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1974年被放，其中10人前往台湾，结局如何？

1949年10月1日，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但与这一片欢欣鼓舞的景象相反，另一伙人却是满面愁容，他们就是被关押在监狱里的战犯。

监狱外的一声声欢呼，刺耳又让人心慌，这代表他们将迎来暗无天日的监狱生活，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牢房了。

可谁也没想到，中国对战俘居然可以如此仁厚，甚至给他们机会与家人团圆。只是，出狱后的生活不一定就好，他们自己的选择造就不同的结局。

最后一批释放的国民党战犯中，有人选择留在大陆，也有人选择追随国民党去台湾。

在抗日战争时，共产党就主张善待战俘，即使面对那些残杀无辜百姓的侵略者，恨不得立即了结他们，也要克制自己的情绪。

新中国成立后，在大陆逃窜的国民党败军陆续被捕，战战兢兢开始阶下囚的生活。

经历过战乱的百姓都对他们深恶痛绝，只想将他们公开处刑，至于将他们放出监狱的事根本没有想过。

一些官员也提出，要严惩战犯，最好判他们死刑以平民愤。

可站得越高看得越远，毛泽东并不认同一刀切地处死所有战犯。毕竟一些俘虏早就归降，也有一些在抗日战争中有所贡献，要客观看待他们的功过。

且侵略者虽然已经被赶出国土，蒋介石也逃到台湾，但外敌仍紧盯中国的一举一动，蒋介石仍觊觎大陆。哪怕只是一件极小的事，被有心之人借题发挥，也可能演变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当时又是西方掌握国际舆论，无限放大中国的一点黑点，轻而易举就能在国际上抹黑中国形象。

新中国刚刚成立，还没站稳脚跟，稳住大局才是最要紧的事。那时怎么处理战俘是全国人民都关心的大事，国外媒体自然也会多有关注，这就成了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如果简单的把战俘都处死，或者留着他们在监狱里慢慢折磨，当然是国民乐意看见的。但西方就会大肆宣传，说中国残忍暴力，使其他国家对中国反感，挑动海外民众的厌中情绪。

蒋介石也会借机挑动仇恨情绪，让战俘的家人仇视共产党，加深两岸隔阂。

所以即便民众再怎么支持处死战俘，毛泽东都还是要求善待战俘，不给国外媒体抹黑的机会。且国民党中不乏一些爱国志士，只是各为其主，能化敌为友再好不过。

被抓入牢里的战俘，不但没有遭受想象中的严刑拷打，反而在劳动改造之余，还有学习放松的时间，生活规律养好了身体。

这有效堵住了西方的嘴，也维护了国内的长久安定，化解国民党战俘的敌对情绪。

1956年时，中国将一批改造后的日本战俘放归，这一举措使其他国家看到了中国的宽容大度，也让牢房里的国民党看见了生的希望。

眼见有着血海深仇的日本战俘都能回家，部分国民党战俘主动服软，积极配合思想改造，争取早日出狱。

被捕的国民党中，尤其是高级将领在重点改造行列。毕竟改造成功一百个普通士兵，都比不上一个将领弃暗投明的影响力。

一些高级战俘入狱前就一身的毛病，如果没有被捕，以他们自己的财力地位，也只是靠医疗多拖几年。而在共产党的悉心医治下，他们大病痊愈，身体甚至比从前更硬朗。

将心比心，大势已去的国民党会这样花费重金，竭尽全力医治他们的可能性极小。滴水之恩都当涌泉相报，何况救命之恩，他们之前再硬气顽固，也一点点软化了态度。

其中有些人出狱后，不仅自己投身新中国的建设，还给儿女后辈做思想工作，彻底放下了从前嫌隙。

这是毛泽东喜闻乐见的改变，能让他们转投共产党，总比一直带着仇恨情绪，继续参与内乱的好。

洗心革面，回头是岸

被释放的高级战俘中，有个叫杜聿明的人，他是国民党战俘中声望很高的一个将领，并且是一个爱国的人。

就算不熟悉这个名字，对他前女婿的名字也应该十分熟悉，他的前女婿正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杨振宁。而杨振宁能被争取来大陆，也少不了杜聿明的影响。

国民党里不乏一些尸位素餐的军官，无战事时就剥削治下的百姓，将自己的钱包装得鼓鼓囊囊。一旦起了战事，他们跑得比百姓还快，对侵略者畏畏缩缩，只想自己活命。

所以当时国民党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并没有多好，连一些普通士兵也会在背地里骂这些毫无作为的蛀虫。

一经对比，杜聿明就显得是股清流。

杜聿明当兵的初衷很简单，就是为了保家卫国。他家祖辈是封建地主，他的父亲是清末举人，却也是反封建的义士，甚至带头将当地清政府官吏赶下台。

所以受父亲影响，他虽然是封建地主家出生的小少爷，但从不会对民生疾苦视若无睹。他长大成人后，更是同情那些受压迫的贫苦百姓，厌恨腐败卖国的北洋军阀。

他希望自己能为国为民做些实事，于是毅然弃笔投戎，报考了黄埔军校。

在其位谋其职，杜聿明既然一开始就加入了国民党，自然就忠于国民党。两党敌对时期，他曾给红军带来不小的损失，优秀的指挥能力两党的人有目共睹。

迎战侵略者时他也毫不退缩，竭尽所能地保卫国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不小贡献。

因为感念他的这份功绩，想以他作为战俘们思想转变的突破口，共产党才会如此重视他的生命，免得被人攻击他们残杀功臣。

一开始杜聿明并没有什么求生欲，他想着自己一身病痛，连蒋介石都无意给他医治，又何况是曾经敌对的共产党。

再说他为国民党效力多年，要他立马改口臣服也是绝不可能的事。如果就这样病死在牢里，也许国民党还会因为他的忠诚，善待他的家人。

因此，杜聿明最初十分抗拒改造教育，摆出一幅拒不配合的姿态。

可共产党并没就此放弃，任他摆冷脸，不多说冠冕堂皇的废话，而是用行动说话。不仅给他用昂贵的进口药治病，还请来权威医生，更是为他的脊椎炎量身定做石膏板，让他在牢里能睡得安稳。

共产党为他费心费力，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杜聿明不是可以厚脸皮到依旧恶言恶语的人。而且既然有活着出狱的机会，他当然是想和家人团圆。

至于他之前誓死效忠的国民党，所作所为实在令人寒心。在不知他生死的情况下，蒋介石不但收回了对他家人的优待，还在他妻子走投无路，为儿子学业去借款时一点情面不给，吝啬的行为间接导致他儿子自杀。

两相对比，杜聿明也明白了谁才是真正可靠，值得他效力的那方。

所以在台湾和大陆都想争取杨振宁时，无论是杜聿明还是他的妻子，都劝杨振宁来大陆为国奉献，而不是去为国民党卖命。

可以说杜聿明是非常成功的改造案例，他带动了其他很多战俘转变态度。出狱后他也没想着再回台湾，而是留在大陆生活，从事文史工作。

但并不是每个战俘都有他这样的觉悟，及时醒悟开始新生活，其中也有顽固不化的人，始终对国民党抱有幻想。

他们成了战俘里的留级生，身边其他人或早或晚都出狱了，他们却一直留在监狱里，硬生生拖到最后。

入狱前还是满头黑发，出狱时已经两鬓斑白，不再有从前意气风发的模样。

1974年，国民党战俘放得都差不多了，最后一批待释放的战俘都激动地等着出狱那一天，雀跃的心情怎么也藏不住。

而在名单之外，还有13人未获得释放资格，一边羡慕将重获自由的狱友，一边冥顽不化。

他们可以说是真正难啃的“硬骨头”，明明也渴望出狱后的自由生活，却始终不愿改变态度。不知道他们是为了所谓的忠诚，还是为了死后可以让国民党给予他们荣誉称号，处处不配合改造，摆出死磕到底的架势。

偌大一个牢房，只留这几个人实在让人头疼，外界也好奇要怎样处置这种硬骨头。

他们入狱25年，如此漫长的时光，共产党给了他们多次机会，期间也没有虐待行为，仁至义尽。

在时间的冲刷下，他们的名字也被人们淡忘，根本没有几人在意他们的死活。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处死他们也不会有人多说什么，这估计也是他们为自己预设的结局。

然而，毛泽东却并没有这样做。他认为这些战俘已经耗成了老人，翻不起风浪了。且他们不是百姓熟悉的人，杀了也起不了什么正面作用，杀不如放。

于是，这13人出乎意料地被释放出狱，时隔25年，他们久违地再次见到监狱外的蓝天。

共产党也没有因为他们的特殊而监视，或限制他们的言行，而是彻底放他们自由。从他们走出监狱的那一刻，他们想做什么，想去哪里都可以，如果再犯罪就另当别论。

13人中只有3人主动要求留在大陆，剩余10人则是选择去台湾，他们分别是王秉钺、王云沛、陈士章、周养浩、段克文、蔡省三、张海商、杨南村、赵一雪、张铁石。

他们之中，有人是因为家人在台湾，单纯希望自己晚年能感受家庭温暖，有人则是任信任国民党，幻想自己可以以英雄的身份享一个荣耀的晚年。

共产党尊重他们的选择，不仅给每人发了补给，还统一安排他们去香港。

看上去一切都很顺利，就在他们满心欢喜，盼着国民党将他们风光接去台湾时，国民党的冷漠态度却让他们寒了心。

那时两岸关系紧张，台湾那边防贼一样防着大陆，对这些特赦出狱的前国民党官员也不信任。

台湾一方面怀疑他们是大陆放出的特务，一方面觉得他们已经没了利用价值，所以完全是以对待弃子的方式对他们。

不仅没有给他们的生活补贴，连满足他们与家人团圆的要求都不愿意，甚至放话要他们以大陆难民的身份申请来台湾。

难民，这是明晃晃的侮辱，也是直白的拒绝。这10人大梦初醒般，不得不面对残忍的现实，从美梦里清醒过来。

他们滞留在台湾，家人过不来，自己过不去，回想自己这些年的坚持，不知会不会觉得可笑又可悲。

其中，张铁石在大陆无亲，整日郁郁寡欢。后来又遭人骗财，他自觉人生无望，选择了自尽。

而能屈能伸的张海商、杨南村和赵一雪三人，在明白自己不可能得到国民党优待后，选择转投共产党。他们在共产党的安排下有了工作，发挥自己最后的价值，算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了一份力。

留在香港的有晚景凄凉的王云沛和后来成名的作家蔡省三，他们不再寄希望于国民党，二人自力更生。

剩余四人则是去了美国，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周养浩，曾经的“书生杀手”，国民党最厉害的特务之一，在狱中时还曾试图谋杀供认罪行的狱友。

另一个是段文浩，编造所谓的共产党黑料，凭本事在出狱后留下臭名。

周养浩在见识了国民党的冷血后，终于认可共产党难得的仁厚，在狱中未曾反省忏悔的他，反而出狱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他的身份曾引来外国媒体采访，记者认为这样一个始终不服软，忠于国民党的前特务，对共产党应当是恨之入骨。可令他们失望的是，周养浩没有半句抱怨或抹黑，而是客观表述了自己对共产党的感激，反思自己的过错。

在段文浩大肆散播虚假谣言，扭曲事实，污蔑共产党时，他也曾站出来反驳，为共产党正名。

由此可见，共产党善待战俘的做法，比起简单粗暴的处死，收益要大得多。

虽然不是每一个战俘都真心悔过，但从内部瓦解了这些本就不怎么团结的战俘，总体来说大大降低了战俘出狱后作乱的风险。

共产党给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也不干涉他们出狱后的选择。甚至在了解到各地排斥出狱战俘，给出狱战俘的生活造成影响后，还出面调解过。

只是有人抓住了这递到面前的橄榄枝，而有人则是一条道走到黑，拒绝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