人的机灵，总能精准揣摩万贵妃的心思。
她烦闷时，汪直会讲些宫外的趣闻解闷；她担心失宠时，汪直会暗中打探朱见深的行踪，及时汇报。
久而久之，万贵妃对这个“懂事”的小宦官愈发信任，将他提拔为自己的贴身近侍，负责传递消息、打理私事。
当时，朱见深性格懦弱，对万贵妃言听计从，因频繁出入昭德宫，逐渐注意到这个“会来事”的小宦官。
汪直深知朱见深喜好，每次见到朱见深，都会主动汇报一些宫外的琐事，内容既有市井趣闻，也有官员的私下言行，这些“新鲜情报”恰好满足了朱见深对宫外世界的好奇。
更重要的是，汪直汇报时总能“避重就轻”，从不提及敏感政务，只捡朱见深感兴趣的话题说，既讨得欢心，又不引起警惕。
1464年，朱见深即位后，汪直因万贵妃的举荐，被调入御马监担任“奉御”，负责管理皇家马匹。
此时，他虽仍是中下级宦官，但御马监贴近皇帝日常起居，让汪直有了更多接触朱见深的机会。
他利用职务之就，常常在朱见深骑马游猎时，讲述自己从老兵口中听来的边疆战事，言语间既有对将士的同情，也有对边防的担忧。
这种“接地气”的表述，与朝臣们刻板的奏疏形成了鲜明对比，让朱见深觉得汪直“懂实务、有见识”。
此后，京城发生“妖狐夜出”事件，民间传言有妖怪作祟，人心惶惶。
与此同时，监察御史李子龙勾结宫中宦官，潜入万岁山窥探皇宫，虽被及时发现处死，但朱见深仍因此事终日不安，总觉得“朝中有奸邪，宫外有隐患”。
为了查清“妖狐案”与李子龙余党，朱见深急需一个“可靠、听话、又能办事”的人组建秘密侦查机构，而常年在他身边、看似“忠诚可靠”的汪直，就成了最佳人选。
西厂统治
1477年正月，朱见深下旨设立“西缉事厂”，任命汪直为“钦差提督西厂官校办事太监”，负责“刺探臣民隐事，查察奸邪”。
与早已存在的东厂相比，西厂的权力更大。
东厂仅负责京城及周边地区的侦查，西厂则可跨省办案；东厂官员需受锦衣卫制约，西厂则直接对皇帝负责，甚至有权监督东厂与锦衣卫。
朱见深之所以赋予西厂如此大的权力，本意是让汪直“快速查清隐患”。却没想到，这一决定让汪直的欲望彻底失控了。
当时，汪直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张西厂势力。
他从锦衣卫中挑选精干校尉，又从宦官中招募亲信，短短一个月内，西厂官校就达到了数千人。
为了“立威”，汪直还将目标对准了朝中大臣，以“查贪腐、捕奸邪”为名，大肆逮捕官员。他办案不讲证据，只凭举报或猜测就抓人，且手段残酷，动辄动用酷刑逼供，一时间，京城官员人人自危，上朝时都要与家人告别，生怕一去不回。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杨晔案”。
杨晔是杨荣的曾孙，任福建建宁卫指挥同知，因被人举报“贪赃枉法”，被汪直下令逮捕至京城。
在西厂狱中，汪直动用“弹琵琶”等酷刑，逼迫杨晔认罪。杨晔不堪折磨，不仅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还被屈打成招，供出了朝中数十名“同党”，包括兵部尚书项忠、户部尚书李敏等重臣。
最终，杨晔在狱中被折磨致死，项忠、李敏等人虽因证据不足未被定罪，却也被罢官或调离京城。
此案过后，西厂的威慑力达到了顶峰，“汪直”二字成为朝臣眼中的“催命符”。
除了打压朝臣，汪直还将西厂变成自己敛财的工具。
他利用办案之机，向官员索要贿赂。愿意交钱的，即就有罪也可“从轻发落”；不愿交钱的，即就无罪也会被罗织罪名。
据《明实录》记载，汪直曾以“查贪腐”为由，逮捕江南富商百余人，逼迫他们缴纳“赎金”，仅三个月就搜刮白银数十万两，大部分流入自己腰包。
他还在宫中宫外建造多处豪宅，生活奢靡程度远超普通王公贵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