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9年，解放战争凯歌高奏，解放台湾成了最后一项战略任务。这一年七月，毛泽东提出“我们必须准备攻打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毛泽东所说的“内应”指的是台湾岛内的地下党组织（台湾省工委会），它的最高领导人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湾籍老党员——蔡孝乾。
蔡孝乾，又名蔡乾、蔡前，1908年出生于台湾彰化，其父是一家米店的账房，祖上是领导反清起义的国姓爷郑成功带往台湾的三百福建家族之一。
蔡孝乾六岁起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公学校受过八年的日语教育，毕业后留校教了一年书，1924年十六岁时由其父和台湾文化协会资助负笈上海，进入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就读。在左翼教授任弼时和瞿秋白的熏陶下，蔡孝乾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上海台湾青年会，此后即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
1928年4月，以旅沪台湾革命青年为骨干的台湾共产党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上成立，后被人俗称“老台共”，蔡孝乾是两位老台共书记中的一位。
1932年，蔡孝乾在福建漳州参加工农红军张鼎臣部，到达瑞金后在列宁师范任教，后参加反帝联盟，负责日据地区人民部的工作。
1934年10月，蔡孝乾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延安，他曾任反帝联盟主席，美国记者斯诺和史沫莱特的笔下都曾记录过这位会讲日语的红一军团政工干部、后在八路军总部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工作的敌工部长。
与艰苦朴素的老八路不同，来自台湾的蔡孝乾，不仅在生活上追求洋气，而且在个性上也颇为浮奢，在延安时期，他就曾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受到过处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后来的政治前途，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湾籍老党员，这种身份上的唯一性，让他成了领导对台工作的唯一选择。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任命蔡孝乾以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工委）书记的身份，返回台湾发展地下工作。
从1946年3月开始，张志忠等一批赴台干部陆续潜回台湾，同年5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在台湾正式成立，蔡孝乾任书记，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张志忠任武工部部长，洪幼樵任宣传部部长，台工委由蔡、陈、张、洪和林英杰五位委员组成，时称“台工委五巨头”。
1946年7月，蔡孝乾本人潜回台湾。
那时候，他离开台湾已经有十八个春秋，对各方面的情况都颇为生疏，因此在发展组织方面，侧重联络老台共产党员，行动十分谨慎。
但是随着解放战争吹起号角，人民解放军一路摧枯拉朽，以蔡孝乾为首的台工委便渐渐远离了谨慎作风，开始变得急躁冒进、麻痹大意、盲目乐观。
客观地讲，在当时，不是蔡孝乾一人，台湾一地出现了问题。
因为被黑暗裹挟了太久，眼见黎明就要到来，许多处在地下状态的干部再也压抑不住对光明的向往，对胜利的渴望，于是乎，他们变得不再理智、不再谨慎，纷纷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典型心态。
殊不知，黎明前的黑暗是最危险的。
敌人在彻底败亡前的反扑是最疯狂、最要命的。
血淋淋的教训就在眼前。
1948年，重庆地下党因为激进投放《挺进报》，导致国民党特务全城大搜捕，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一夜之间遭受灭顶之灾，原本能够迎来胜利的革命同志，最终却将一腔热血抛洒在了白公馆、渣滓洞。
历史的残酷，就在于悲剧有时候会以同样的方式一再上演。
有的人，根本看不到血淋淋的教训。
有的人，则是没有机会吸取血淋淋的教训。
很遗憾，进入到1949年，当重庆《挺进报》的悲剧即将在台湾再次上演的时候，以蔡孝乾为首的台工委却沉浸在台湾马上就要解放的迷梦中，丝毫没有察觉到他们所犯的诸多错误，已引来致命的危险。
1949年6月上海解放后，台工委曾向中央报告称，台湾地下党员已经发展到1300人，同情共产党并参加地下活动的群众有2000多人。当时的台湾有700多万人口，白色恐怖日益浓厚，在这样的现实，这样的环境下，仅有1300人的台工委在力量上其实非常薄弱，处境也很艰难，但是他们却激进乐观地认为，几个月后，台湾即可解放，为策应解放军攻台登陆，他们已经开始在山区建立武装据点，在台北市内大量印刷散发《光明报》，并进一步加大了发展党员的力度。
在《攻台建议书》中，台工委表示：“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四月最为适当。”
周恩来在总结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遭破坏的教训时曾强调，地下党绝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因为二者的指导方针是矛盾的。血的经验和教训都证明，进行武装斗争需要广泛发动群众，不可能隐蔽组织和领导者，而当时的台工委不仅违背了地下工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方针，急于建立武装训练基地，在发展党员上，他们在工人学生中不经严格审查，只一味拉人头，这又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敌特借这个错误，非常容易就能渗透进组织内部，进而锁定领导人。
台工委的悲剧，是也从一张报纸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