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你找谁？”
门只开了一道缝，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
“我……我找李秀兰。”我的声音在颤抖。
“你认错人了，这里没有这个人。”
说着，她就要把门关上。
我急忙用手抵住门，就在门被推开的那一瞬间，屋内的景象让我如遭雷击，整个人都傻在了原地。
01
我叫李建国，今年六十岁，刚刚从中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按理说，忙碌了大半辈子，退休后的生活应该是清闲自在，养养花，溜溜鸟，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可我这心里，就像是堵着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这块石头，就是我的大姐，李秀兰。
一个在我生命里消失了整整二十八年的亲人。
我的脑海里，大姐的模样永远定格在了她二十岁那年。
那时候的她，扎着两条又黑又亮的麻花辫，一双眼睛像是会说话，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
我们家在北方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穷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
大姐是家里最大的孩子，长得漂亮，心思也活络。
她总说，她不甘心像村里其他姑娘一样，早早嫁人，生娃，然后一辈子围着锅台和孩子转，把自己熬成一个黄脸婆。
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建国，姐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去大城市看看，去闯出个名堂来！”
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对外面世界的渴望，那是一种近乎执拗的光。
一九九七年的春天，村里刮起了南下打工的风潮。
大姐再也按捺不住了。
她不顾父母的劝阻，毅然决然地收拾了简单的行囊，揣着东拼西凑来的几十块钱，登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车站上人山人海，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煤烟味和离别的伤感。
大姐穿着一件崭新的红格子衬衫，在拥挤的人群中显得格外亮眼。
她冲着我和父母用力地挥手，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大声喊着：“爹，娘，建国，等我赚了大钱就回来给你们盖大房子！”
火车的汽笛声拉得很长很长，带走了大姐，也带走了我们全家人的牵挂。
最初的几年，大姐的信和汇款单成了家里最大的盼头。
每个月，邮递员那辆绿色的自行车都会准时出现在村口，带来大姐的消息。
信里，她用娟秀的字迹描述着那个叫做“广城”的南方大都市。
高耸入云的大楼，川流不息的汽车，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那些我们只在电视里见过的繁华景象，通过她的文字，变得鲜活而真实。
她在一家电子厂上班，她说厂子很大，有几千人，每天的工作虽然辛苦，但她觉得很充实。
她还说，她报了夜校，要学习文化知识，不能当一辈子流水线上的工人。
每次信的末尾，她都会写上一句：“一切安好，勿念。”
随信寄来的，还有她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百块或者两百块钱。
在那个年代，这笔钱对我们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靠着大姐寄回来的钱，家里翻新了漏雨的屋顶，给我交了学费，父母的脸上也多了些许笑容。
我们都以为，好日子就要来了。
大姐就像一只报喜的鸟，飞出了山沟，也一定会带着全家人的希望，风风光光地飞回来。
然而，所有美好的期盼，在大姐离开的第五年，戛然而止。
那年秋天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收到大姐的信，也没有收到她的汇款。
起初，我们以为是信件丢失了，或者是她工作太忙，耽搁了。
可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过去了，依然是杳无音信。
父亲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每天都蹲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眼巴巴地望着远方，一坐就是大半天。
母亲则整日以泪洗面，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秀兰，我的秀兰啊……”
我们慌了，彻底地慌了。
父亲按照旧信封上的地址，给大姐的工厂写了信去询问。
半个多月后，收到了回信，信是工厂办公室写的，上面只有短短几行字：李秀兰已于半年前离职，去向不明。
这几个字，像一盆冰水，从头到脚浇灭了我们全家人的希望。
一个大活人，怎么会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父亲不甘心，揣着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去了广城。
那座繁华的城市，对于一个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山里汉子来说，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
他按照地址找到了那个工厂，可门卫根本不让他进。
他在工厂门口守了几天几夜，逢人就拿出大姐的照片问，可没有一个人认识她。
半个月后，父亲回来了，人黑了一圈，也瘦了一圈，像是瞬间苍老了十岁。
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一个人坐在门槛上，一袋接着一袋地抽着旱烟，呛人的烟雾里，我看到了他通红的眼眶。
从那以后，寻找大姐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也成了全家人心头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我们也曾报过警，但得到的答复是成年人失踪，除非有证据表明受到侵害，否则很难立案。
在那个通讯和网络远没有现在发达的年代，想在茫茫人海中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02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我考上了师范，毕了业，当了老师，结了婚，生了子。
家里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可父母脸上的笑容却越来越少。
他们常常会拿出大姐那张已经泛黄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一看就老泪纵横。
直到他们相继离世，嘴里念叨的，依然是“秀兰”这个名字。
“建国啊，一定要……一定要找到你姐……”这是父亲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
父母的遗愿，像一座山，沉沉地压在我的心上。
现在，我终于退休了，有了大把的时间。
我必须去完成这个使命，不仅是为了父母，也是为了我自己。
我必须要知道，这二十八年，我那要强的大姐，到底经历了什么？她究竟是生是死，是好是坏？
我翻出了那个被我珍藏了多年的小木盒，里面装着大姐所有的来信，和那张她二十岁时拍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她，笑得那么明媚，那么无忧无虑。
我的手里，只有这张照片，和一个二十多年前的，早已物是人非的旧地址。
我知道希望渺茫，但我别无选择。
我跟妻子和儿子交代好了一切，独自一人，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阔别多年，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广城的变化早已天翻地覆。
高楼大厦如同雨后春笋般林立，交错纵横的立交桥让人眼花缭乱，地铁像巨龙一样在地下穿行。
这座城市的繁华和巨大，让我这个年过半百的人感到了一丝前所未有的陌生和无措。
我按照记忆中的旧地址，辗转了几趟公交车，才找到了大姐信中提到的那个工业区。
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让我大失所望。
原本成片的厂房早已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崭新的高档住宅小区和商业广场。
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二十多年的光阴，足以将一切旧的印记抹得干干净净。
我不甘心，在附近走访了许久，终于在一个老旧的家属院里，找到了一位当年在电子厂工作过的退休老工人。
老大爷很热情，但当他看到我手中大姐的照片时，只是摇了摇头。
“厂子太大了，几千号人，天南地北的，谁认识谁啊。”他叹了口气说，“十多年前厂子就倒闭了，工人都散了，各奔东西，哪还有联系啊。”
唯一的线索，就这么断了。
那一刻，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看着眼前陌生的城市，心里涌上一股巨大的无力感。
我该去哪里找？我还能去哪里找？
但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我不能让父母在九泉之下都不得安宁。
我在附近找了个便宜的小旅馆住了下来，开始了我的“大海捞针”。
我去了劳务市场，那里每天都聚集着成千上万的外来务工人员。
我拿着大姐的照片，一遍又一遍地向人询问，但换来的，大多是麻木和不耐烦的摇头。
我也试着去找了同乡会，希望能通过老乡的关系打听到一些蛛丝马迹。
可二十八年过去了，当年那一批出来打工的人，大多也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不知去向。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带来的钱越来越少，希望也变得越来越渺茫。
有好几次，我站在回乡的火车站售票口前，犹豫了很久，但最终还是转过了身。
我不能放弃，我总觉得，大姐一定还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里，等着我。
也许是我的执着感动了上天，就在我快要山穷水尽的时候，事情出现了一丝转机。
那天下午，我心情烦闷，就到旅馆附近的一个社区公园里散心。
公园里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在下棋、聊天。
我凑到一个棋局旁观战，和旁边一位看棋的老大爷闲聊了起来。
聊天中，我无意间说起了我来广城寻亲的经历。
老大爷听了我的故事，沉默了片刻，忽然盯着我问道：“你姐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是哪里人？”
我把大姐的情况和照片都告诉了他。
老大爷眯着眼睛，端详着那张泛黄的照片，像是在努力回忆着什么。
过了许久，他一拍大腿，说道：“诶，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了。”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很多年前了，得有二十年了吧，我那时候还住老城区，我有个邻居，好像就叫……秀兰，对，李秀兰！口音也是北方的，长得跟你照片上这个姑娘有点像，就是……人要憔悴很多。”
老大爷顿了顿，继续说道：“我记得她嫁了个本地的男人，是个干力气活的。后来我们那一片拆迁，他们好像就搬去了西边，一个叫‘西瓦弄’的地方。那地方乱得很，都是些穷人住的棚户区。”
“西瓦弄！”
这三个字，像一道闪电，瞬间照亮了我心中的黑暗。
虽然信息很模糊，而且时隔多年，但这是我一个多月来，得到的唯一一个可能有效的线索。
我激动得连声道谢，恨不得立刻就飞到那个叫“西瓦弄”的地方去。
我按照老大爷指引的方向，坐上了一辆通往城市西边的公交车。
公交车穿过繁华的市中心，驶过宽阔的马路，窗外的风景渐渐变得萧条起来。
高楼大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低矮破旧的民房。
路也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颠簸。
当我最终在“西瓦弄”站下车时，眼前的景象让我心头一沉。
这里和广城光鲜亮丽的市中心，仿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狭窄的巷子里，私搭乱建的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缠绕在头顶，遮蔽了本就不多的阳光。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下水道、垃圾和食物混合在一起的难闻气味。
两旁的房子大多是低矮的筒子楼，墙皮剥落，露出里面斑驳的红砖，阳台上挂满了晾晒的衣物，五颜六色，将本就拥挤的空间挤压得更加逼仄。
我想象过无数种找到大姐后的场景。
或许她嫁了个好人家，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因为某些难言之隐才和家里断了联系。
或许她自己做了小生意，成了一个精明能干的女老板。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她会住在这种地方。
我的心，开始不受控制地往下沉。
我拿着那张已经有些卷边的照片，硬着头皮走进巷子，小心翼翼地向路过的居民打听。
这里的人，似乎对外来者都抱着一种天然的警惕。
他们大多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然后冷漠地摇摇头，匆匆离去。
我的心，一点点地凉了下去。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我在巷子口的一家小杂货铺前停下了脚步。
03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正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择菜。
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走上前去，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问道：“大姐，跟您打听个人。”
我把照片递了过去。
老板娘放下手里的菜，接过照片，凑到眼前仔细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我，眼神里带着一丝狐疑。
“你找她干什么？”她的语气并不算友好。
“她……她是我姐姐，我从老家来找她的。”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老板娘的脸色缓和了一些，她叹了口气，朝巷子最深处一栋看起来快要散架的筒子楼指了指。
“三楼，最里面那家。”
我顾不上再问什么，踉踉跄跄地朝着她指的那栋楼跑去。
那栋楼，比巷子里其他的建筑更加破败。
楼道里没有灯，昏暗、潮湿，墙壁上布满了青苔，楼梯的扶手已经锈迹斑斑。
空气中那股刺鼻的霉味更加浓重了。
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每上一级台阶，我的腿都像是灌了铅一样沉重。
我既期待着能立刻见到大姐，又害怕看到我无法接受的现实。
那个爱干净，有洁癖，每天都要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大姐，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终于，我走到了三楼。
巷子最里面，一扇破旧不堪的木门出现在我眼前。
门上的油漆早已剥落殆尽，露出木头原本的颜色，上面还贴着一张早已褪色发白的福字。
门是关着的，但我能清晰地听到，里面传来一阵阵压抑的，微弱的咳嗽声。
就是这里了。
我站在门前，深吸了一口气，却怎么也无法平复剧烈跳动的心脏。
我抬起手，手臂却抖得厉害，仿佛有千斤重。
犹豫了许久，我终于鼓起勇气，叩响了那扇门。
“咚，咚，咚。”
三声沉闷的敲门声，在寂静的楼道里显得格外突兀。
里面的咳嗽声停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听到一阵拖沓的，缓慢的脚步声，正在向门口靠近。
“吱呀”一声，那扇破旧的木门，被拉开了一道狭窄的缝隙。
而面前的人顿时令我傻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