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叔借20万19年不还,直到他儿子考公政审那天,我一个电话打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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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创作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旨在探讨复杂人性与家庭关系,不涉及任何真实人物或事件。文中角色行为与观点仅为情节需要,不代表作者立场,请读者理性看待,切勿模仿或过度解读。

“你别逼我,再逼我,咱们连亲戚都没得做!”

电话那头,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丝恼羞成怒的威胁。

我握着听筒,另一只手无意识地在桌上画着圈,嘴角泛起一丝冷笑,对着空气轻声说:“亲戚?呵呵,你还知道我们是亲戚?”



01

我的故事,要从十九年前那笔二十万的借款说起。

那一年我才上小学二年级,对钱最模糊的概念,来自于学校门口小卖部里五毛钱一包的干脆面。

而二十万,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无异于一个关于宇宙大小的谜题,空洞,遥远,且毫无实感。

我只知道,那是一笔能让我的父母在接下来漫长岁月里,都无法舒展眉头的巨款。

小叔徐建军,是我父亲徐建国唯一的亲弟弟。

在我们那个重男轻女思想依然有残留的小地方,他是奶奶最疼爱的小儿子。

从小到大,小叔就比我父亲会说话,会来事,一张嘴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死的说成活的。

我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钳工,一辈子信奉的道理就是“踏实肯干”,而小叔,则永远在追逐着时代的浪潮,嘴里念叨着我们听不懂的“风口”和“机遇”。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个闷热的夏日午后。

小叔像一阵旋风冲进我家那间狭小的客厅,满脸红光,额头上挂着亮晶晶的汗珠。

他手里挥舞着几张花花绿绿的宣传册,唾沫横飞地向我父亲描绘着一幅南下经商的宏伟蓝图。

他说,他联系上了一个大老板,要在南方搞一个什么电子产品的代理,市场前景一片大好,只要前期投入一笔资金,不出三年,就能坐着等分红。

“哥,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想想,你跟嫂子累死累活一个月才挣多少钱?我这个项目,只要做成了,咱们老徐家就彻底翻身了!到时候,别说这破筒子楼,市中心的大平层,咱想买哪套买哪套!小帆上学,也得给他请最好的家教!”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狂热的光芒,仿佛金山银山就在他眼前。

父亲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他一辈子没离开过我们这个小城,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既向往又畏惧的复杂情感。

他拿起那份印刷粗糙的宣传册,翻来覆去地看,上面印着他不认识的机器和笑容灿烂的陌生人。

母亲在一旁,端来一盘切好的西瓜,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

她是个小学老师,比父亲要谨慎得多。

她试探着问:“建军,这事……靠谱吗?二十万可不是小数目,那是我们家全部的家当了。”

这笔钱,确实是我们家的全部。

里面有父母工作十几年省吃俭用攒下的血汗钱,还有爷爷奶奶去世时,留给我父亲压箱底的一部分遗产。

父亲原本打算用这笔钱,等我上初中了,换一套学区好一点的两居室。

小叔听了母亲的话,立刻把胸脯拍得“嘭嘭”响:“嫂子,你还不信我?我还能骗我亲哥不成?我把话放这儿,项目要是亏了,我徐建军三个字倒过来写!这钱算我借的,我给你们打借条,三年后,连本带利,我还四十万!”

“四十万”这个数字,像一颗炸雷,在小小的客厅里炸响。

父亲的呼吸都急促了些。

他是个钳工,靠着一双手在车间里磨零件,一个月工资不过千把块,四十万,是他不吃不喝干上几十年才能挣到的钱。

最终,父亲那点可怜的对未来的幻想,战胜了母亲的谨慎。

他把手里的宣传册往桌上一拍,下了决心:“建军是我亲弟弟,我不帮他谁帮他?这事,就这么定了!”

就这样,我们家那个装着所有希望的存折,被取空了。

我记得父亲从银行取回那二十沓用报纸包了一层又一层的现金时,手都是抖的。

小叔当着他们的面,仔仔细细地点了两遍,然后郑重其事地写了一张借条。

那张借条,后来被母亲锁进了床头柜最里面的抽屉,成了一个不愿被触碰的禁忌。

临走时,小叔意气风发,搂着我父亲的肩膀,好像一位即将出征的将军。

他说:“哥,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父亲笑了,那是我记忆里,他笑得最欣慰,也最苦涩的一次。

他或许觉得,自己这辈子虽然平庸,但能倾尽所有,为弟弟的宏图大业添上一把柴火,也算是尽了做兄长的责任。

然而,现实的冷水,总是浇得人猝不及防。

小叔的生意,像一场绚烂的烟花,升空时轰轰烈烈,消失时无声无息。

不到一年,消息就传了回来。

据说,他遇到的那个“大老板”是个骗子,卷了所有投资款跑了。

那二十万,连同小叔自己的几万块钱,就这么打了水漂。

小叔垂头丧气地回了老家,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主心骨,瘦了一大圈。

他跑到我家,一进门就跪在了我父亲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自己“没脸见人”。

父亲还能说什么呢?



他扶起自己的亲弟弟,嘴里反复说着那句苍白无力的话:“人没事就好,钱……钱慢慢再挣。”

这句“慢慢再挣”,就成了小叔十九年来的挡箭牌。

起初那几年,父亲偶尔也会在饭桌上,小心翼翼地提起还钱的事。

每到这时,小叔就开始了他的表演,不是说自己最近手头紧,就是说又看上了一个什么“新项目”,等挣到钱了“第一个就还我哥的”。

他说得多了,父亲也不好再逼他,只能把话咽回肚子里。

几年后,父亲常年劳累,加上心情郁结,身体垮了。

在车间的一次例行体检中,查出了肺癌。

这个消息,对我们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掏空了所有,还欠下了一屁股外债。

母亲那段时间,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她曾背着我,偷偷给小叔打过一次电话。

我躲在门后,听到她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建军,你哥现在等着钱救命,你能不能……先还我们一点?一万两万也行啊……”

电话那头的小叔,满口答应,说“嫂子你放心,我马上想办法”,可挂了电话,就像石头沉进了大海,再没了下文。

父亲最终还是走了。

临终前,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他攥着我的手,眼神涣散,断断续续地说:“帆帆,别……别怪你小叔……他……他也不容易……那张借条,要是……要是他不认,就……就算了吧……”

父亲的善良和宽容,成了小叔心安理得的护身符。

父亲走了,那笔债仿佛也跟着他一起被埋进了黄土里,再也无人提起。

这些年,我跟母亲的日子过得像一杯白开水,平淡,且带着一丝苦涩。

母亲为了多挣点钱供我上大学,提前办了内退,白天去超市做理货员,码放着一排排的罐头和饮料;晚上,她还要去小区门口的小餐馆,在油腻的水池里刷盘子。

一双原本拿粉笔、批改作业的手,被水泡得发白,指甲缝里总是藏着洗不掉的污渍和油垢。

我们家那台老旧的电视机,看了十几年,屏幕上已经有了一道彩虹,母亲也舍不得换。

她说,还能看,凑合着吧。

我知道,她是在替我还债,替我还父亲治病时欠下的债,也在替小叔,还他欠我们家的债。

反观小叔一家,日子却像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他虽然生意失败,但那张能说会道的嘴,终究是他的本钱。

他托关系进了一家私企当销售经理,凭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业绩做得风生水起。

没过几年,他家就买了我们那个小城里第一批的商品房,还买了一辆锃亮的小轿车。

小婶的朋友圈,是我们窥探他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窗口。

今天晒的是新买的名牌包,明天是一家三口去海边度假的照片,后天又是堂弟徐浩在某个昂贵的补习班里拿到奖状的合影。

徐浩从小到大,穿的是耐克,用的是苹果,过着我从未体验过的优渥生活。

每次看到这些,我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密密麻麻地疼。

母亲偶尔也会在我面前,看着窗外叹气:“要是那二十万在,你爸的病也许还能多撑几年,你上大学也不用那么省吃俭用,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不敢买。”

但她念叨完,又总是会自我安慰般地补充一句:“算了,都过去了。你小叔也不是故意的,他当年也是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都是亲戚,别去跟他要了,免得撕破脸,让你奶奶在地下也不安生。”

我工作后,手里有了点积蓄,也曾旁敲侧击地跟小叔提过几次当年的事。

他要么就搂着我的肩膀打哈哈,说:“哎呀,我们阿帆现在出息了,是大公司的白领了,还能在乎那点小钱?”

要么就拉着我的手,摆出一副语重心长的长辈架势:“阿帆你放心,小叔心里有数,从来没忘过。你看看你弟弟阿浩,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等他将来出息了,考上好单位,还能亏待了你和你妈?”

他的话术总是那么天衣无缝,既用亲情绑架了我,又把还钱的希望推向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未来。

久而久之,连我自己都快要相信,这笔钱,大概真的就要不回来了。

我把这件事,连同那些年所有的委屈和不甘,一起死死地压在了心底最深处,像一块沉重而冰冷的墓碑。

02

我以为,这块墓碑会永远立在那里,直到它和我一起风化成灰。

但生活总会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递给你一把锤子,让你有机会亲手把它砸得粉碎。

那天是个周二的晚上,我刚加完班回到家,母亲已经睡了。

我疲惫地瘫在沙发上,习惯性地刷着手机。

家族的微信群里,突然被一连串的红包和祝贺信息刷了屏,叮叮咚咚响个不停。

我好奇地点开,第一眼就看到了小叔发的那条消息,后面还跟了一个“普天同庆”的动态表情。

“各位亲朋好友,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家徐浩,经过不懈努力,成功考上了市里的公务员!笔试面试都是第一名!光宗耀祖啊!我们老徐家总算出个人才,以后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

消息下面,是一张红底的录取公示名单截图,堂弟徐浩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个。



紧接着,小叔又在群里发了一条长达五十多秒的语音。

我点开播放,他那充满了压抑不住的亢奋和自豪的声音,立刻从手机听筒里传了出来,响彻在寂静的客厅里。

他在语音里,先是感谢了各位亲朋好友多年来的“关心和支持”,然后开始大谈特谈自己的“育儿经”,最后,他又用一种近乎炫耀的语气,高声说道:“阿浩这孩子,就是给我们老徐家争光!以后大家有什么事,只要不违背原则,尽管开口!我们是一家人,以后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

群里立刻沸腾了。

远房的表舅第一个响应:“建军哥真是教子有方啊!阿浩这孩子从小就看出来有出息,以后前途无量!”

八竿子打不着的堂姑也发来一个大拇指:“恭喜恭喜!以后可得让阿浩多多关照我们家孩子啊!”

甚至连我妈那边的几个亲戚,也在下面随声附和,一片喜气洋洋。

我捏着手机,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捏得发白。

那些祝贺的文字和喜庆的表情符号,在我眼里,像一根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地扎着我的神经,扎得我鲜血淋漓。

我当然为堂弟的成功感到一丝高兴,毕竟他是无辜的,也是个单纯努力的孩子。

但小叔那句“以后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却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精准地捅进了我心里最柔软也最疼痛的地方。

我好过了吗?

我的母亲好过了吗?

我眼前,不受控制地浮现出这些年的画面。

母亲为了省下几块钱的公交车费,顶着炎炎烈日,从超市步行几公里路回家的疲惫背影;她那双因为常年浸泡在油污和洗洁精里而布满裂口和老茧的手;我们家那台看了十几年的电视机屏幕上,那道越来越宽的彩虹……

我又想起父亲临终前,那双因为病痛折磨而深陷的眼窝,和他充满遗憾与不甘的眼神。

我还想起我自己,整个大学四年,当同学们都在讨论去哪里旅游、买什么新手机的时候,我却在学校的食堂和图书馆里做着廉价的兼职,只是为了能减轻母亲肩上那如山一般沉重的负担。

而这一切苦难的根源,那笔本该属于我们家的二十万,却在十九年后,阴差阳错地成了小叔一家炫耀的资本,成了堂弟徐浩锦绣前程的垫脚石!

凭什么?

这个世界上,怎么可以有如此不公的道理?

十九年来所有的忍耐、顾忌、自我麻痹,在这一刻,被小叔那句轻飘飘的“都好过了”彻底击得粉碎。

我第一次如此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的亲情,在小叔那里,不过是他用来逃避责任、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们家苦难的完美借口。

那晚,我彻夜无眠。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地回放着过去十九年的点点滴滴。

小叔得意的笑脸,母亲疲惫的身影,父亲无奈的叹息,交织在一起,在我胸中燃起一团压抑已久的熊熊怒火。

这团火,烧掉了我对父亲遗言的最后一丝遵从,也烧掉了我对所谓“亲戚颜面”的最后一丝顾忌。

我不需要报复,但我需要一个公道。

一个迟到了整整十九年的公道。

03

下定决心是一回事,如何行动又是另一回事。

我不可能像个泼妇一样冲到小叔家里去大吵大闹,那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让自己沦为亲戚们的笑柄。

我需要一个机会,一个能精准地击中他要害,让他无法再用任何借口搪塞的机会。

这个机会,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

那个周末,我约了大学时关系最好的哥们儿张磊吃饭。

张磊毕业后也通过考试,进了体制内,现在就在市委组织部工作,一个外人看来相当体面和有权力的单位。

我们找了个路边的大排档,点了几个小菜,要了几瓶啤酒。

男人之间的友谊,往往就在这推杯换盏和胡吹海侃中得到升华。

酒过三巡,张磊开始跟我大吐苦水,抱怨最近的工作有多忙。

“你是不知道,最近新一批公务员录用,我们干部科天天加班加点地搞政审,头都快秃了。”

他灌了一大口啤酒,满嘴泡沫地继续说道:“政审这玩意儿,看着简单,就是填几张表,走访几个人。其实里面的门道多着呢。说句不好听的,祖宗十八代都得给你查个底儿掉。尤其是现在,对干部的要求是越来越严,越来越细。”

我心里一动,装作不经意地问道:“都查些什么啊?这么严格?”



“那可不!”张磊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除了常规的学历、档案、有无犯罪记录这些,现在对考生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审查得特别严。我跟你说个前两天刚发生的真事儿。有个小伙子,名牌大学毕业的,笔试面试都是第一,绝对的人才。结果我们一查,发现他爸是个‘老赖’,欠了好几家供应商的钱,被人告上了法庭,上了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你说这事儿,我们敢让他过吗?这要是以后提拔了,被人捅出来,说我们组织部识人不明,这责任谁担?没办法,直接就给刷掉了,可惜了。”

我端着酒杯的手,在空中停住了。

心脏,不合时宜地狂跳起来。

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平稳,追问道:“因为家里人欠钱不还,就……就直接刷掉了?这也算?”

“当然算!”张磊斩钉截铁地说,“这可不是小事。这叫‘家庭成员存在重大诚信问题’。你想想,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多重要?连自己家里人的债务纠纷都处理不明白,以后怎么能指望他去处理更复杂的群众工作?我们内部的说法是,这属于‘作风问题’的潜在风险,影响很大的。别说上失信名单了,就算没走到那一步,要是有大额的、长期的、有争议的民间借贷纠纷,被举报到我们这里,我们都得慎重考虑。一票否决虽然不至于,但肯定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减分项。”

张磊后面还说了些什么家长里短的抱怨,我已经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了。

他的那几句话,像一道刺眼的闪电,瞬间劈开了我脑中积郁了十九年的迷雾,照亮了一条幽暗、崎岖,却无比清晰的道路。

我明白了。

这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机会。

这就是小叔的“阿喀琉斯之踵”。

他把儿子的前途看得比天还大,而我手里,恰好握着一根可以刺穿他所有铠甲的、最锋利的矛。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后背渗出一层冷汗。

我竟然想用堂弟的前途,去要挟我的亲叔叔。

这听起来,何其卑鄙,何其冷酷无情。

徐浩是无辜的,他甚至可能都不知道这笔陈年旧债的存在。

如果因为我的一个举动,让他失去了这份来之不易、凝聚了他多年心血的工作,他的一辈子可能就此改变轨迹。

而我和小叔一家,也将从有着血缘羁绊的亲戚,彻底变成不共戴天的仇人。

可是,如果我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顺利通过政审,走上康庄大道呢?

那么,那笔二十万的欠款,就将永远成为一个被时光掩埋的秘密。

小叔会更加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儿子的荣光,继续扮演着他那个“教子有方”、“顾家好男人”、“成功大家长”的角色。

而我的母亲,将带着一辈子的遗憾和辛劳,在那个昏暗的老房子里,慢慢老去。

父亲的在天之灵,又如何能够安息?

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很久,从天黑坐到天亮。

窗外的夜色一点点褪去,晨曦的光芒像一把温柔的利剑,慢慢地刺破黑暗,渗透进来,最终落在了墙上父亲的黑白遗像上。

照片里的父亲,穿着他最喜欢的那件蓝色工装,憨厚地笑着,眼神一如既往地温和、善良。

我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耳边仿佛又响起了他临终前那微弱而急促的嘱托:“别……别怪你小叔……”

爸,对不起。

我心里默念着。

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我做不到像你那样宽厚,也无法再用那句苍白的“都是亲戚”来麻痹自己。

我不是为了报复,我只是想要一个迟到了十九年的公道。

为了你,为了我妈,也为了被这笔债偷走了太多快乐童年的我自己。

下定决心之后,我的内心反而前所未有的平静,甚至可以说是冷酷。

我没有立刻行动。

我知道,政审是一个需要时间的流程,我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打出我手中这张唯一的、也是致命的王牌。

几天后,机会来了。

我从小婶的朋友圈里看到了新的动态。

她发了一张徐浩正在认真填写表格的照片,照片的背景像是在某个单位的办公室里。

配发的文字充满了喜悦和期待:“政有引力,审以求真!我们家阿浩进入政审环节啦,一切顺利!儿子加油,未来可期!”



时机,到了。

04

我特意找了一个周四的下午,确认母亲去参加老年大学的书法班,一时半会不会回来。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反锁了门。

我坐在书桌前,看着手机通讯录里那个滚动了无数遍、却已经很久没有拨出过的名字——“小叔”。

我做了几个深呼吸,试图平复那颗在胸腔里剧烈跳动的心脏。

我的手心,已经渗出了细密的、冰冷的汗珠。

我知道,这个电话一旦打出去,很多东西,就再也回不去了。

那层维持了十九年、薄如蝉翼的亲情伪装,将被我亲手撕得粉碎。

最终,我还是按下了那个绿色的拨号键。

电话里传来“嘟……嘟……”的等待音,每一声,都像一记重锤,敲在我的心上。

响了大概五六声,电话被接通了。

那头立刻传来了小叔喜气洋洋、中气十足的声音,背景里还隐约有些嘈杂,像是在和什么人吃饭。

“喂,阿帆啊!怎么想起给小叔打电话了?是不是看到你弟弟的好消息,来祝贺的啊?哈哈,小叔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他的语气,充满了长辈的熟稔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炫耀。

我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送上祝贺,也没有半句寒暄。

我用一种自己都感到陌生的、近乎冷漠的平静语气,清晰地、一字一顿地,直接问道:“小叔,政审的同志要是问起咱们家那二十万,你希望我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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