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一改生活习惯，聂凤智夫人何鸣对秘书说：今天老许不大对头

1973年11月28日，南京城被冷雨裹得灰蒙蒙的。军区司机照例把崭新的高级轿车停在招待所门口，可许世友皱着眉头，抄手就往旁边那辆掉漆的北京吉普走。“这么窄的巷子，坐那玩意儿回头还得倒车。”他撂下这句话，转身钻进吉普。铁皮座冰得硌人，他却像没感觉似的，一拉车门就催司机发动。那天在场的人都说：这位上将骨子里，还是个在山沟里摸爬滚打的硬汉。没人能想到，十二年后，他会突然对生活细节改了性子。

许世友一向把“简”字刻在额头。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宽裕了，他反倒不自在。南京的伙伴常见他拎着打杂的粗布口袋上街，辣椒、大葱就往里一塞，回营房提壶老白干，自得其乐。女儿回忆：“他一周不往郊外钻，就浑身不舒坦。”野外、猎枪、老酒，这三件东西，撑起了他的半个晚年。

喝酒的豪气，在北京的那顿“斗酒”中最出名。周总理笑着同他碰杯，酒一盏接一盏，许世友终于举手认输。饭后，总理一句“少喝点”，他嘴上答应，转头仍旧豪饮。多年积下的肝硬化隐患，就是从那时埋下。

打猎让他心静。德国造的双管猎枪擦得锃亮，野兔、山雉收进背篓，回来让司机、警卫一起分。中央发文禁止捕猎，他在文件旁批了行小字：“打猎不行，打鸟还成。”倔得像石头。后来身体发福、功夫荒废，他才把猎枪上锁挂墙，肉也少吃了。

衣着更简单。旧军装、圆头布鞋，看似寒酸，其实是他习惯的“战备状态”。换发新军装那年，通知一拖再拖，他整整念叨了半年。皮鞋从不碰，说鞋带一耽误，“仗都打完了”。他还让秘书去3053厂拣布头，自己编“布草鞋”，踏实又防滑。

许世友厌恶任何超规格待遇。南京夏天闷热，军区给他配空调吉普，同行戏称“巡洋舰”。他火冒三丈：“坐那么高级干啥？忘本！”车被他勒令退回仓库。工作人员只好趁他开会时，偷偷把旧吉普加装薄空调，外观一点没动，这才瞒天过海。

能让他转性的人寥寥无几。1958年，他主动下连当战士，站岗、扛沙包一样不少。连队张罗横幅欢迎，他冲着大喇叭吼：“吃饱了撑的？拆！”部队干部硬撑笑脸，三分钟把横幅撤得干干净净。

时间推到1985年3月，上海锦江饭店。中顾委华东组第三次会议在此召开，组织者把最豪华的十六层总统套房留给他。电梯门一开，厚绒地毯、柔软弹簧床映入眼帘，许世友脸色就沉了。服务员解释“这是最高标准”，他一句话：“搬铁架子来！”饭店没木板床，值班经理急得团团转，最终把几只长凳拼起，铺木板、套凉席。他满意地点头，在那块临时“床板”上整整睡了五晚。

会后主办方想他多住几天，他挥手：“浪费。”随即搬到设备一般的延安饭店。聂凤智、杜平也被他拉去“凑热闹”。同一次行程，他悄悄去华东医院体检。化验单显示：甲胎蛋白高得离谱。医生会诊结束，只敢私下把报告交给南京军区：高度怀疑肝癌。参会人员集体“封口”，连许世友也被蒙在鼓里。

同年7月底，南京军区再次接到病情更新——癌变可能性增加。医生建议减少应酬、戒酒。可是8月初，中顾委华东组第四次会议在青岛召开，他坚持去。一句“想再看看山东”堵住所有劝阻。山东，是他抗战、解放时打拼的第二故乡。

8月5日上午，代表团参观“向阳号”南极科考船。按照惯例，这类外出走马观花他从不参与。这天他却拄着拐杖，坚持登舰，还拍合影。甲板上风大，照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他罕见地一次没发脾气。工作人员暗自庆幸，唯独聂凤智夫人何鸣皱了眉。许世友拍完照，顺势要求去指挥舱看看。舷梯窄陡，他胖了一圈，上下都得人扶。若在往常，他肯定认为这是“麻烦别人”，当天却微笑接受，半拉半推地挪进了指挥席。许多人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他的作风。

下船后，众人安排午宴。鉴于医生叮嘱，筹委会临时决定把啤酒换成度数低的白酒，希望他看不出来。结果刚坐下，他抬手就是两大杯：“味淡！”催服务员换茅台。年轻姑娘愣住，他把杯子“咣”一放：“没酒请什么客？”几位老战友连忙劝，才稳住局面。酒换上，他又笑了，跟聂凤智碰杯，说：“这辈子咱怕是喝不了几回了。”一句玩笑，把座上人噎得说不出话。

酒席散去的傍晚，热闹忽然冷下来。许世友回到宾馆，难得自己穿衣坐等护士量血压。照顾他的护士后来回忆：“他那天不让我们多说话，像在想心事。”同一时间，聂凤智收到南京军区电话，确认癌变已极可能，不得不加强监护。何鸣想起白天的异常，悄声对秘书嘀咕：“今天老许不大对头。”短短一句，成了日后青岛会议最令人回味的注脚。

青岛会议结束后，许世友没有再远行。返回南京前，他缓缓走到码头，朝大海看了半分钟，随后转身上车。谁都没料到，那辆加装了小空调、外表破旧的吉普，在不久后成了他最后的出行座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