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情节存在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图片均源自网络；人名均为化名；旨在传播正能量/本文旨在宣扬人间正义、杜绝犯罪发生！
“老余，这份档案不对。”1970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档案员老李把一份泛黄的文件递到余德中面前，声音压得很低，“你看第25页，纸张颜色明显不一样，字迹也对不上。”
余德中接过档案，手指轻轻摩挲着那页纸，眉头越皱越紧。
窗外的梧桐树影在桌面上晃动，房间里安静得只听见翻动纸张的沙沙声。
“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改档案?”余德中抬起头，眼神凝重，“老李，这事恐怕不简单。”
01
1970年的南京，春寒料峭。某保密单位的档案室里，老李照例开始整理那些堆积如山的旧档案。这些档案大多记录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往事，经年累月下来，纸张都泛着陈旧的黄色，散发出一股霉味。
老李今年五十三岁，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二十多年。他做事向来细心，每一份档案都要仔细检查，该修补的修补，该编号的编号。这天，他拿起一份记录四十年代几起重要案件侦查过程的档案，准备重新装订。
档案很厚，足足有一百多页。老李翻到第25页时，动作突然停住了。
这一页的纸张颜色明显浅一些，和前后页面对比起来，差别很明显。老李凑近了看，发现字迹也不太对劲——虽然都是用钢笔写的，但墨水的颜色深浅不一，笔触的力度也不同。
他拿起放大镜，更仔细地观察。纸张的老化程度明显不对，这一页看起来像是后来替换进去的。
老李的心跳加快了。他在档案室工作这么多年，从没见过这种情况。档案是最严肃的历史记录，谁会去篡改它?
他没有声张，而是默默地继续检查下去。这一查，更让他心惊——同一批档案里，至少有七八份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有的是整页被替换，有的是某些段落被涂改，还有的是关键内容被整段删除。
这些被篡改的档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记录的都是四十年代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而被修改的部分，往往涉及某些行动失败的原因，以及参与行动的人员名单。
老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把这些档案小心翼翼地整理出来，锁进了保险柜，然后去找单位领导汇报。
单位领导听完老李的汇报，脸色变得凝重。“你先别声张，我马上向上级报告。”领导说完，拿起了桌上的电话。
三天后，一个由五个人组成的调查组悄悄进驻了这个单位。调查组的负责人叫余德中，今年五十八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员。四十年代，他曾在上海、天津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保密部门工作。
余德中第一次见到老李时，握着他的手说:“小李同志，你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些档案，可能牵涉到一个我们找了很多年的人。”
“什么人?”老李问。
余德中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一个影子。”
02
调查组在档案室里待了整整一个星期。他们把老李发现的那些有问题的档案全部调出来，逐页对照，逐字分析。
余德中发现，这些被篡改的档案集中在1942年至1945年期间，地点涉及上海、天津、重庆等多个城市。被修改的内容，大多与地下党组织的行动被敌人破坏有关。
更奇怪的是，每份档案里都提到了某些行动的知情者，但这些知情者的名单要么被删除，要么被篡改得面目全非。
“这不是普通的篡改。”调查组成员小王说，“篡改的人对这些案件非常熟悉，知道哪些内容是关键，哪些人需要被抹去。”
余德中点点头。“而且，这个人可能还在世，还有能力接触到这些档案。”
“那我们要怎么查?”小王问。
“从档案入手。”余德中说，“虽然很多内容被改了，但总有蛛丝马迹留下来。我们要把这些档案里反复出现的人名、地点、时间都梳理出来，找出规律。”
接下来的几个月，调查组的工作进展缓慢。他们发现，在这些档案中，有一个人物反复出现，但每次出现时的身份和代号都不同。有时候他叫“陈明”，有时候叫“李强”，有时候又叫“张伟”。这些名字都很普通，像是随手编造的。
更麻烦的是，关于这个人的具体信息几乎找不到。他就像一个幽灵，在历史的缝隙里穿行，始终无法确认真实身份。
“我们得找活着的人。”余德中说，“档案里的线索太少，只有找到当年的亲历者，才能还原真相。”
调查组开始寻访当年幸存下来的老同志。这个过程很艰难，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很多人或已离世，或记忆模糊。
1971年3月，调查组在天津找到了一位叫王建国的老党员。王建国今年七十二岁，四十年代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来转移到天津。
见到余德中时，王建国正在院子里晒太阳。他的头发全白了，背也有些驼，但眼神还很清明。
“王老，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些四十年代的事情。”余德中搬了把椅子坐在王建国身边。
“四十年代?”王建国笑了笑，“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你们想知道什么?”
“1943年，上海有一次行动失败了，您还记得吗?”余德中问。
王建国的笑容慢慢收敛。“记得。那次损失很大，好几个同志都牺牲了。”
“您知道是谁泄露的消息吗?”
王建国沉默了很久，才摇摇头。“不知道。当时我们怀疑过很多人，但最后也没查出来。”
“那次行动，知情的人有哪些?”余德中追问。
王建国皱起眉头，像是在努力回忆。“让我想想......有老刘、老陈，还有一个年轻人，姓什么来着......”
“姓周吗?”余德中提示道。
王建国抬起头，眼神有些惊讶。“对，好像是姓周。他是后来才加入我们的，当时年纪还很小。”
“您能描述一下他的样子吗?”
“这个......”王建国摇摇头，“时间太久了，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话不多，做事很谨慎。”
余德中正要继续问，院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走进来，看到余德中，愣了一下。
“建国叔，您在和谁聊天呢?”中年男人问。
“哦，这位同志想了解一些过去的事。”王建国说。
中年男人看了余德中一眼，笑着说:“建国叔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过去的事，很多都记不清了。”
王建国听了这话，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僵硬。他看看中年男人，又看看余德中，突然说:“对，我是记不清了。你们还是问别人吧。”
余德中心里一沉。他能感觉到，这个中年男人的出现，让王建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那位是......”余德中问。
“我邻居。”王建国匆忙地说，“天不早了，你们回去吧。”
余德中没有再多问，起身告辞。走出院子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看到那个中年男人正站在王建国身边，两人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回到住处，调查组开了个会。
“王建国肯定知道一些事。”小王说，“但那个中年男人一来，他就不敢说了。”
“我查过，那个人不是他邻居。”负责外围调查的小刘说，“王建国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妻，没有这个人。”
余德中靠在椅背上，点燃一支烟。“这说明什么?”
“说明有人在监视王建国。”小王说，“或者说，有人不想让我们查下去。”
“对方的能量不小。”余德中吐出一口烟，“能知道我们在调查什么，能安排人监视王建国，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
“老余，我们还要继续查吗?”小刘问。
余德中掐灭烟头，站起来。“当然要查。而且要换个方法查。”
03
从天津回来后，余德中改变了策略。他不再直接找当事人询问，而是把重点放在档案和历史文献上。
“活着的人会被威胁，会被收买，但档案不会。”余德中对调查组成员说，“只要我们足够细心，总能从档案里找到线索。”
接下来的几个月，调查组把所有能找到的四十年代资料都翻了个遍。除了官方档案，他们还收集了大量当时的报纸、杂志、个人日记、书信等。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每天，调查组的成员们都要面对堆积如山的资料，逐页翻阅，逐字记录。他们的眼睛常常熬得通红，但没有人喊累。
1971年8月，调查组有了新的发现。
小王在整理一批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张1944年的《申报》。报纸上有一条不起眼的新闻，报道了一起“地下党分子被捕”的案件。新闻很短，只有寥寥几行字，但提到了几个被捕人员的名字。
小王把这份报纸拿给余德中看。
“这几个名字，在我们整理的档案里都出现过。”小王说，“但奇怪的是，档案里记录的他们被捕的时间，比报纸上报道的晚了三天。”
余德中仔细看了报纸，又翻出相关档案对照。“时间对不上，要么是报纸报道有误，要么就是档案被改了。”
“我倾向于后者。”小王说，“因为这几个人的档案，都在老李发现的那批被篡改的档案里。”
余德中点点头。“继续查，看还能不能找到其他报道。”
又过了一个月，小刘在一本旧杂志里找到了另一条线索。这是一本1945年出版的文学杂志，里面有一篇回忆文章，作者是一位当年的地下党员，文章里提到了一次秘密会议。
文章写得很隐晦，但余德中还是从字里行间读出了一些信息。那次会议是在1944年秋天召开的，参加的人有七八个，讨论的是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文章提到，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讨论的行动就被敌人破坏了。作者在文章最后感叹:“至今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让我们付出了惨重代价。”
余德中让人去查那次会议的档案，但档案里关于会议参加人员的记录，已经被删得一干二净。
“又是这样。”小王有些沮丧，“每次接近真相，就会发现关键信息被抹掉了。”
“不，这次不一样。”余德中说，“虽然档案里的名单没了，但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找。”
“什么地方?”
“照片。”余德中说，“那个年代，重要的会议都会留影。如果我们能找到那次会议的照片，就能知道都有谁参加了。”
这个想法让调查组重新燃起希望。他们开始在各种渠道寻找1944年秋天的照片。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1年11月，一位退休的老机要员找到了余德中。
“余同志，我听说你们在查四十年代的事?”老机要员说，“我这里有点东西，不知道有没有用。”
他从一个旧皮箱里拿出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几张发黄的照片。
“这是1944年一次秘密会议的合影。”老机要员说，“当时我负责保管这些照片，后来机构调整，这些照片就一直在我这里。”
余德中接过照片，手微微有些颤抖。
照片上有八个人，站成两排。虽然照片很旧，但人物的面貌还算清晰。
“您认识照片上的人吗?”余德中问。
老机要员指着照片说:“这个是老刘，这个是老陈，他们都已经去世了。这个是老王......这几个我也不太认识，只知道代号。”
“代号是什么?”
老机要员想了想，说:“这个好像叫周刚，这个叫李明，这个......”
余德中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周刚?您确定?”
“应该是。”老机要员说，“我记得有人这么叫过他。”
余德中盯着照片上那个叫“周刚”的人看了很久。这是一个看起来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戴着眼镜，表情平静，站在第二排的最边上。
“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余德中问。
老机要员摇摇头。“不知道。我只负责保管照片，其他的不清楚。”
余德中把照片小心地收好，对老机要员说:“您帮了大忙。这些照片，我们要带回去研究，可以吗?”
“当然可以。”老机要员说，“本来这些东西就该交给组织，我一直留着，也不知道该给谁。现在交给你们，我也放心了。”
回到单位后，调查组立即开始查“周刚”的档案。
档案很快找到了。周刚，1915年生，江苏人，1938年入党，1942年调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调回内地，1951年在某市担任副处长职务，1954年因病去世，终年39岁。
档案看起来很正常，但余德中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查一下他的履历，看看有没有问题。”余德中说。
小王开始仔细核对周刚的履历。这一查，果然发现了疑点。
“老余，您看这里。”小王指着档案说，“周刚1942年到上海，1946年离开，在上海待了四年。但这四年里，他参与的几次重要行动，最后都失败了。”
“巧合吗?”
“太巧了。”小王说，“而且，每次行动失败后，周刚都能全身而退，没受到任何牵连。”
余德中沉默了一会儿，说:“查他的死因。”
小王翻出周刚的死亡证明。证明上写着，周刚死于心脏病，地点是某市人民医院。
“去那家医院查一查。”余德中说。
小刘立即动身前往那座城市。一个星期后，他带回了调查结果。
“老余，医院那边说，1954年的病历档案在一次水灾中毁掉了，现在找不到了。”小刘说，“我问了当年的几个老医生，他们都说不记得有个叫周刚的病人。”
“病历没了?”余德中皱起眉头，“又是这么巧?”
“而且，我查了周刚得的那种心脏病。”小刘说，“那是一种很罕见的病，发病急，死亡快。但奇怪的是，周刚发病前没有任何征兆，身体一直很好。”
余德中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步。
“调查组同志们，我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周刚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余德中说，“但要证明这一点，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怎么查?”小王问。
“从他的家人和同事入手。”余德中说，“周刚在那个城市工作了几年，总会有人认识他。我们去找这些人，看能不能发现什么。”
04
1972年1月，调查组来到周刚生前工作的那座城市。
这是一座不大的城市，人口不到五十万。余德中他们先去了周刚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但单位的人事档案室告诉他们，周刚的个人档案在几年前的一次整理中被销毁了。
“为什么销毁?”余德中问。
档案室的工作人员说:“因为他去世快二十年了，按规定，去世人员的档案可以定期销毁。”
“什么时候销毁的?”
“大概是1968年吧。”
余德中没有多说什么，转而去寻找周刚的同事和家属。
周刚的妻子已经去世了，但他有一个儿子，今年二十八岁，在一家工厂当工人。
余德中见到周刚的儿子时，对方正在车间里干活。他长得不高，皮肤黝黑，看起来很老实。
“我想了解一下你父亲的事。”余德中开门见山地说。
周刚的儿子擦了擦手上的油污，说:“我父亲?他去世的时候，我才十岁，记不得多少事了。”
“你记得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周刚的儿子想了想，说:“很严肃，话很少。我小时候有点怕他。”
“他平时在家做什么?”
“看书，写东西。”周刚的儿子说，“他有个书房，不让我和我妈进去。”
“那个书房现在还在吗?”
周刚的儿子摇摇头。“房子早就卖了，书房里的东西也都处理掉了。”
“都处理掉了?”余德中追问，“怎么处理的?”
“烧了。”周刚的儿子说，“我父亲去世前交代过，他书房里的东西，全都要烧掉，一张纸都不能留。”
余德中心里一动。“你父亲还交代过什么?”
“没什么了。”周刚的儿子说，“他走得很急，就交代了这一句话。”
从周刚儿子那里得到的信息不多，但余德中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些异常。
“一个人临死前，要求把自己的东西全部烧掉，这正常吗?”回到住处后，余德中问调查组的成员。
“不正常。”小王说，“除非那些东西里有不能让别人看到的内容。”
“对。”余德中说，“而且，周刚的个人档案也被销毁了，病历也找不到了，这一切都太巧了。”
“您是说，有人在帮他消除痕迹?”小刘问。
“很可能。”余德中说，“而且这个人，或者这些人，能量很大，能够接触到各种档案，能够左右档案的保管和销毁。”
接下来的几天，调查组继续走访周刚的同事。他们发现，认识周刚的人虽然不少，但对周刚的评价却出奇地一致——工作认真，为人低调，不爱说话。
“您能具体说说周刚是什么样的人吗?”余德中问一位曾和周刚共事过的老干部。
老干部想了想，说:“就是很普通啊，工作兢兢业业，从不出错，也不惹事。”
“他有什么特别的习惯或者爱好吗?”
老干部摇摇头。“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周刚这个人，就像空气一样，存在感很低。”
余德中问了好几个人，得到的答案都差不多。这让他觉得很奇怪——一个人工作了好几年，同事们对他的印象竟然都这么模糊?
“老余，我觉得不对劲。”小王说，“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和同事相处几年，总会有一些特别的印象。比如这个人爱喝茶，那个人爱抽烟，这个人脾气急，那个人性格慢。但周刚的同事们，说起他来全是一些大而化之的评价，没有任何细节。”
“这说明什么?”
“说明周刚刻意让自己变得不起眼。”小王说，“他不想让别人记住他，不想留下任何印象深刻的特征。”
余德中点点头。“一个地下党员，在敌占区工作时这样做可以理解。但新中国成立后，他为什么还要这样?”
“因为他还在潜伏。”小王压低声音说。
余德中没有说话，只是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就在这时，调查组的小刘突然跑进来。
“老余，我找到一个人，他说认识周刚!”小刘气喘吁吁地说。
“谁?”
“单位的老清洁工，今年七十多岁了。”小刘说，“他说周刚在的时候，他就在单位打扫卫生。”
余德中立即跟着小刘去见那位老清洁工。
老清洁工姓张，已经退休了，住在单位的家属院里。见到余德中，老张很热情，给他们倒了茶水。
“张师傅，听说您认识周刚?”余德中问。
“认识，当然认识。”老张说，“我在单位干了三十多年，周刚来的时候我就在。”
“您对他有什么印象?”
老张想了想，说:“这个人啊，挺怪的。”
“怎么怪?”
“别的领导，都让我们进办公室打扫卫生。”老张说，“但周刚不让。每次我要进他办公室，他都说不用，他自己打扫。”
余德中眼睛一亮。“他自己打扫?”
“对。”老张说，“而且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在办公室里烧东西。我有一次经过他办公室，闻到一股烧纸的味道，还看到窗户里冒烟。”
“烧什么?”
“不知道。”老张说，“但肯定是纸，我干了一辈子清洁，这点还是能分辨的。”
余德中和小王对视一眼，两人的眼神里都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
“张师傅，您还记得周刚的其他事吗?”余德中问。
老张想了想，又说:“对了，周刚这个人，从不和别人一起吃饭。单位食堂开饭的时候，别人都去了，他总是等大家吃完了才去。我问过他为什么，他说胃不好，要少吃多餐。”
“还有吗?”
“还有就是，他下班很晚。”老张说，“别人都走了，他还在办公室里待着。有几次我晚上加班打扫卫生，看到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余德中记下这些细节，又和老张聊了一会儿才离开。
回到住处，调查组开了个会。
“周刚的所有行为，都在刻意避免和别人接触。”余德中说，“不让人进办公室，不和人一起吃饭，下班后独自留在办公室。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不想让任何人发现他在做什么。”小王说。
“那他到底在做什么?”小刘问。
余德中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说:“我想，他可能一直在向外传递情报。”
房间里一片安静。
“老余，您是说，周刚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在当间谍?”小王小心翼翼地问。
“很可能。”余德中说，“而且他的任务可能不只是传递情报，还包括消除自己的痕迹，掩盖过去的罪行。”
“可是，他1954年就去世了。”小刘说。
余德中摇摇头。“所以我现在怀疑，周刚可能根本没有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