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三不”：不替古人改作文、不轻易说“没有”、不迷信权威

来源：程门问学 作者：万业馨

洪诚先生，字自明，号诵孙，安徽青阳人。1910年12月6日生。1931年入中央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从王伯沆、黄季刚先生学礼学、小学。毕业后曾任中学语文教师、中央大学中文系讲师、安徽大学国文系副教授。1955年调南京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教授，先后担任写作教研室主任、语言教研室主任，兼任《辞海》编委、分科主编，《汉语大词典》副主编。1979年，受教育部委托，主讲全国训诂学师资培训班。他带病坚持，终因胃癌恶化，于1980年1月21日不幸去世。

洪诚先生是著名三礼学家、训诂学家、汉语史学家。著有《训诂学》和《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所发表的论文《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论古汉语的被动式》、《王力〈汉语史稿〉语法部分商榷》、《读〈周礼正义〉》等深为学界重视。

《训诂学》是一部经典的入门教材，早期油印本曾在各大高校间翻印流传，1984年正式出版，深受陆宗达、徐复等先生推许。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将之列为文字学入门必读书。时隔三十多年，《训诂学》终获再版，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洪诚先生的嘉言懿行。

洪诚先生（1910—1980）

自明师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年了（编者按：本文写于1999年）。当初先生希望我们弟子四人各有所重，分别从词汇、语法、文字三方面入手从事训诂研究。而我自1982年承担文字学教学任务后，因工作需要，渐渐侧重文字研究。加之在本科学习时，稚气未脱，于人生与学术皆有着极为天真的想象，自然不可能真正了解先生。等到历经十年沧桑，立雪师门，又不意先生竟于一年半后辞世。因此，自知没有能力将先生的学术成就作一个全面的概括。然而，当年先生关于为人为学的言教、身教，却始终不敢忘却。

不要替古人改作文

进校后的第一年，先生曾为我们四人制定了一张紧凑的时间表，让我们每周按计划进行讨论，然后由先生答疑。因为提出的问题多是读不通的地方，因此有时便自然提到“破字”。先生常常一方面要我们多注意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指出假借字的作用是用字音表示词义，因此，明假借可破除字形束缚，直接从语言的角度研究词义转变分化的情况；另一方面又告诉我们，古代书面语言用字绝大部分是合乎规范的，假借字只占极少数，阅读时须以按照字义解释为原则，不可有成见在心，故意去找假借字，把说得通的字当作难解的字。再说，难懂的字不一定是假借字。至于衍文、脱文、省略等问题，更需要校勘的功夫、资料的积累乃至情理的推敲，决不能卤莽从事。总之，“不要替古人改作文”。在我的记忆中，先生多次强调过这句话。

“不要替古人改作文”，反映了先生对历史的尊重和严格的科学态度。先生曾盛赞清代学者程瑶田的《螟岭蜾蠃异闻记》：“他（按：指程瑶田）的方法是以目验为重，不轻信陈言。他为了一句话，为了一个螟蛉，经过长期反复多次的观察，不厌烦难，有见必录。这完全是一位唯物的自然科学家的作风。他的实验是在庚子、辛丑、壬寅三年中做的。在那一个时代中，他以一个经学家的身份，向‘奴子’请教，请教了三次，最后采用‘奴子’之言，以参订毛郑诸家之失，这是何等光辉的表现！”（《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3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生之所以称赞程氏，是因为程氏可贵的求实态度，而先生自己何尝不是如此！

例如，南北朝时期，系词已经大量出现，先生根据语言发展规律，对“系词产生于东晋”的观点进行质疑。在《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一文中，仅见于成段引文和注中的就有160个左右的例句作为分析和论证的依据，这些例句出于40余种典籍、文物资料和可供比较的字书、传疏与专著。而《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中，征引各种资料不下200种！

《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

然而先生从未满足于自己博览群书所形成的扎实功底，自始至终严于律己，事无巨细皆认真对待。先生不常做卡片，他的博闻强记，众所周知。有时我们随口提问，先生当即旁征博引，给我们以准确完满的答复。然而每周的答疑，他却要求我们提前把问题送去，精心准备，即使是记得的东西，也总要先查过才放心，从不肯苟且半分。有些问题，先生坦率地表示他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可暂时存疑或让我们自己再思考，从不强不知以为知。至于发表论文，更是谨慎严格。在先生的著述中，可以多次见到先生谦虚地将自己对语言现象的解释称为“主观的设想”，至于这个设想的理由能否成立，“再研究”；对不能断定的问题，则直言“还不清楚，待考”；对于尚未作过精确统计或核对的数据，从不贸然公布，只说曾“粗粗翻过，待考”。在先生心目中，训诂学是科学，而要从事科学研究，必须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不得半点虚假和主观臆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先生把“用自己的主观思想代替作品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即“替古人改作文”）”视为“性质最严重的错误”。即使是朱骏声这样的大家，先生也曾批评过他轻率破字的穿凿之举。

然而这种对古代语言资料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先生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相反，正是这种严格的科学态度，使得先生得到了理解古人语言的较大自由，从而发前人所未发。诚如何九盈先生所称：“一个受过现代语言学训练的训诂学家，他在处理古文献资料时，手段、方法、语言视野，往往为古人所不及。”（《二十世纪的汉语训诂学》，载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不要轻易说‘没有’

先生常常告诫我们，写论文必须反复推敲，一字一句皆不能掉以轻心，尤其在说“没有”时要十分谨慎。因为说“有”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有一个便可说“有”；而说“没有”则很不容易，一定要细细搜检，一个都没有才能下断语。先生对我们是这样说的，而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

翻检先生的著述，时常可以见到各种数据。例如：《论语》没有“此”字，《檀弓》只有一个“此”；《孟子》中除了居偏次的“斯”都当“则”讲；《左传》全书“斯”字虽不多，但用法和《论语》并没有两样。“斯”字，成七、成八、昭十、哀八有四个，另外，成十三、襄三还有两个；在《左传》、《论语》、《檀弓》、《孟子》，应对副词“然、否、唯、诺”后面不带“也”字；“斯”字在《檀弓》有51见，在《孟子》只有39见。

以上所述，只是先生在《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一文中的部分统计而不是全部，更不是先生披览古籍所作的全部统计。作为语文工作者，我们自然了解这些典籍的篇幅和分量，因此，先生多年来苦读语史文献的情况完全可以想见。记得当年每次到先生家中，见到先生除了吃饭、休息而外，总是孜孜不倦地伏案工作。等他住进医院，我们去看他，他总是先问学习情况，等到已经无力为我们讲解问题时，便叫我们不要去看他，以免浪费时间。最难忘的是先生处于弥留状态的那个下午，正值我去探望，他留给我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回去读书”。先生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最了解学术研究的甘苦，知道非全身心投入不能有所成就。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先生的教诲，即必须占有全部资料，才有充分的发言权。反之，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则决不能胡说八道。

尤为可贵的是，先生不仅遍览古代典籍与各种专著，而且十分重视出土材料。先生著述中不止一次地引用甲骨、金文、石刻碑文等资料，即以发表在《中国语文》1979年第5期上的《训诂杂议》而言，便已引用了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以及发表在1976年6、7、8三期《文物》上的云梦秦简的释文资料。

也正因为如此，先生在学术研究上获得了主动权，发议论时言必有据，说“没有”时理直气壮，引用说明语言发展的历史资料时，常常表现出史家的严谨作风。记得我们弟子四人向先生请教时，常有一种“安全感”，觉得先生的学识与胸怀有如大海一样宽广、深沉。因此，当我们完成论文之后，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失落感，我们是多么希望先生能为我们把关，能因我们学成而感到欣慰！

北师大翻印的《训诂学讲义》油印本

不要迷信权威

先生曾告诫我们：不要迷信权威。记得有一次我们曾就一位中年学者的论文请教先生，先生在高度评价了这位学者在那一时期的学术成就后，颇有感慨地说：一个人将成名未成名时的文章是最可看的，可是成名后，有的越来越好，有的反不如以前了，到那时看文章一定要注意思考。先生的话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人正确所以他伟大，但一个人伟大未必都正确。因此先生从不因人废言，也从不故步自封。

1979年秋天，先生受教育部委托举办训诂学培训班，用的是先生于1965年写就又经多次修改的《训诂学》讲义。课间休息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前来听课者的感慨：先生的课十分实在，讲义之中，绝无“水分”，所述皆为先生多年潜心研究所得；立法破法，均详征多种文献，所取皆第一手资料，使人不能不为之心折；尤为可贵者，凡引书，皆注明出处，凡转引他人论点或资料，均一一说明，无论鸿儒大师抑或无名小卒，一视同仁，从不掠人之美。大家风范，令人肃然起敬。

的确，先生对学识、资历不如他的人，对后学晚辈，从无骄矜之色；而对有影响的学者及论著，则能直陈不同学术见解，以诚相见。最明显的是与王力先生就汉语史方面诸多问题进行讨论的例子。先生很尊重王力先生，在《训诂学》等著述中，不止一次地引用过王先生的精辟见解。但另一方面，先生又根据自己在语言资料方面的深厚积累以及对语法规律的深入探讨，直抒己见，提出不同看法，而且处处言之有据，以理服人。

先生对他人如是，对自己则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册（1980新版）中曾说：“我一向以为系词始于东晋，盛于南北朝。1956年夏天，洪诚先生对我说，《论衡》里有许多系词的例子。我因此得以修正我的结论，谨此志谢。”而先生则在1964年以更翔实的材料并透辟的分析将系词产生的时代提到了西汉前期。

先生的一生，是热爱民族文化、献身科学事业的一生；先生的为人，实事求是，诚恳坦荡。今天，写下这些文字，既是为了纪念先生，也是激励自己，不忘先生的教诲，做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工作者。

己卯秋日改定于京西求阙斋

>原题《“三不”与科学态度：忆洪诚先生》，载《文教资料》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