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他一个大活人，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
“不好说。这地方，你看着亮堂，水深着呢。你再打听打听，要是还没消息，就赶紧回老家去吧，别问了”。
“我钱都快花光了，不找到人，咋个回去嘛”。
“那就去睡桥洞子。我跟你讲，这儿的桥洞子，你睡一天，就啥都明白了。也别怪我没提醒你”。
那人说完，端着饭盆子走了，留下搪瓷碗里一圈油渍，像个睁开的眼，直勾勾地盯着房梁。
一、
一九八九年的风，从四川大巴山吹到南海边，味道就变了。青龙村的风里是湿泥土和猪粪的味儿，吹到林秀娟脸上，像砂纸。深圳的风是咸的，带着海腥和工地上没干透的水泥味儿，黏糊糊的，粘在皮肤上，揭都揭不下来。
林秀娟就是跟着这股风来的。她在绿皮火车上坐了三天三夜，屁股底下垫着的麦秆坐垫早就被压得没了形状。
车厢里头，人的汗臭味，方便面的油料味，还有孩子憋不住的尿骚味，混成一锅黏稠的粥，泼在她身上。她不觉得苦，她只是饿。怀里揣着的干馍馍早就硬得跟石头一样，只能用茶缸里的开水一点点泡软了，和着唾沫往下咽。旁边一个去东莞打工的妹子看她可怜，分了她半个苹果，她用衣角擦了又擦，小口小口地啃，像是吃什么金贵的东西。
“大姐，去深圳找人啊”。妹子问。“嗯，找我男人”。林秀娟把嘴里的苹果咽下去，回了一句。“他在那边发大财了吧”。“发啥子财哦，一年都没个信”。
男人叫周志国，三十四岁，比她大三岁。在村里，周志国是个不一样的人。他是当年下乡来的知青，后来政策变了，别的知青都哭着喊着回城了，他却留了下来，娶了林秀娟。村里人背后都说林秀娟捡了个宝，一个村姑，嫁了个文化人。周志国确实有文化，会看图纸，会捣鼓村里那台三天两头罢工的抽水机。一年前，他说深圳那边有机会，建筑工地缺技术员，工资高，能挣大钱给娃儿治病，给家里盖新房。他说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像是深圳夜里的灯。
林秀舟信了。她给他收拾行李，两件换洗的汗衫，一双纳了三层底的布鞋。周志国临走前，塞给她一个生了锈的铁皮烟盒，叮嘱她收好。
“这里头是啥子哦”。她问。“没啥，一点念想”。周志国含糊地说。“我过去那工作有点特殊，跟外人，就别多提”。
林秀娟当时没多想，男人在外头闯，总有些门道。可周志国这一走，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只有三个月前寄来过一封信，信纸是那种粗糙的黄麻纸，上头的字迹潦草得像是鸡爪子刨出来的。信里就几句话，说他一切都好，让家里勿念，附了三百块钱。三百块钱，在青龙村是笔巨款。可那之后，就再也没了音讯。
家里的钱很快就见了底。小儿子半夜里咳得厉害，脸烧得通红，送到镇卫生院，医生说是肺炎，要住院，要用好药，一天就得十几块。家里的公婆急得天天抹眼泪，地里的活也荒了。林秀娟咬了咬牙，把家里那头正当壮年的耕牛给卖了。牛贩子压价压得狠，她跟人吵了半天，最后拿到手的钱，也只够将将凑一张去深圳的火车票和路上吃的干粮。
出发前那个晚上，她把那个铁皮烟盒找了出来。打开，里面没钱，没票，只有一张卷了边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年轻时候的周志国，穿着知青下乡时那种蓝布褂子，咧着嘴笑，露出一口白牙。照片背后，是一张小纸条，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地址：深圳，福田区，华富路，第七建筑公司。
这就是全部的线索。她把照片和纸条贴身收好，觉得这就像是丈夫给她留的路标。只要顺着这个路标走，就能把他从那个叫深圳的，满地是黄金的地方给拽回来。
二、
深圳火车站像个巨大的蜂巢，人嗡嗡地往外涌，又嗡嗡地往里钻。林秀娟背着一个打了好几个补丁的帆布包，被人群推着往前走，脚底下虚浮，像是踩在棉花上。高楼一根一根地戳在天上，把天空切成一条一条的。马路上跑的铁盒子比村里的牛还多，跑得飞快，喇叭声尖锐刺耳。她站在路边，手里捏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看了半天，愣是没看懂路牌上那些弯弯绕绕的字。
她找了个看着面善的年轻人问路，把纸条递过去。年轻人看了看，又看了看她，眼神里带着点说不清的意味。
“华富路？大姐，你这地址，怕是老黄历了哦”。“啥子老黄历，我男人去年还在那上班呢”。“那你男人没告诉你，那一片早都拆了？现在叫中心公园，搞绿化呢”。
林秀娟的脑子“嗡”地一下。拆了？那公司呢？人呢？她不信邪，又找了好几个人问，答案都一样。她只好花了两块钱，坐上那种叫“中巴”的铁盒子，颠簸着到了华富路。眼前哪有什么建筑公司，只有一片刚平整出来的黄土地，几个推土机停在旁边，像生了锈的甲壳虫。远处，几栋盖了一半的楼房孤零零地立着，挂着巨大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她不甘心，就绕着那片工地一圈一圈地走，看见穿着蓝色工服的人就上去问，把周志国的照片递过去，照片已经被她手心的汗浸得有些发软。
“师傅，你认不认识这个人？叫周志国，四川来的”。
“妹子，这工地上人来人往，跟流水一样，今天在这，明天就去别处了，谁记得谁啊”。一个河南口音的工头好心跟她说了几句。
她在工地周围转悠了两天，带来的干粮吃完了，晚上就学着那些找不到活干的盲流，在立交桥下面找个背风的角落缩着。桥上车来车去，震得头顶的水泥板直掉灰。她不敢睡死，总觉得暗地里有双眼睛在盯着她。深圳的蚊子也厉害，咬的包又大又痒，她挠得胳膊上腿上全是血印子。
第三天中午，她在工地旁边的一个临时食堂里要了一碗最便宜的白饭，就着自己带的咸菜疙瘩往下咽。食堂里人声鼎沸，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中年男人在她对面坐下，要了一瓶啤酒，几碟小菜。男人操着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看了林秀娟好几眼。
林秀娟没理他，埋头吃饭。她只想快点吃完，下午再去别的工地碰碰运气。男人突然开口了：“你拿个照片，到处找人？”。林秀娟抬起头，警惕地看着他。“我找我男人”。“你男人叫什么名字？”。“周志国”。男人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眼睛却一直盯着她。“你男人，是不是管工程质量的？”。
林秀娟心里咯噔一下。周志国在信里提过一嘴，说他是技术员，负责检查质量。“你认识他？”。她急切地问。男人没回答，放下酒杯，慢悠悠地说：“妹子，听我一句劝。深圳这么大，每天丢的人多了去了，跟针掉进海里一样。你一个女人家，在这瞎转悠什么用都没有。早点买张车票回四川吧，别找了”。
男人的话听着是劝告，可那语气，那眼神，让林秀娟后背发凉。“他是我男人，我娃儿他爹！我凭啥子不找！你是不是晓得啥子？你告诉我！”。她站起来，声音有点发抖。男人的脸立刻就沉了下来，刚才那点客气荡然无存。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骂了一句粤语粗口。“痴线！关我屁事！你再多管闲事，信不信我叫人把你丢到珠江里喂鱼！”。说完，他起身就走，脚步很快，像是在躲什么。
那天晚上，林秀娟在桥洞底下，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个男人的话像根刺，扎在她心里。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周志国的失踪，肯定没那么简单。第二天，她不再去工地瞎问了。她想，政府总能管吧。她打听到福田区街道办的地址，找了过去。
街道办里头，几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对着电风扇聊天喝茶。林秀娟走进去，站了半天，才有一个年轻姑娘不耐烦地问她：“干嘛的？”。“同志，我找人。我男人叫周志国，原来在华富路建筑公司上班，现在人不见了”。她把照片递过去。那姑娘接过照片，看了一眼，又听到“周志国”这个名字，捏着照片的手指明显停顿了一下。她抬头和旁边一个年长的同事对视了一眼，然后把照片还给林秀娟。“我们这查不了。外来人口登记不全，流动性又大，我们没法帮你找”。“那咋个办嘛？你们是政府啊”。“你去派出所问问吧”。姑娘说完，就低下头去整理文件，再也不理她了。
林秀娟心里憋着一股气，又跑去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态度好一点，给她倒了杯水，听她把情况讲了一遍。但当她提到周志国的工作是“管工程质量的”，那个民警的表情也变得有些微妙。他没有多问一句关于周志国工作的事情，只是拿出一个本子。
“这样吧，你把你的信息，还有你丈夫的信息登记一下。姓名，年龄，老家地址。我们有消息了，会通知你的”。民警的语气很公式化。“同志，你们能不能去工地上帮我问问？我男人到底是干啥子的，为啥子大家一听他的名字就躲？”。“我们会按程序办案的。你留个联系方式吧”。“我……我没有联系方式”。民警抬头看了她一眼，没再说什么，在本子上画了个圈。
从派出所出来，林秀娟站在太阳底下，觉得一阵眩晕。街道办，派出所，这些她以为能给她撑腰的地方，态度都敷衍得反常。他们好像都知道些什么，但又都像商量好了一样，什么都不肯说。丈夫周志国，到底在深圳做了什么？为什么他的名字像个禁忌，谁都不敢碰？
三、
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从几十块变成了几块，最后只剩下几个钢镚。林秀娟饿得前胸贴后背，晚上睡在桥洞里，白天就去那些招临时工的地方转悠，希望能找点活干，挣口饭吃。可她一个女人，又瘦又小，那些工头一看她就摆手，都愿意要力气大的男人。
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转机出现在一个露天的建材市场。市场里尘土飞扬，各种钢筋、水泥、沙石堆得像小山。她正准备穿过去，迎面走来一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男人。男人一边走一边抹汗，随手脱下身上的工服外套搭在肩上。就是这个动作，让林秀娟看清了他工服胸口上印着的厂徽——一个变形的“C”字，下面是四个小字“深圳城建”。
林秀娟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周志国寄回来的那封信里，信封上印的，就是这个标志！她几步冲上去，也顾不上唐突，一把拦住了那个男人。
“同志，等一下！”。男人被她吓了一跳，警惕地看着她：“干嘛？”。林秀t娟顾不上喘气，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那张已经起了毛边的照片，举到男人面前。“你认不认识这个人？他叫周志国，也是你们城建集团的！”。
男人低头看了一眼照片，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变了。他一把抓住林秀娟的胳膊，连拖带拽地把她拉到旁边一个堆满水泥袋的角落里。“你小声点！你是什么人？”。他压低了声音，眼睛紧张地四处乱瞟。“我是他老婆！我从四川来找他的！他到底咋个了？”。男人看她一脸急切，不像是说谎，这才松了口气，但声音依然很低。“你是周工的家属？哎呀，你怎么找到这来了。他……他半年前就不在工地上了”。“他去哪了？”。“我们都不知道。只听说，他去‘查事儿’了。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男人叹了口气，“我们老板还专门开会警告过，以后谁要是敢再提周工这个人，就立刻开除，工资一分都拿不到！”。
林秀娟的心沉了下去。老板亲自警告？这说明周志国的失踪，不是小事。“查啥子事儿？他一个技术员，能查啥子事？”。男人犹豫了，嘴唇动了动，像是有话不敢说。林秀娟看出来了，她抓住男人的袖子，带着哭腔说：“大哥，求求你了，你就告诉我吧。我娃儿在屋头还病着，等他爹寄钱回去救命。我就想晓得，他是死是活”。
或许是林秀娟的眼泪起了作用，男人咬了咬牙，凑到她耳边，说得又快又急。“周工这个人，犟得很，认死理。他走之前，偷偷跟我喝过一次酒，说他发现咱们之前干的那个‘东方大厦’的活儿，是个豆腐渣工程。图纸上的钢筋，实际用的少了一半，水泥的标号也不对。他还说，这事儿牵扯到不少人，上面下面都打点好了”。“那他……”。“他说他要去市委举报。我当时劝他，别那么冲动，那些人咱们惹不起。可他跟我说，‘老张，那楼要是塌了，里面住的，还有底下干活的，是几百条人命，我不能不管’。说完第二天，他就没来上班了”。
男人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林秀娟的心上。她终于明白了。丈夫不是抛弃了她们母子，他是去干一件玩命的事了。她想起丈夫寄来的那封信，信的末尾有一句话，被一团浓重的墨水给涂掉了。她当时看不清，以为是写错了字，现在想来，那被盖住的，会不会就是一句求救的话？
“大哥，那市委在哪？你晓不晓得？”。林秀娟抓着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男人没说地址，但“市委”这两个字，就像灯塔一样，给了林秀джи娟方向。她跑到路边一个卖报纸的报刊亭，花了一毛钱，问到了市委的大概位置。
她知道这一趟过去，吉凶难料。她可能会被人赶出来，也可能……会得到丈夫已经出事的噩耗。但她必须去。她回到桥洞，从帆布包的最底层，把那个铁皮烟盒又拿了出来。她把照片小心翼翼地藏进最贴身的内衣口袋里。照片的背后，周志国曾经用铅笔轻轻写过一串数字。她一直以为那是工地的电话，试着在公共电话亭打过一次，对方说是空号。但现在，她突然觉得，这串数字或许没那么简单，它可能是丈夫留下的另一个秘密。
她把身上最后几个钢镚拿出来，买了个白面馒头，又在路边的水龙头上喝了个水饱。然后，她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朝着市委大楼的方向走去。那是一栋灰色的，方方正正的建筑，门口站着两个穿着军装的卫兵，一动不动，像两尊石像。
林秀娟站在马路对面，看着那扇紧闭的铁门，手心里全是汗。她不知道自己这一步，是走向希望，还是走向更深的深渊。
四、
市委大院的门口，种着两排高大的木棉树，树叶在南国的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林秀娟在马路对面站了很久，看着人进进出出，有的坐着黑色的小轿车，有的骑着自行车，每个人都步履匆匆，表情严肃。她的心脏在胸腔里咚咚地跳，像一面被擂响的战鼓。
最后，她一咬牙，横穿马路，走到了卫兵的面前。卫兵的眼神像刀子一样，落在她身上。“什么事？”。“同志，我……我找人”。她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沙哑。“这里是市委办公厅，不是找人的地方。有事去信访办”。卫兵的语气很生硬，没有一丝通融的余地。“我找的人，他……他给你们市委写过举报信！”。林秀娟急了，把心一横，把最关键的话抛了出来，“他叫周志国，是来举报豆腐渣工程的！”。
“豆腐渣工程”这几个字，显然起了作用。那个年轻的卫兵愣了一下，和旁边年纪稍长的卫兵交换了一个眼神。年长的那个走上前来，重新打量了一番林秀娟。她的衣服又旧又脏，脸上带着风尘和焦虑，一看就是从外地来的。“你等一下”。年长的卫兵说完，转身走进了旁边的警卫室，拿起了电话。
林秀娟站在原地，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太阳火辣辣地晒在头顶，她觉得后背的衣服已经被汗湿透了。没过多久，大院里跑出来一个男人。男人大概三十多岁，穿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跑得很快，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嗒嗒的声响。
他跑到门口，先是看了一眼林秀娟，然后转向卫兵：“就是她？”。卫兵点点头。男人推了推眼镜，走到林秀娟面前，语气还算客气，但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这位同志，你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说。我是市委办公室的李秘书”。
她一边说一边哭，声音在空旷的门口显得格外响亮。几个路过的工作人员都停下脚步，好奇地往这边看。李秘书听到“周志国”这三个字的时候，脸色就已经变了。当林秀娟越喊越大声，他的脸色从惊讶变成了煞白。
他猛地一步上前，一把捂住了林秀娟的嘴，动作快得让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别喊！”。李秘书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丝颤抖，像是见了鬼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