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易学在蜀 于兹为盛 ——宋代巴蜀易论文献纵论‖潘悦

易学在蜀 于兹为盛

宋代巴蜀易论文献纵论

潘 悦

宋代是蜀中易学的繁荣时期,名家辈出、著述宏富、流传广泛。这一时期,众多巴蜀易学家集杂为醇,锐意创新,积极参与易学问题讨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易学文献,数量众多、形式多样,有传注、论著、考证、图说等多种著述形式,仅仅收入《四库全书》的就达18种。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材料值得关注,即单篇论《易》之文。

议论是经典诠释和探讨义理的学术行为,自先秦诸子便已有之,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篇章结构逐渐完善,约于两晋时期形成“论”这一文体。“论”的形成,与对《易》的诠释有着密切关系。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言“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颜真卿《颜氏家训·文章》亦言“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周易》的“十翼”,皆为释理之文,是后世论体文之发端。刘永济校释《文心雕龙·论说》篇,称“六朝论著之文,以三学为其宗:一曰《易》,二曰老庄,三曰佛”,并列举论易学论著10篇,其中半数以上已亡佚,现存阮籍《通易论》、殷浩《易象论》、刘惔《易象论》、庾阐《蓍龟论》,但却并无巴蜀学者的易论传世。及至宋朝,议论已形成重要的学术形式,除专门的“经论”文之外,书信赠序、论著之序跋乃至议政之文中皆有大量“论经”之言。

所谓易论,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上讲,易论是诠释《周易》经传和讨论易学问题的论说体文章,如苏洵《易论》、杨绘《论重卦》等。广义上讲,则不以文体为限,凡以“论易”为主要内容的文章,皆为“易论”。本文所谓巴蜀易论文献,是就广义而言,涉及论说、书信、赠序、书序、题跋、奏状、碑志等多种文体,包含《周易》经传解读、义理阐发、象数推衍、人事论辩等多方面内容,是巴蜀易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一、易论在兹:丰富多彩的巴蜀易论文献

宋代巴蜀易论文献200余篇,涉及作者四十五人,依据体裁和内容,大致可将这些文献分为六类:其一为论说,其二为专书及专篇的序、跋、题记,其三为师友往来书信赠序,其四为臣属向帝王进言陈事之进状奏对,其五为杂记,其六为传记类。

(一)论说类

论说类是单篇论《易》文献中最具思想性和学术性的一类。苏洵《易论》言“圣人之道,得《礼》而信,得《易》而尊”,认为《易》之幽微难测,乃圣人利用人情对“不可窥”之事的敬畏,保持圣人之道的尊崇地位,是“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这一说法深合《荀子》“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之说。朱熹不知,其《杂著》曾批评曰“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此乃朱熹自己误读。苏洵以人情说《易》,其《利者义之和论》也谈到“《文言》之所云,虽以论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二苏兄弟遵循了这一论《易》之法。苏辙《易论》认为“《易》本于卜筮,而圣人阔言于其间,以尽天下之人情”,论述了《易》之阴阳有老少,是在揲蓍过程中得七、八、九、六之数,七、八、九、六之数只是取以为标识。苏轼《易解》与此篇观点相似,亦称“故七八九六者,因余数以名阴阳,而阴阳之所以为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变之间,八卦之象也”。

宋代科举以试论取士,常取经义命题,推动了经论文章的发展与繁荣。如二苏兄弟的应试之文,苏轼《御试重巽以申命论》,以《易》之巽卦论述化育天下之法,圣人“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测其端;以至详之法晓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故使上下和顺;苏辙《形势不如德论》,以坎卦六四爻论天下当以德服之,而不可以强服之。又有士人私拟策问,作类应试之文。如巴蜀士人史尧弼拟论《易》策问一篇,问三《易》之书名和书名所命之义,并探讨其在卦次、数占上的异同,取之为卜筮是否得当。所答之文则详细梳理了三《易》之始末与异同,提出“三《易》亦三《坟》”,认为三《坟》即“山坟,言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谓之《连山》;气坟,言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谓之《归藏》;形坟,言天地日月,山川云气,谓之《坤干》”。还论及《易》乃“天之所畀,道之所在”,可惜三代之后,《易》之道泯没千百年,常有臆说妄议,且入于卜筮之学,需大圣大贤振而起之。是一篇讨论易学历史,欲发明《易》之义理的策问。

前述诸论皆为散文之类,其实韵文亦可有议论之用。张栻《书伊川先生易传复卦义赞》,于万物的生生不息中体察天地之心,为人亦当日乾夕惕,勤勉不息,时时涵养,方能立诚集义。以四言韵语发明复卦卦义,论述自己的学术主张,兼具思想性与文学性。

(二)专书及专篇的序、跋、题记

巴蜀学人有较多专书及专篇的序、跋、题记类文章传世。此类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原书思想观点及成书过程,并藉此探讨易学话题,多随原书原籍刊刻流传。如张行成有《易通变序》一篇,对全书内容进行提要,文章发明邵雍先天之学,认为象、数二图变而为《交泰图》和《既济图》,天数、物数之用是为《卦气图》。李心传《丙子学易编》卷首有《与黄直卿论易编书》和自《序》一篇,卷末有《后序》,叙述了是书的成书历程和思想渊源。张献之《紫岩易传跋》,述其曾祖之书的改定与收藏,“惜其传之未广”,故“刻于郡斋”。又税与权《周易古经传》前有自跋3篇,《易学启蒙小传》前有自序一篇,后有史子翚跋一篇。其中史子翚跋称自己“因巽甫之书而有发”,并对“《坤》阴不能包《乾》阳”提出疑问,认为“《乾》《坤》二卦,阴中包阳,阳中包阴”。有些原书已亡佚,独有序、跋传世,如陈抟《易龙图》亡已佚,但有《易龙图序》一文传世,收录于吕祖谦《宋文鉴》卷85、王应麟《玉海》卷35、王申子《大易缉说》卷1、张理《易象图说内篇》卷上、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中篇等文献之中。

又有所序所跋之书并非巴蜀易学著作之文者。如度正为朱熹后学,曾作《书易学启蒙后》《书晦庵易学启蒙后》,文中宣扬朱子《易》“本为卜筮而作”的观点,并记述眉山杨仲禹刊刻朱子《易传》《启蒙》二书之事。他还曾得吕大临《易章句》,并作《跋吕与叔易章句》记之,文中谈及《易章句》中有“与横渠异而与伊川同者”,但“其大义所在大抵同”。度正之后学阳枋有作《赵使君汝廪刊易学启蒙于涪属予为跋》,载刊刻《启蒙》之事,并言“性善(即度正)家塾所刊,有周子《太极通书》、张子《西铭》云”。由此可见巴蜀学人对于理学易的接受与传播,体现了巴蜀易学与其他学术交流融合的过程。

(三)书信、赠序

书信、赠序亦是单篇论《易》文献的重要部分。魏了翁是宋代巴蜀易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除其编纂的《周易要义》《周易集义》,以及著作《易举隅》外,他象数义理并重的易学思想也体现在大量的往来书信之中。信中还常与友人交流自身经历与读易心得,如《答澧州徐教授书》,谈及自己居于山中与世隔绝,读《易》并诸儒之说而有所得之事。魏了翁又有赠序两篇,其中《送虞仲易赴夔路提刑序》,以《离》卦“中顺”之义劝说友人少用刑狱;《赠易数雍尧俞》则劝说雍尧俞“无徒效汉儒托经传数”。阳枋亦有诸多与师友后学讨论易学的往来书信,其主要对象有宋东山、王三之、阳昂、赵传之、赵明远、税巽父等,既有探讨易学问题者,如《与宋东山书》,论乾坤坎离为四正卦;又有谈论治《易》方法者,如《与谊儒侄昂》《与赵明远书》,强调易学的日用与践履。

(四)进状奏对

有进文、进书之状三篇,李石《进易疏论语说状》言其作《周易外疏》,对《彖》《大象》两传之辞进行探讨,此书已亡佚;张行成《进易书状》自述在蜀十年着成《述衍》《翼玄》《元包数义》《潜虚衍义》《皇极经世索隐》《观物外篇衍义》《通变》七书,梳理阐释《周易》《太玄经》《元包》《潜虚》《皇极经世》诸书以明晓诸《易》之变,汇而通之;家铉翁《申中书省送朱元升三易备遗状》则因忧“象数之传无传”进朱元升《三易备遗》,使“使海内学士知以象数为学”。

又有魏了翁奏对一篇,其名为《封事奏体八卦往来之用玩上下交济之理以尽下情》,以“八卦往来之用”“上下交济之理”劝说皇帝“君臣不交而能跻斯世于泰和”古来未有。

(五)杂记类

张栻《困斋记》写方耕道因友人胡邦衡之信而以“困”名斋之事,又论圣人处困之义道,言“君子之处困,抑其进德深切之时”,并以此嘉方耕道与胡邦衡处困之时克己穷经之德。家铉翁《晋斋说》探讨《晋》《大壮》二卦内涵,并言韩子升“用‘晋’名斋,盖有志于自昭其明者”。《直斋记》记赵敬叔读到《坤》之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故以“直”名斋之事,并结合《大学》絜矩之道论“敬以直内”之义。牟巘《以斋记》亦属此类。此外,魏了翁《高斯谋壮礼堂铭》《湘中万伯宗兑斋铭》,虽为韵文之类,其内容则与杂记之文颇似,皆先论卦象与卦义,再述其所感所思,并籍此而自勉。

(六)传记类

传记类有吕陶《冲退处士章詧行状》与魏了翁《书潼川柳彦养墓碑阴》,记载传主生平事迹和易学著述。如《行状》载隐士章詧博通经学,尤长《易》《太玄》,着《发隐》3篇,《讲疏》45卷,《太玄图》《卦气图》各一。此文与李焘《章氏太玄经注疏跋》《太玄发隐跋》可为表里,是认识章詧其人、了解其书的重要材料。

二、蔚然成风:巴蜀易论文献与经学、文学及政治思想领域的互动

经学发展到北宋,正在经历一场大的变革,北宋中期以后,受学术思潮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议论渐渐成为研究和探讨经义的重要方式,经论文章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巴蜀地区向来有深厚的易学传统,在此背景之下,宋代巴蜀易论文献呈现出数量众多、内涵丰富的特点,是巴蜀易学史上的重要成果。

首先,由于“议论”之风的发展,立说不必著书,易学研究不再是精英学者的专利,无论是有名望的学者,还是下层官吏,是普通士民,或是隐逸之人,均可参与其中。如杨绘、员兴宗等,为中下层官员,并无学术专著传世,但却有数篇论《易》之文留存,是宋代巴蜀易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页。又如魏汉津,本蜀黥卒,晓阴阳术数,皇祐中以善乐荐。有《造九鼎状》与《琴乐议》,以《周易》六爻之象、阴阳之数的理论,讲九鼎与古琴的构造原理,论述了易学与乐律历的关系。各个阶层的共同参与,对于巴蜀易学的发展与传播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易学与文学互相影响、互相融通,易论文章颇具文学色彩,易学观念也影响了作文理念。宋代巴蜀多博学之士,常有通经亦擅文者,三苏父子自不必说,他们的论《易》文章本身便具有极高文学价值。南宋理学家张栻亦有较高的文学成就,行文简洁,说理深刻,作诗冲淡平和,曾与朱熹酬唱往来,诗文中具有较深刻的理学内涵。又如宋初巴蜀士人田锡,其《贻宋小著书》一文中谈到自己的诗文主张,他在“研《系辞》之大旨,极《中庸》之微言”后,认为作文应当“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使物象不能桎梏于我性,文采不能拘限于天真,然后绝笔而观,澄神以思”,强调性合乎天道,文法自然。体悟易学之理,用于文学创作之中,二者相互促进,推动了巴蜀易学与文学的繁荣。

第三,众多士大夫以《易》议政,践行内圣外王之道,易学思想与逐渐形成的理学思想,成为士人议政的理论依据,几乎涉及一切国家政治相关话题。如魏了翁《封事奏体八卦往来之用玩上下交济之理以尽下情》,以“八卦往来之用”“上下交济之理”劝说皇帝“君臣不交而能跻斯世于泰和”古来未有。如张浚以《谦》《复》卦议行师,欲“利行师”,则须君主“鸣谦而虚己”,不可“迷复而不反”,兵家大要,“皆在人君之一身”。又如李石,有易“论”12篇,讨论了象数、义理、人事、历法等多个层面的易学话题,其中《刑狱论》,以言刑狱者《噬嗑》《中孚》《旅》《丰》《解》《贲》六卦,论《易》之生德,强调“圣人无刑不杀之仁”,认为“孔子推《易》之无杀,以止《春秋》之杀”。又有阳枋所拟策问,以对圣人解读《蹇》《坎》《小过》《大过》之所疑,结合历史上几次著名的大战,问当朝战争之形势利害和克敌取胜之法,其所答之文重点分析敌我形势和胜败之由。取经义以为题,以论军国大事为主要内容,体现了巴蜀士人对于战争这一南宋时代话题的关切,其所问与所答均具有极强的现实关怀。以上种种,皆为易论文献的“应世”面向。

三、易史重构:巴蜀易论文献的价值与意义

单篇论《易》之文,与传注、论著等专书共同构成宋代巴蜀易学的整体面貌。宋代巴蜀易论文献的具体内容,涉及易学研究的绝大多数层面。张浚、冯时行、度正、李石、张栻、魏了翁、李心传、阳坊、税与权等巴蜀学者广泛且深入地参与到理学易的研究和流传之中,他们的论文、书信、序跋等也多围绕理学问题展开,理学易相关文章几乎占总篇目的半数以上。如冯时行的《报白执礼论易书》,与友人讨论“《需》之三阳失之躁,二阴失之介”,最后品评程颐说易之得与失,认为程颐“舍画求《易》,故时有不合”,又“不会通一卦之体以观其全”,只关注各爻之间特性,故而常有舛误。冯时行为谯定弟子,谯定曾从程颐问学,其易学思想受理学易的影响较大,又保有巴蜀本土象数易学的特色。而三苏父子出入老、庄与儒道之间,以人情解《易》,开创了独具蜀地特色的易学体系。此外,有图书易开创者陈抟的《龙图序》;又有讨论《古易》问题的李焘、税与权;还有论说扬雄拟《易》之作《太玄》的《扬雄论》(吕陶)、《太玄发隐跋》《太玄经疏跋》(李焘)等。这批易论文献,内容广泛,融通百家,见解独到,对于研究巴蜀易学继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学术价值可主要总结为以下三点:

首先,保存了巴蜀易学资料。如陈抟《易龙图》、章詧《太玄发隐》、林叔清《周易古经解》原书皆已亡佚,幸有序、跋文章传世,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这些巴蜀学人的易学思想。

其二,关注到过去易学研究中常被忽视的材料,丰富了巴蜀易学研究内容。如前文提到的杨绘、吕陶、员兴宗等,他们并非易学名家,亦无易学专著传世,仅有论《易》之文数篇。杨绘《释类》认为圣人之辞有常道常法,可以依类推求;《论坤兑不言方》论说“圣人特于坤、兑不言其方,所以戒阴于无形也”;《论八卦方位》解释了八卦方位的形成原因及其所象之义;《论重卦》则否认了文王重卦说,认为“重卦之始,其在上古”。吕陶《易论上》开篇即言“《易》之始,盖生于数,而成于变,推之而及乎人事,以尽万物之理”,重视易数,认为八卦由数而生,万物由数而成。《易论中》论述了六十四卦相生之法,《易论下》则以六画卦之上下体所取之象论该卦之义。《发蒙论》,阐发《蒙》卦之义,以《蒙》卦指导刑狱之事,则“止于正法”“不可以长刑”。吕陶《易论》3篇多言象数,《发蒙论》则言义理,并推及人事。员兴宗《易策》认为汉魏诸儒言《易》皆有所惑,解《易》当以形解,不应有旁诡过当之论,易之象本于自然,不应有“主于宽,主于仁”之论。此亦宋人为学舍传求经之举。他们虽非易学名家,其观点却颇有创新之处,反映了当时一般士人的易学思想,同样是宋代巴蜀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失为精英思想和经典论著的背景与底色。

其三,体裁多样、内容丰富的单篇论《易》之文展示了更广阔的巴蜀易学风貌。宋代巴蜀易学的繁荣,体现在“明义理”的学术思想领域,也体现在“切世用”的社会生活之中。《易》本卜筮之书,吕陶《书术》,述其两次卜筮之事,有感于此,言祸福乃天所以赏善罚恶,历代史志记载卜筮之事,可以“明吉凶,着善恶,为小人之深戒,有辅于教”。又有李石《刑狱论》《御寇论》,魏了翁《封事奏体八卦往来之用玩上下交济之理以尽下情》之文,以《易》论时事,体现了巴蜀学人的政治理想与现实关怀。此外,大量杂记散文的创作,实际上体现了巴蜀士人将《易》之义理作为日常生活的精神追求和处世哲学。

缺少单篇易论的巴蜀易学史研究是不完整、不全面的,我们应当关注到这些杂于文集、笔记之中的易学思想的火花,将他们一一采撷,补充传注、论著等文献所缺失的部分,形成更为完善和立体的巴蜀易学历史。

本文内容系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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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3期)

作者:潘 悦(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