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无双的任弼时，现在都没人知道，他到底有多么厉害

“只以人生原出于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

这是17岁的任弼时临行赴苏俄前，写给父母的信。此后近三十年，他几乎未曾为自己活过。

1950年10月27日，因长期劳累积病，任弼时病逝于北京，年仅46岁。

周总理得知噩耗，当场失声痛哭。毛主席亲自为他扶棺，久久不语。

他是我党“五大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位，他能带兵打仗，也能执掌大局；能定政策，也能调人事；上可理国，下能治军。

他是真正的全才，却未能活到半百。

最年轻的“五大书记”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万众瞩目。

广场上30万群众挥舞红旗，掌声如潮。礼炮齐鸣，红旗升起，新中国诞生。

可在这场历史性的大典上，人们却没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没站在毛主席身边。没登上城楼。甚至，连天安门广场也没能踏入一步。

他叫任弼时，党内“五大书记”之一。那一天，他正静静坐在玉泉山疗养所的廊下，靠一台旧收音机聆听广场上传来的实况广播。

身边是他的夫人陈琮英。广播里礼炮震天，他却低声叮嘱了一句：“胜利来之不易，要珍惜它啊。”

此刻的他，脸色苍白发虚，眼神却异常专注。他为这个国家的诞生，拼掉了太多，也失去了太多——最宝贵的，是健康。

早在此前多年，任弼时就患上严重高血压、糖尿病、脑动脉硬化。医生再三要求他停止工作静养，可他总说：“现在离不开人，我还能撑得住。”

1950年5月底，他从苏联治疗归国。医生希望他再休息几个月再考虑复职，可这位“最年轻的书记”根本不肯闲着。

6月25日，当他从广播中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立刻写信向中央请战：

“我回抵北京后已近1月，血压尚继续下降中（160左右），身体也觉得坚实一些……最近几天内，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4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劳。自然初期不要过分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

毛主席接到信后，第一时间给医生打电话，仔细了解病情。随后中央拍板，同意他“试做工作”，每日不超四小时。

可没几天，任弼时又把时间加到了五小时，很快又改成八小时。医生反对无效。他白天主持会议，晚上批阅文件，常常连饭都顾不上吃。

病房内桌案上堆满了报表、公文、党务材料，一摞摞叠到床边。

那年秋天，他的身体已经摇摇欲坠。可他仍不愿停手。

1950年10月27日，积劳成疾的他病逝于北京。

他走的时候才四十六岁。可他为党、为人民扛下的，是几十年的风雨与重担。

那天夜里，毛主席久久坐在灯下，一言不发。

周总理更是痛哭失声，不顾场合，几次失态落泪。

人们也许不知道，在毛、周、朱、刘、任五大书记中，任弼时是年纪最小的一位，也是最早离世的一位。

他是战略家的头脑，也是实干家的双手。能定国之策，也能带兵打仗；能整风整党，也能指挥前线。

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全才，却选择默默无声地走完了自己短暂而伟大的一生。

他没来得及见证抗美援朝的胜利，也没看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启动。但他用最后的几个月，铺好了前路。

党内的定海神针

他走得太早，甚至早到让许多人没来得及记住他。

作为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尽管肩负同样重要的职责，却长期被历史低调带过。

许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他曾是党内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是红军长征的重要决策者之一，是党中央在最艰难岁月里最坚定的组织保障者。

任弼时年轻时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人遭到屠杀。我党危如累卵。就是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八七会议”召开，年仅23岁的任弼时被选入中央政治局，成为党中央核心成员。

年纪轻轻的他，为什么能在关键时刻得到信任？

因为他沉稳、胆大、有主见，执行力极强，更重要的是，他从不为自己考虑。

大革命失败后，他转入地下，在白色恐怖下四处奔波。1928年底，他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前往安徽，不幸被捕。敌人没认出他身份，在押解途中，他冒死托人将自己“编造”的口供内容传送出去，以便组织做好应对。

审讯时，他经历了顶砖、跪铁链、老虎凳等多种酷刑，却始终坚持口供中那套“假身份”。敌人调派特务赴上海查验，因组织早有安排，未能识破，三个月后他被释放。

1929年底，他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再次遭到英租界巡捕逮捕。

那次更为凶险。他来不及处理身上材料，情急之下将文件吞下，仅被搜出一张月票。

敌人还是起了疑心，强行用电刑逼供。

他的后背被电得焦黑，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昏迷醒来，他仍闭口不言。

最终，他得以脱身，是因为周恩来领导的特科组织出手相救。

这些经历在他身上留下了终身后遗症。长征时他才30岁出头，却满脸疲态，眼圈黢黑，眉头紧锁，看上去像五十多岁的老人。

1936年，任弼时在陕北

他头晕、眼花、血压高，常年过劳。

他总是提到担心自己活不长久，所以要把有限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投入到工作当中。

1936年，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界会师。张国焘另搞一套，图谋另立“中央”，私设“军委”。那是党内分裂最严重的时刻。

任弼时一眼看穿他的野心，与贺龙、朱德等联名上书，坚决反对。他不仅在会上亮明立场，还在干部中密集工作，明确告诉大家：分裂党，等于毁了红军，毁了革命。

1936年11月，任弼时和彭德怀

张国焘恼羞成怒，数次试图整掉任弼时。

可任弼时始终不动声色，不争功，不斗狠，一句一劝，都是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

“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

这一句话，点醒了不少红军干部，也稳住了原本开始犹疑的队伍。

最终，红一、红二、红四三大主力成功会师，长征得以画上句号。而任弼时，是这场危机中关键的中流砥柱。

1940年3月26日，时隔多年重返祖国的任弼时回到了延安。

他刚到延安没几天，毛主席便提议他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由任弼时担任党中央秘书长，负责书记处的日常事务。

在战火纷飞、后勤匮乏的条件下，书记处的每一项安排，从党的会议纪要，到高层领导的伙食标准，甚至谁吃中灶、谁吃小灶，全由任弼时统筹。他事无巨细，井井有条，既抓大事，也不放过生活琐事。

1937年，任弼时和朱德在陕北

许多干部开玩笑说他是“党内的老妈妈”，其实那是大家发自内心的敬重。无论谁找他请示、汇报，他永远一脸耐心，从不摆架子。讲话温和，处事公正，极少动怒。对下不苛责，对上有分寸，是典型的“沉得住气，担得起事”。

在延安，他与周恩来同住一个窑洞，东西各一间。任弼时早晨习惯到外面走动透气，为了不惊扰周总理，每次都轻手轻脚，从窗户翻出去；而周恩来若一早咳嗽，也悄悄走出门，生怕吵到老任。

两人就在窑洞外面不期而遇，会心一笑。

任弼时的风格，是冷静、内敛、克己。他从不主动抢话，也不轻易表态，但一旦发言，总是一针见血、毫无废话。

贺龙曾感慨：“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誉、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时是内向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工夫,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
叶剑英则更直白：“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1926年3月，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

而康生这个名字，在延安整风时期是“风头最劲”的人物。

他在延安搞逼供信、揪“潜伏特务”，整得不少人几近崩溃。就是在那样紧张的气氛下，任弼时站了出来。

他多次向毛主席报告情况，指出这股风气不对，不能再继续下去。毛主席听取了他的意见，两人随后确定了整风的八字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中央还制定了九条指示，使整风运动迅速回归正轨。

当时都说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另一个就是任弼时。

康生当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任弼时正是他的老师。在党内资历、威望、作风等方面，任弼时都令康生敬畏。

而最让康生不敢轻举妄动的，是任弼时身上那种不掺杂任何私心的正气。他不图权，不营私，不搞小圈子，办事只讲原则。

1941年8月，中央将秘书长班子与书记处机构合并，任弼时全权负责。

延安整风、七大筹备、整顿军队、干部培训、组织系统重建……一项项复杂艰巨的工作，都落在他身上。

1943年3月，中共中央设立新书记处，由毛主席、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开始形成“三人书记处”的核心格局。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在一中全会上，任弼时与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一起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继续担任党中央秘书长。

此时的他，已是全党公认的“定海神针”。

主席登门吊唁，亲扶灵柩

1947年春，战火逼近延安，胡宗南重兵压境。

为了保存党中央这支最关键的指挥中枢，中共中央果断作出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转入陕北山区打游击。

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三人留下，组成“中央纵队”，仅八百余人，在大后方艰难坚持，随时准备转移。

为了稳住西北局势，刘少奇、朱德则率中央工委奔赴山西临县三交镇，继续统筹全国党务。

这支中央纵队，说是部队，其实更像一个流动的“战时政府”。

任弼时任纵队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叶子龙任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四人既管军队，又管组织、生活、政令，是“军政一肩挑”。

毛主席有一次笑着对任弼时说：“你们四个就是一个政府，要管理这个‘八百人的国家’，一定要把这个国家办好。”

这句玩笑里藏着多少信任啊。因为这“八百人”的队伍，就是共和国未来的脊梁。

1947到1948年，是解放战争最为吃劲的一段时间。全国战局尚未定型，敌军追兵如影随形。毛主席等人常在夜晚转移，有时一天换三处宿营地。

任弼时与周恩来、陆定一在陕北

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不仅指挥西北野战军抗击胡宗南，还要部署东北、华东、中原等战场的大战略，调配全国力量，协调东西南北四大板块的作战节奏。

在这一过程中，任弼时承担了极大的工作压力。

他既是司令员，又是联络人、勤务员、调度员，几乎什么都要亲自过问。

每到一处宿营，他要先确定安全地点，安排警卫警戒，查看电台通联，再组织灶务、分发物资。

他几乎不休息，白天忙部署，夜晚开会常常到凌晨。纵队里的干部说：“别看任弼时身体最差，干活却是最拼的一个。”

他特别关心毛主席的健康。有一次转移到一个小村落，任弼时走进毛主席所住的窑洞，突然停下脚步，四下张望：“这沙沙声是什么？”警卫员解释，是房东在屋里养蚕，蚕吃桑叶的声音。

任弼时皱了皱眉：“这会影响主席休息，明天把房换一下，我们住别处。”说完，立即安排换宿。他考虑的永远是他人，而不是自己。

可这时候的任弼时，身体其实早已严重透支。他早年坐牢受过刑，留下慢性伤；延安时期因过劳诱发高血压。到了陕北游击期间，病情迅速恶化。

他常常头晕眼花，夜间视物模糊，甚至连字都难以辨认。

1947年下半年，苏联医生米尔尼柯夫奉命来华，为我党主要领导人做全面体检。

当时医生说，所有高层领导中，只有任弼时的身体“令人忧虑”，情况已经很危险，建议立即停止工作，全面治疗。

毛主席听完，长叹一声：“他太累了。”

是啊，任弼时真的太累了。组织多次安排他休息，1946年曾让他短暂停职，1947年又在杨家沟疗养过一段时间。但每次休息不久，他就又返回岗位。因为战事吃紧，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展开，任弼时放心不下，主动要求参与部署。

几十年革命生涯，他好好休息下来的时间，真的屈指可数。

1948年1月12日，在杨家沟，任弼时坚持参加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并作了《关于土地改革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

在报告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新中国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在令人心痛的是，他却没能站上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

任弼时去世后，毛主席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

第二天上午九时，毛主席到任弼时家中，看着老战友静静地躺在灵柩中。他亲自为任弼时覆上党旗，久久不语。

他握着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的手，痛心地说：一定要扶养好孩子们，让他们好好学习，长大继承他们父亲的遗志。

随后，毛主席亲自扶着任弼时的灵柩，送至劳动人民文化宫。

三十多年的革命风雨，主席默默陪伴他走完最后一程。

不久后，他亲笔题写悼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51年7月18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安葬仪式，庄严肃穆。

任弼时的墓碑用汉白玉雕成，正面镌刻着毛主席的题字：“任弼时同志之墓。”

他离开得太早，但他留给党的，是一个“好管家”的背影，是信仰、纪律与公心的样板。

参考资料：

任弼时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历史贡献 袁涵怡　周树辉
论任弼时对党的军事 战略的历史贡献 姜晓德
任弼时与毛泽东默契又曲折的合作 何立波
“党的骆驼”任弼时 洪梦　成晓明
任弼时逝世：毛泽东登门吊唁 亲扶灵柩 武文笑
纪念任弼时诞辰111周年缅怀“党的骆驼”任弼时：两次被捕临危不惧 三个“绰号”彰显品格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