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创作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图片和文字均不涉及真实人物和事件。
为治好儿子让西医束手的怪病，夫妻俩耗尽家财，奔赴京城。“求您救救孩子！”面对厚厚的西医报告，胡同里的老中医摆手不看。他只为孩子搭脉、看舌苔，不过二十秒，便看着绝望的二人，平静地说：“这病很好治。”
01
一九九五年的夏天，暑气像是密不透风的棉被，将整个宏远机械厂的家属院捂得严严实实。知了在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搅得人心烦意乱。对于王建国和刘淑芬来说，这个夏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漫长，都要煎熬。他们的世界，从儿子王小军的身体突然出现异样那一刻起，就褪去了所有鲜亮的色彩，只剩下灰败和焦虑。
变化是从一根没吃完的冰棍开始的。王小军原本是整个家属院里最皮实的半大小子，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可就在那个午后，他举着最爱的奶油冰棍，舔了两口就说没胃口，蔫蔫地回了屋。起初，刘淑芬只当是孩子苦夏，没太在意。
可是，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小军的饭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从满满一大碗白米饭，到后来半碗都吃不进去。他开始不明原因地消瘦，原本那张晒得黝黑、透着红润的脸蛋，渐渐变得蜡黄，像是秋天里过早凋零的叶子。眼窝深陷下去，显得那双曾经神采奕奕的眼睛格外得大，却没了光。
王小军不再跟着小伙伴们疯跑了。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怔怔地望着窗外，一坐就是半天。有时候刘淑芬问他想什么，他也只是摇摇头，说身上没劲儿，想睡觉。那个曾经像小炮弹一样在家里横冲直撞的男孩，变得沉默寡言，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猫，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
02
“不行，得上医院看看。”王建国看着儿子日渐瘦削的脸庞，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是个钳工，一辈子跟冰冷的钢铁打交道，性子也像钢铁一样，倔强，现实，信奉眼见为实。在他看来，生了病就得去医院，让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用仪器检查，用科学说话。
于是，夫妻俩带着王小军，踏上了漫长而痛苦的求医之路。他们先去了市里的第一人民医院，挂了儿科专家的号。医生听完症状，开了一系列的检查单，抽血，验尿，验大便。小军的胳膊很细，护士扎了好几针才找到血管，孩子疼得哇哇大哭，刘淑芬在一旁跟着掉眼泪。
检查结果出来，一切正常。医生看着化验单，也有些纳闷，说可能是消化不良，给开了一些健胃消食的药。王建国和刘淑芬像接到了圣旨，千恩万谢地回了家。他们严格按照医嘱给孩子喂药，可小军的情况没有丝毫好转，反而连药都喝不进去了，喝一口吐一口，把黄色的胆汁都吐了出来。
王建国慌了，他又请了假，带着妻儿去了省城的儿童医院。这是全省最好的医院，他们觉得在这里一定能找到病因。他们挂了最贵的专家号，那位头发花白的老专家非常权威，态度也和蔼。他仔細询问了病情，又安排了更全面的检查，拍片子，做CT，甚至还做了胃镜。
八岁的小军被推进检查室时，紧紧抓着刘淑芬的衣角，眼里全是恐惧。刘淑芬心如刀割，却只能强笑着安慰他：“小军不怕，叔叔阿姨给你看看小肚肚，很快就好了。”可当检查室的门关上那一刻，她再也忍不住，蹲在走廊上失声痛哭。王建国默默地站在一旁，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
03
省儿童医院的检查结果更为详尽，厚厚的一沓报告单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数据和英文缩写。夫妻俩一个字也看不懂，只能满怀希望地将它们交到老专家手上。老专家戴上老花镜，一张一张看得极其仔细，时而点头，时而摇头，眉头也渐渐锁了起来。
“从检查结果来看，孩子的各项器官都没有发现器质性的病变。”老专家最终给出了一个让他们既庆幸又更加迷茫的结论。他扶了扶眼镜，继续说道：“我们怀疑是一种罕见的消化系统功能紊乱，也可能是内分泌方面的问题。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诊断依据。”
没有明确的诊断，意味着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案。专家们进行了一次会诊，尝试了几种不同的治疗方法，打针，输液，用上了当时最先进的进口药。小军的胳膊上布满了针眼，青一块紫一块，人也因为药物的副作用，精神更加萎靡。家里的积蓄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淌出去，可孩子的病，却像一团迷雾，丝毫没有散去的迹象。
漫长而无果的求医，像一块巨大的石头，沉沉地压在这个原本和睦的家庭之上。钱花光了可以再挣，可看着儿子一天天衰弱下去，那种无能为力的绝望，足以摧垮任何一个坚强的男人。王建国变得越来越沉默，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工厂里的活儿干得心不在焉，好几次都差点出了事故。
他开始失眠，常常在后半夜一个人跑到院子里，蹲在黑暗里抽闷烟。烟头的火光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忽明忽暗，映出满眼的疲惫和痛苦。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跑遍了所有的大医院，用了最好的药，却连个病因都查不出来。科学，这个他一直信奉的东西，在儿子的怪病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刘淑芬则变得神经过敏，像一根绷得紧紧的弦。她辞去了纺织厂的工作，一天二十四小时守着儿子，仔細记录他每天的体温、饭量、排便情况。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能让她紧张半天。她常常在夜里悄悄地哭，不敢让丈夫听见，泪水浸湿了枕巾，也浸透了她那颗濒临破碎的心。
夫妻俩的争吵也多了起来。有时候是因为治疗方案的分歧，王建国觉得应该继续相信大医院，换个专家再看看。刘淑芬却觉得孩子再也经不起折腾了，那些冰冷的仪器和扎不完的针，让她感到恐惧。有时候，争吵没有任何缘由，只是因为内心积压的焦虑和痛苦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而最亲近的人，往往就成了那个出口。
“你除了抽烟还会干什么！你倒是想个办法啊！”一次，刘淑芬看着丈夫又在院子里吞云吐雾，终于爆发了。
“我想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我把能跑的医院都跑了，我把能借的钱都借了！你让我怎么办？你告诉我！”王建国也红着眼嘶吼起来。
争吵过后，是更深的沉默和绝望。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变得死气沉沉，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苦涩的药味和挥之不去的压抑。
04
转机，出现在一个同样闷热的下午。刘淑芬的远房表姐从乡下来探望，看着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小军，和憔悴不堪的夫妻俩，也是唉声叹气。众人相对无言，坐了许久，表姐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拍大腿说道：“哎，我听说啊，京城那边有个老中医，可神了。”
“中医？”王建国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满脸的不屑，“那玩意儿顶什么用？不就是一些草根树皮，骗人的把戏。”
“话不能这么说，”表姐不乐意了，“我娘家邻居的三小子，得了个怪病，浑身发肿，医院也查不出毛病，都说不行了。后来就是被家里人抬着去京城找的那个老中医，几服药下去，人就好了。现在壮得跟头牛似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刘淑芬那双黯淡无光的眼睛里，像是瞬间被点亮了一颗微弱的火星。她追着表姐，仔仔细细地问那个老中医的地址，问得清清楚楚，然后用笔记在本子上，像是攥着什么稀世珍宝。
送走表姐后，刘淑芬拿着那个写着地址的本子，找到了王建国。“建国，我们……我们去趟京城吧。”她试探着说，声音里带着一丝恳求。
“去京城？去看那个什么所谓的神医？”王建国正在修理一个出了故障的收音机，闻言头也不抬，手里的螺丝刀却停顿了一下，“我跟你说，别信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有病就得去正规医院，那些江湖骗子，只会把人往死里耽误。”他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工厂里年年搞技术革新，他信的是数据，是图纸，是科学。对于“把脉”、“看舌苔”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他从骨子里就嗤之以鼻。
“可医院也治不好啊！”刘淑芬的声调猛地拔高，积压了许久的委屈和绝望在这一刻喷涌而出，“我们跑了多少家医院了？花了多少钱了？结果呢？小军还是一天比一天差！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就这么……就这么没了啊！”她说着，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下。
“现在就是最后一根稻草，我也得抓住！哪怕是骗人的，我也要去试一试！万一呢？万一真的有用呢？”刘淑芬的哭声里带着一种豁出去的决绝。
夫妻俩因此爆发了结婚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王建国斥责她病急乱投医，愚昧无知。刘淑芬哭喊着说他冷血，说他不心疼儿子。家里的碗碟被摔碎了一地，刺耳的破碎声像是这个家庭正在经历的一切。
争吵最终在王建国的一声怒吼中停止。他一拳砸在墙上，墙皮簌簌地往下掉。他没有再说话，转身走进了儿子的房间。小军被刚才的争吵声吓醒了，正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看着他。那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光彩，只剩下超越年龄的虚弱和无助。
王建国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住了，疼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所有的固执，所有的坚持，在儿子这双虚弱的眼神面前，瞬间土崩瓦解。是啊，科学又能怎么样呢？权威专家又能怎么样呢？当这一切都救不了自己的儿子时，再去坚持那些所谓的原则，又有什么意义？
第二天，王建国默默地去工厂请了长假。他从床底下拖出一个落了灰的木箱子，里面是家里仅剩的一点积蓄，还有几件准备过冬的厚衣服。他对正在给儿子擦拭身体的刘淑芬说：“收拾东西吧，我们去京城。”
刘淑芬的身体僵了一下，随即转过头，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这一次，是喜悦和希望的泪水。
05
北上的绿皮火车，在铁轨上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载着一家三口沉甸甸的希望和不安，驶向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巨大城市。九十年代的京城，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车水马龙，繁华得让人眼花缭乱。
对于王建国和刘淑芬这对从内地小城出来的工人夫妻来说，这里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格格不入。空气里都飘着一股让他们局促不安的味道。他们在离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大杂院里，租了一间狭小潮湿的平房。房东是个精明的本地老太太，张口就要了一个让他们咋舌的价格。
高昂的物价和内心的不安，像两座大山，压得夫妻俩喘不过气来。安顿下来的第二天，他们就按照表姐给的地址，抱着一线希望，开始寻找那个传说中的“孙氏医馆”。
地址上写的是“南锣鼓巷，黑芝麻胡同”，听起来就透着一股古旧的味道。他们坐着公交车，又换乘了好几次，才勉强找到了南锣鼓巷。这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与他们想象中那种清净的胡同完全不一样。他们牵着虚弱的小军，在纵横交错、如同迷宫般的胡同里穿行，问了好几个路人，才终于找到了黑芝麻胡同。
胡同很深，很窄，两旁是斑驳的灰色砖墙和紧闭的朱漆大门。越往里走，外面的喧嚣就越是遥远，只剩下头顶一线狭长的天空和脚下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路。按照门牌号，他们终于在一个毫不起眼的院门前停下了脚步。
这里没有任何招牌，只有一个因年深日久而变得破旧不堪的木牌，挂在门楣上。木牌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但仔细看，还能依稀辨认出“孙氏医馆”四个字。若不是特意来寻，谁也不会想到，这扇普通的木门背后，竟藏着一个医馆。王建国看着这简陋的门面，心里最后一点期望也凉了半截，这和他想象中“神医”的排场，相差实在太远了。
06
刘淑芬推开那扇虚掩着的木门，一股浓重得化不开的中药味扑面而来，带着一丝苦涩，也带着一丝奇特的安宁。院子不大，收拾得很干净，角落里种着几株叫不上名字的草药，长势喜人。正对着门的，就是诊室了。
诊室里的光线有些昏暗，阳光透过雕花的木窗棂照进来，在空气中投下斑驳的光影，能看到无数细小的尘埃在光柱中飞舞。房间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厚重的八仙桌，几把掉了漆的木椅子，还有一个靠墙而立的巨大药柜，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上百个小抽屉，每个抽屉上都贴着红纸黑字的药名。
墙上挂着几幅已经发黄的人体经络图，线条繁复，穴位精准，透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气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正戴着老花镜，坐在桌前，就着窗外的光亮，安静地抄写着什么。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布褂，神情专注，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他看起来和胡同口晒太阳、下象棋的那些普通老头儿没什么两样，平凡得不能再平凡。这让王建国心中的疑虑又加深了几分。他甚至开始后悔，自己怎么会鬼迷心窍，听信一个农村亲戚的传言，大老远跑到这里来。
诊室里还有另外两三个人在候诊，都安安静静地坐着，没有人说话，只有墙上一个老式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声音清晰可闻。这种安静的氛围，让王建国和刘淑芬也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找了个空位坐下，大气都不敢出。
终于，前面的人看完了病，抓了药，千恩万谢地离开。老人抬起头，目光落在他们身上，声音平淡地问了一句：“谁看病？”
“大夫，是我儿子，孩子他……”刘淑芬像是等待了许久的学生终于被老师点到了名，急忙拉着小军上前。她迫不及待地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那厚厚一摞在各大医院做的检查报告和病历，双手递了过去，“大夫，您先看看这些，这是我们在省儿童医院做的检查，CT、胃镜都做了，可是……”
老人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那沓厚厚的资料，却并没有伸手去接。他轻轻地摆了摆手，示意他们不用拿出来。这个举动让王建国心里“咯噔”一下，在他看来，不看这些现代医学最权威的检查结果，简直就是儿戏。
“让孩子坐。”老人的声音依旧波澜不惊。
刘淑芬连忙让小军在老人对面的凳子上坐好。老人没有说话，只是仔仔细细地端详着孩子的脸，那目光仿佛能穿透皮肉，看到内里去。他看了看小军蜡黄的面色，看了看他毫无神采的眼睛，又看了看他干裂的嘴唇。
“伸出舌头，我看看。”
小军听话地张开嘴，伸出了自己那薄薄的、覆盖着一层白腻舌苔的舌头。老人凑近了，借着窗光，看得十分仔细。
然后，他将三根手指——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轻轻地搭在了王小军那细得可怜的手腕上。他的手指干瘦，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稳定。他闭上了眼睛，眉头微微皱起，仿佛在倾听着什么。整个诊室里，瞬间安静到了极点，连墙上挂钟的滴答声，似乎都消失了。
王建国和刘淑芬屏住呼吸，紧张地盯着老人脸上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他们多希望从那张平静的脸上，看到一丝希望。王建国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一秒，两秒，三秒……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了。
大概过了二十秒，也许还没有，老人松开了手，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看着面前这对满脸焦虑、眼神里写满祈求的夫妻，用一种平静到近乎冷淡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出了一句让他们毕生难忘的话：“这病很好治。”
07
这五个字，像是一道惊雷，在王建国和刘淑芬的脑子里轰然炸响。他们愣住了，一时间竟没有反应过来。无数个日夜的奔波，无数次失望的诊断，无数位权威专家的摇头叹息，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病因不明，情况复杂”。可眼前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老人，只是看了看，摸了摸，前后不过半分钟，就给出了一个“很好治”的结论。
这怎么可能？
王建国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惊喜，而是愤怒。他觉得这是一种轻浮的、不负责任的、甚至是带有欺骗性的言论。他强压着怒火，用一种充满怀疑和挑衅的语气问道：“大夫，您连检查报告都没看，就说很好治？您知道我们为了这病，跑了多少家医院吗？省里最有名的专家都束手无策！”
面对王建国的质问，孙老并没有生气，甚至连脸上的表情都没有丝毫变化。他只是平静地看着他，反问道：“你们跑了那么多医院，花了那么多钱，孩子的病，治好了吗？”
一句话，噎得王建国哑口无言。是啊，他们做了最全面的检查，找了最权威的专家，可结果呢？儿子的身体还是一天天垮下去。
刘淑芬到底是女人，心思更敏感一些。她从孙老那平静的语气中，捕捉到了一丝强大的自信。她拉了拉丈夫的衣角，用带着哭腔的声音，小心翼翼地问：“大夫，那……那俺们家小军，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他这不是什么罕见的大病。”孙老这才开始解释，声音依旧不疾不徐，“西医的仪器，只能检查有形的病灶。比如哪个脏器长了东西，哪个指标出了问题。可你儿子的五脏六腑都没有坏，所以他们自然查不出什么来。”
“那他这是……”刘淑芬追问。
“这是‘肝郁脾虚，中气下陷’。”孙老说出了一个他们听不懂的词，“简单说，就是心里有郁结之气，堵住了，导致脾胃运化的功能失常了。吃下去的东西不能变成气血滋养身体，反而成了负担。人自然就日渐消瘦，精神萎靡。”他顿了顿，看着小军，“这孩子，是不是前段时间受过什么惊吓，或者生过一场大气？”
刘淑芬和王建国对视一眼，都愣住了。刘淑芬仔细回想了一下，猛地想起来：“有！有一次！大概是三个月前，他自己跑到河边玩，不小心掉进去了，水不深，但呛了好几口水，吓得不轻。回来后就发了高烧，当时我们也没在意，以为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
孙老点了点头，似乎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惊则气乱，恐则气下。小孩子元气尚弱，一口气没顺过来，郁结在胸中，肝气不舒，连带着影响了脾胃。这不是身体器官的病，是无形的气血出了问题。所以，这病，得从调理气机入手。”
08
孙老拿起桌上的毛笔，蘸了蘸墨，铺开一张泛黄的草纸，开始写药方。他的字写得龙飞凤舞，王建国一个也认不出来。他只看到上面写着柴胡、白术、茯苓、当归、升麻之类的药名。这些药，他似乎在镇上的药铺里都见过，都是些最寻常不过的草药。
写完药方，孙老将它递给刘淑芬，嘱咐道：“一天一副，早晚各一次，饭后温服。先抓三副，吃完再来复诊。”
王建国接过药方，捏在手里，那张薄薄的纸片，仿佛有千斤重。他看着上面的药名，心中的疑虑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深了。就凭这些普普通通的草药，就能治好连省城大医院都束手无策的怪病？这听起来，简直就像天方夜谭。
他拿着药方，按照孙老的指点，到胡同口的另一家老药铺去抓药。药铺的伙计接过方子看了一眼，麻利地拉开一个个药柜抽屉，用一杆小小的戥秤，精准地称量着每一味药。王建国站在一旁，看着那些干枯的草根、树皮、花叶被包进草纸里，心里五味杂陈。
“一共是……七块二毛钱。”伙计算盘打得噼啪响。
“多少？”王建国以为自己听错了。
“三副药，一共七块二。”
七块二毛钱。这个数字让王建国彻底懵了。之前在医院里，光是一项检查费，动辄就是几百上千。一瓶进口的药，更是要花掉他大半个月的工资。可现在，三副据称能治好儿子的“神药”，居然只值这么点钱。巨大的落差，让他更加坚信，自己是遇到了一个骗子。一个手法高明，懂得抓住病人心理的江湖骗子。
他黑着脸付了钱，提着那三包散发着浓郁气味的草药，回到了孙氏医馆。刘淑芬正扶着小军在院子里小口地喝水。看到他回来，刘淑芬连忙迎上来，满怀希望地问：“药抓来了？贵不贵？”
王建国没有回答，只是将药包往她手里一塞，冷冷地说：“你自己看吧。反正我是不信的。”说完，他一屁股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又开始抽起了闷烟。他决定了，让儿子吃完这三副药，如果没有一点效果，他就是绑，也要把妻儿绑回老家去，再也不信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了。
09
尽管心中充满了疑虑和不信任，但王建国并没有阻止刘淑芬给孩子熬药。或许在他内心深处，也还残存着那么一丝连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微弱的希望。他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在那个狭小逼仄的出租屋里，架起一个小煤炉，用一个从老家带来的旧砂锅，小心翼翼地熬着那包黑乎乎的草药。
中药的味道很快就弥漫了整个房间，那是一种复杂而奇异的气味，苦涩中又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甘甜。刘淑芬严格按照孙老的嘱咐，先用大火烧开，再转文火慢熬。她拿着一把蒲扇，蹲在炉子前，时不时地扇着风，控制着火候，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眼神却无比虔诚。
药熬好了，黑褐色的汤汁倒在碗里，还冒着热气。小军闻到那股味道，就皱起了眉头，不肯喝。这几个月来，他被各种各样的药折磨怕了。
“小军乖，喝了药，病就好了。”刘淑芬端着碗，一勺一勺地吹凉，送到儿子嘴边。
王建国在一旁冷眼看着，一言不发。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喝下第一碗中药的当天晚上，王小军就睡了一个难得的安稳觉。这几个月来，他总是睡不踏实，不是辗转反侧，就是被噩梦惊醒。可这一晚，他睡得很沉，呼吸均匀，小脸上甚至还露出了一丝放松的神情。
第二天，喝了第二剂药后，更加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当刘淑芬照例端上一小碗稀饭时，一直对食物毫无兴趣的小军，竟然主动开口说：“妈，我想吃馒头。”
这句话，让刘淑芬和王建国都愣住了。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刘淑芬激动得手都有些发抖，连忙从橱柜里拿出一个白面馒头递给儿子。王小军接过来，就着咸菜，竟然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小半个。
这个微不足道的变化，对于这个已经被折磨得近乎绝望的家庭来说，不亚于一道划破黑夜的闪电。刘淑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捂着嘴，眼泪夺眶而出。她不敢哭出声，怕吓到孩子，只能任由泪水无声地滑落。这一次，不再是绝望的泪，而是蕴含着巨大惊喜和希望的泪。
王建国也愣在了原地，手里的烟燃尽了，烫到了手指才反应过来。他看着儿子咀嚼食物的样子，喉结上下滚动，心中那堵由怀疑和固执筑成的坚冰，似乎“咔”地一声，裂开了一道缝隙。
10
三副药，很快就吃完了。王小军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他的饭量开始有了明显的增加，从半个馒头，到能吃下一个馒头，甚至还能再喝一小碗粥。他的精神头也好了许多，不再整天蔫蔫地躺在床上，有时候甚至会主动要求下床，在屋子里走走。虽然还是很容易累，但这已经是一个天大的进步了。
第四天，刘淑芬一大早就拉着王建国，带着儿子去复诊。这一次，王建国的脚步不再像第一次来时那么沉重和抵触。他虽然还板着脸，但眼神里却多了一丝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期待。
孙老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他给小军把了脉，看了舌苔，点了点头，说：“气机开始流转了，但中焦的淤堵还没有完全散开。继续吃药，不可中断。”他又提笔开了另一张药方，在原来的方子上加减了两味药。
拿着新的药方，王建国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去药铺抓了药。这一次，他抓了七副。在等待抓药的时候，他甚至还主动跟药铺的伙计搭了两句话，问了问某味药材的产地和功效。
日子就在一天天熬药、喝药中平淡地过着。随着治疗的继续，王小军的身体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好转。他脸上的黄气渐渐褪去，开始有了一丝血色。原本瘦得皮包骨的身体，也慢慢长了些肉。更重要的是，他恢复了孩子应有的活泼，开始对周围的事物重新产生了兴趣。他会要求父亲给他讲故事，会缠着母亲带他去胡同口看下棋。
家里重新有了笑声。这笑声，对于王建国和刘淑芬来说，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看到儿子的康复，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迅速的修复。他们不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而是共同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王建国负责每天生炉子，掌握熬药的火候，刘淑芬则变着花样给儿子做有营养又好消化的饭菜。
王建国彻底变了。他不再把中医斥为“封建迷信”，甚至还会拿着一本不知道从哪里淘来的《本草纲目》的残卷，一字一句地研究。他开始打心底里敬佩那位沉默寡言的孙老。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几根手指，就能探查到西医那么多精密仪器都发现不了的病因。这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却让他不得不服。
就在一家人都沉浸在喜悦和希望之中，以为一切都将这样顺利下去的时候，一个巨大的考验，却在悄无声息中降临了。
那是小军连续服药大半个月后的一个深夜。他突然开始发高烧，体温一度蹿升到三十九度五。紧接着，他的脸上、身上，开始冒出成片成片的红色疹子，又红又痒，看起来十分吓人。小军在床上痛苦地翻滚着，哭喊着，不停地用手去抓挠。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像一盆冰水，将王建国和刘淑芬从头浇到脚，让他们瞬间回到了最初的恐惧和绝望之中。“这……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刘淑芬抱着滚烫的儿子，吓得六神无主，声音都在发抖。
王建国那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在这一刻轰然倒塌。他脑子里“嗡”的一声，第一个念头就是：上当了！被骗了！那个老头子根本不是什么神医，他就是个庸医！是他的药吃坏了儿子！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这些草根树皮不能乱吃！”王建国双眼赤红，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他一把抢过床头剩下的药包，狠狠地摔在地上，“什么狗屁神医，都是骗子！把人越治越坏！庸医害人！”
他冲到门口，拉开门就要往外冲：“不行！马上去医院！去京城的大医院挂急诊！再吃他的药，儿子命都没了！”
“建国！你冷静点！”刘淑芬死死地拉住他，“现在三更半夜的，我们上哪儿找医院去？再说，我们得先去问问孙老啊！也许……也许不是你想的那样呢？”
“还问他？问他什么？问他怎么把我们儿子害死吗？”王建国彻底失去了理智，他用力甩开妻子的手，嘶吼道，“我当初就不该信你的鬼话！来这个鬼地方！我真是昏了头了！”
绝望、愤怒、悔恨，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几乎崩溃。他看着病床上痛苦呻吟的儿子，看着那些恐怖的红疹，之前孙老那句云淡风轻的“这病很好治”，此刻听起来就像一个天大的、恶毒的讽刺。他觉得，自己和这个家，被一个巨大的骗局给彻底毁了。
11
夜色深沉，胡同里寂静无声。王建国背起因为高烧而有些迷糊的小军，就往外冲。刘淑芬哭喊着在后面追，却怎么也拉不住这个被愤怒和恐惧冲昏了头脑的男人。她知道，一旦丈夫现在带着孩子去了西医院，那么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他们和孙老之间那点脆弱的信任，也将彻底断裂。
就在王建国即将冲出院门的那一刻，一个苍老而沉稳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站住。”
是孙老。他不知何时已经醒了，正披着一件外衣，站在诊室的门口。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让王建国那疯狂的脚步硬生生地停了下来。
“三更半夜，背着孩子要去哪里？”孙老缓缓走过来，昏暗的月光照在他须发皆白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去医院！”王建国转过身，眼睛血红，像一头困兽，“你看看你干的好事！我儿子被你的药吃成什么样了！发高烧，出红疹！你不是说很好治吗？这就是你说的‘很好治’？”他几乎是把每一个字都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孙老没有理会他的咆哮。他走到小军身边，伸手摸了摸孩子的额头，又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最后抓起他的手腕，再次搭上了脉。整个过程，他依旧是那么平静，仿佛眼前这个危急的状况，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
“把孩子放下来，让他平躺。”孙老对刘淑芬说。
刘淑芬六神无主，下意识地照做了。王建国还想说什么，却被孙老一个严厉的眼神制止了。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让狂怒中的王建国不由自主地安静了下来。
孙老回到屋里，很快拿出了一套银针。他让刘淑芬按住小军的手脚，然后捻起一根细长的银针，在烛火上烤了烤，找准了孩子身上的一个穴位，稳稳地刺了下去。小军的身体猛地抽动了一下。紧接着，是第二针，第三针……
王建国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想阻止，却又不敢。他看到孙老下针的手法极其娴熟，每一针都快、准、稳，没有丝毫的犹豫。随着几根银针刺下，原本还在躁动哭闹的小军，竟然奇迹般地慢慢安静了下来，呼吸也平稳了许多。
施完针，孙老才抬起头，看向王建国，缓缓开口说道：“你儿子的这个症状，叫‘瞑眩反应’。病邪在正气的攻击下，想要往外找出路，发于皮表，就会出现高烧、出疹子的情况。这非但不是病情加重，反而是病气外排，身体即将好转的大好征兆。若是在此刻用西医的法子强行把烧退下去，等于把已经冲到门口的敌人又给请回了屋里，那才是真正的坏事。”
“瞑眩反应？”王建国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半信半疑。
“《尚书》里说，‘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意思就是说，如果吃药后没有出现一些看似不舒服的反应，那这个病就很难根治。”孙老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源于古老智慧的笃定，“你以为治病是请客吃饭吗？是身体里的正气和邪气在打仗！打仗，哪有不留痕迹的？发烧出疹，就是战场打扫干净的标志。”
听着孙老的解释，王建国心里的狂怒和恐惧，渐渐被一种巨大的震撼所取代。他呆呆地看着床上已经沉沉睡去的儿子，小军的呼吸变得悠长，脸上的潮红也似乎褪去了一些。原来……是自己错怪他了？
12
那一夜，王建国和刘淑芬守在儿子的床边，一夜未眠。后半夜，小军身上的高烧真的开始慢慢退了下去。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屋子时，小军醒了过来，他身上的红疹也奇迹般地消退了大半，只留下一些浅浅的印记。
“爸，妈，我饿了。”这是小军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声音虽然还有些虚弱，但却充满了生气。
王建国和刘淑芬喜极而泣。他们知道，孙老说的是对的。这场看似凶险的风波，原来竟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王建国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为自己昨晚的鲁莽和无知羞愧不已。
他亲自去给孙老道了歉。孙老什么也没说，只是递给他一张新的药方，告诉他这是最后收尾的药了，再吃七副，孩子的病根就能彻底拔除。
之后的一切，都顺理成章。小军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他不仅饭量大增，个子也开始往上蹿，很快就把之前落下的营养都补了回来。他重新变回了那个爱跑爱笑的皮小子，每天在胡同里疯跑，把大杂院搅得鸡飞狗跳。
看着儿子在阳光下奔跑的健康身影，王建国常常会想起那个改变了他们全家命运的、前后不过二十秒的诊断。他终于明白，自己过去所信奉的“眼见为实”，是多么的狭隘。有些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比如中医所说的“气”，却真实地存在着，并以一种他无法理解的方式，维系着生命的运转。
一个月后，王建国和刘淑芬带着已经完全康复的王小军，去向孙老辞行。王建国从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装着他能凑到的所有钱，双手递了过去。
孙老却没有接。他只是按照之前的规矩，收了那几块钱的诊费。
“病治好了，就好好过日子吧。”孙老看着已经恢复了神采的王小军，脸上露出一丝罕见的微笑，“记住，小孩子，要让他顺心遂意地长。心里没疙瘩，身体才康健。”
回程的火车上，王小军靠在窗边，看着飞速倒退的风景，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刘淑芬靠在丈夫的肩膀上，脸上洋溢着久违的、安详的笑容。王建国没有说话，他只是紧紧地握着妻子的手，目光穿过车窗，望向那座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城市，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和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