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长安和洛阳就像拳击台上的一对亲兄弟，常常打得头破血流，却联手占据了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中心地位。纵观历史的脉络，唐朝的“东西携手”其实和“东风劲”、“西风烈”都是一个逻辑，那就是“政治平衡”。
中国自有朝代以来就存在东西两大中心，若以潼关为界，夏、商在河南一带，西周在陕西关中一带，并逐步形成以洛阳和长安为中心的两大政治中心，这个格局直到宋朝才被终结。
一个王朝究竟定都长安（西风烈）还是定都洛阳（东风劲），亦或是两京制（东西携手），完全取决于当时的特定条件。
比如，刘邦建立西汉，之所以将都城定在长安，是因为他的帝国需要承继秦王朝的政治遗产，假如定都六国中任何一个王畿都不足以宣誓它的正统性。当年项羽以“衣锦还乡”为由要定都彭城，却被世人骂作毫无政治眼光的“沐猴而冠”，原因就在这里。
再比如，光武帝刘秀号称“复兴汉室”，却将都城定在了洛阳。除了当时长安究竟战乱，几乎成了废墟，不适合做都城有关，更重要的是他的两大政治基础南阳集团和河北集团都集中在洛阳周边，他这条真龙条子也离不开洛阳这汪政治活水。
那么“两京制”呢？
周王朝建立后，为了征服东夷部落，周公决定“分陕而治”，“西伯”召公留守镐京主持政务，“东伯”周公兴建成周（洛邑）作为第二中心，就近统治东夷部落。
这就是“两京制”的雏形，它是王朝在疆域扩张情形下所采取的“战备前移”。
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东西相博”,以至于迁都的情形，这背后其实都是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我们举两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东汉末年，汉献帝迁都长安。
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下令焚毁洛阳宫庙、民房，将汉献帝以及洛阳百姓强制迁徙到长安，给关东联军留下一座毁灭殆尽的洛阳旧都。后人以此责骂董卓残暴，其实这种批评太过浅薄。
作为政治家，董卓绝不可能意气用事，迁都背后的原因其实饱含了他的无奈和心酸。
我们知道，东汉帝国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皇权与豪门士族集团共治天下的模式，真正掌握帝国权力的其实是关东士族集团。所谓“关东士族集团”就是以洛阳为中心的门阀家族，包括早期的邓氏、马氏、梁氏、窦氏，以及后来的袁氏、杨氏、陈氏、荀氏等等。
东汉末期，皇权与士族集团的斗争非常惨烈，士族集团的内斗也近乎疯狂。但那都是“烂在锅里”的游戏，董卓这个西凉集团的代表人物却破坏了这个游戏规则。
董卓靠武力挟持皇权，等于剥夺了关东集团的特权，并且将他们的家族红利连根拔起了。所以，无论董卓如何示好拉拢，关东集团就是不配合，甚至组织起联军抗击董卓。
董卓被逼上梁山，只好釜底抽薪：关东集团容不下我，我就毁了关东集团的大本营洛阳，迁都长安，靠关中、关西集团重起炉灶。
我不是替董卓洗白，事实上，董卓根本不是为了取汉献帝而代之，而是挖掉帝国的烂根。比起曹操，他其实更像辅佐汉室的“周公”，只是在关东士族集团的笔下他必须是“贼”。
第二个例子，隋炀帝迁都洛阳。
跟董卓一样，隋炀帝也是一个被过度批评，甚至被误解的历史人物，人们将他的迁都洛阳，以及后来的迁都江都，都视作好大喜功、满足个人奢侈的昏庸之举。
其实很多人并未注意到一个不显眼的记载，江都并不是隋炀帝的终极目标，他心目中的都城其实是金陵（南京）。如果为了个人享乐，根本不需要这么大费周章。
那么，隋炀帝为何要这么折腾呢？理由很简单，他跟董卓一样，也是为了摆脱政治势力的掣肘，只是这一回那个阻力变成了“关陇集团”。
隋朝是依靠关陇集团，从北周宇文氏手上抢来的政权。不过，杨氏从关陇集团的一员变成了皇帝后，就必然会和关陇集团产生根本性的矛盾，因此隋文帝在世时就一直致力于削弱关陇集团。
杨广之所以能取代杨勇，并不是后人所了解的八卦原因，本质上，杨勇这个人跟关陇集团的关系太近，他如果当皇帝，一定会跟宇文氏一样，必然会走上被关陇集团干掉的老路。
杨广则不一样，他与江南士族集团走得比较近，连老婆都是南梁皇室后裔，而江南士族集团都是“过去时”，不成气候了，威胁不到皇权，这才是隋文帝废长立幼的根本原因。
好了，说到这里您大概也猜到隋炀帝迁都的原因了，没错，就是为了摆脱关陇集团的烂根：老子甩掉你们，到洛阳重起炉灶，将来再迁都到金陵，建立以江南士族集团的为根基的政权。
所以，将都城定在洛阳还是长安，从东往西迁，还是从西往东迁，本质上都一样——政治需要。
那么，唐朝为什么会实行“两京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