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摩根】
当今英国正变得日益分裂——不止体现在政治上,更体现在认知层面。
那些原本属于外交政策范畴的争论——以色列与反犹问题、俄罗斯与中国,以及在虚假信息时代“何为真相”——如今都已成为撕裂社会的内部裂痕。源自特朗普时代的民粹主义借网络发酵,与英国本土的极端主义焦虑交织,最终引爆了一幕幕文化战争与地缘政治猜忌的危机。
地缘政治与英国反移民事件交织
当地时间10月2日,英国曼彻斯特犹太教堂外发生汽车冲撞和持刀伤人事件,已造成2名平民死亡、3人重伤。据警方描述,嫌疑人是一名35岁的叙利亚裔英国公民,当日穿着看似带有爆炸装置的背心,被警察当场开枪击毙。由于这起事件发生在犹太教的“赎罪日”当天,因此很难让人不联想到英国境内当前的反犹主义。
自加沙冲突升级以来,英国境内反犹主义与伊斯兰恐惧症事件同步上升,此案再次点燃民众对宗教暴力的担忧。许多人认为,这又是英国“向内撕裂”的一个征兆:海外战争与网络谣言不断为本土仇恨行为添柴加薪。
几天之后,东萨塞克斯郡皮斯黑文一座清真寺遭纵火,警方按仇恨犯罪立案调查。
大火于拂晓前燃起,虽未造成人员伤亡,却造成严重损毁。调查人员不排除该案是对曼彻斯特刺伤事件的“报复”,可能是旧恨诱发新恨的写照。社区领袖警告称,那些散布反穆斯林与反犹言论的网络群体,正在助长愤怒与恐惧的恶性循环。这两起事件共同揭示:英国的极端主义已难再以单一意识形态或信仰来界定,而反映出一种更普遍的社会心态——由猜忌与怨愤交织而成的文化症候。
曼彻斯特事件迅速成为英国网络极右翼的集结点。与美国MAGA阵营一致的网红与边缘评论者放大并渲染了嫌疑人动机的虚假或夸张说法,将袭击纳入更广泛的反移民叙事。分析人士指出,这类言论从美国社媒空间流入英国舆论的速度,凸显美国政治极化如何直接为英国文化战争“供氧”——恰逢英国极端主义走高与中美地缘紧张加剧之时,社会分裂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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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切斯特教堂恐袭案发生地点图片来源:曼切斯特警方
自2024年以来,受后疫情时期移民压力、经济停滞与社交媒体极化推动,欧洲极右翼政党持续走强。德国选择党(AfD)得票翻番;意大利与匈牙利的右翼政府定下政治基调;而法国“民调地震”及德国地方选举的异动,正将主流政党整体推向右翼。分析人士警告,若趋势延续至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欧盟政治或将迎来关键拐点。
这一趋势与“特朗普主义”愈发紧密相连。MAGA阵营与欧洲盟友频繁在波兰、匈牙利的CPAC大会上聚首,交流在移民与舆论议题上的策略;前英国首相特拉斯亦登台呼吁,在英国掀起“类MAGA运动”。
上月伦敦爆发自脱欧以来规模最大的反移民集会,现场多次出现对特朗普与万斯的公开赞扬,显示美国民粹话术已深度渗入英国街头政治。在战争、压迫与后疫情经济冲击驱动的新一轮移民潮之下,加之网络虚假信息的迅速扩散,英国正面对一锅“易燃混合物”:美国的民粹话语、欧洲极右翼的上扬势头及本土政治极化,三者交织并发。
英国工人党政客机场被带走——一场政治打压
就在英国仍在消化紧张氛围之际,盖特威克机场又引发一场争议。英国工人党领袖、长期直言批评西方外交路线的乔治·加洛韦从莫斯科返英时,被反恐警察拦截。他与妻子依据《2019年反恐与边境安全法》附表三被扣留——这部法律允许在英国口岸拦截并讯问人员,以“判断其是否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敌对活动”。
加洛韦和他的妻子被讯问了数小时,并被没收了电子设备。当他们被释放时,伦敦的活动已经结束,这让许多人怀疑,这次拦截的时机究竟是巧合,还是有意阻止他发声。
在加洛韦的案例中,仅仅是从莫斯科返回就被视为足够的理由,使他遭受数小时的拘留,被问及他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看法,并被没收个人设备,而这一切都没有伴随逮捕、指控或证明其涉嫌犯罪。这种权力的广泛性与监督的有限性结合在一起,使得《反恐与边境安全法》附表三成为英国反恐框架中争议最大的一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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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加洛韦
要理解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必须先了解其中的核心人物。加洛韦是英国政坛的老将,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便以工党议员的身份进入议会,但因反对伊拉克战争而被开除出党。此后,他创立了“尊重党”,最近又建立了“英国工人党”,并以此为政治平台至今。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异见者,愿意挑战主流的外交政策立场,即便因此遭受政治孤立。
这些挑战越来越集中在他与英美政府视为“不友好国家”的关系和立场上。加洛韦长期在莫斯科建立关系,频繁出现在RT和“卫星通讯社”等媒体平台上,这使他成为英国最突出的北约批评者之一。这些节目在国外吸引了观众,但在国内却引发了强烈批评,反对者指责他是克里姆林宫的传声筒。
他对中国的立场更为引人注目。加洛韦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成就”。他赞扬中国在减贫、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外交拓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坚持认为“中国是所有民族都应效仿的榜样”,“中国就是未来”。用他的话说,中国人民“把自己从束缚和落后中解放出来,成为黑暗时代里世界的光明”。在去年召开的工人党特别代表大会上,加洛韦还承诺,英国工人党将努力“建设具有英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明确表示要从中国的发展道路中汲取灵感。
这些言论使他成为大多数英国政客中的“异类”,那些政客通常通过冷冰冰的成本—风险分析来对待中国。然而,这些言论出现在英中关系在英国遭受前所未有的审查的时刻。
就在几周前,检察官撤销了对两名男子的间谍指控,其中包括前议会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卡什,此前,他们被指控根据《官方保密法》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案件因证据不足而崩溃,但政府部长们仍然表示“严重关切”,并称此事“极其令人失望”。卡什表示,自他被捕以来的两年是“一场噩梦”,而整个过程本身就成了一种惩罚。中国称这些指控是“恶意的污蔑”,而批评人士则警告,英国有可能把政治联系或文化交流当作监视的理由。
在这种背景下,加洛韦对中国的公开赞赏不仅仅是非同寻常的言辞,而是使他直接处于一个越来越以怀疑为特征的政治氛围之下。当大多数西方政府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保持谨慎时,他却公开表示要与之并肩前行。
这种分歧使得他在盖特威克机场的拘留看起来不仅是个人遭遇,更反映出当今英国社会对谁能就中国问题自由发声更广泛的不安。这些立场与大多数西方政府(包括英国工党政府)采取的冷静成本—风险分析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贸易机会与安全和影响的担忧之间寻找平衡。
至于俄罗斯,他的分歧更为尖锐:当西方领导人将莫斯科视为唯一的对手时,加洛韦却将其描绘为多极秩序中的合法伙伴。这种亲华热情与亲俄挑战相结合,使他成为一个独特而具争议的人物,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在盖特威克被带走会引发更深远的共鸣。
同样具有争议的是加洛韦对中东问题的看法。他长期将以色列称为“种族隔离国家”,并多次发表支持哈马斯的言论。本月早些时候,他前往德黑兰,据英国和伊朗媒体报道,他在那里接受了以被以色列暗杀的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命名的奖项,并称哈尼亚奖是他最“珍贵的财产”。这些立场使他成为英国最具争议的声音之一,但同时也强化了其支持者的看法——他所受到的对待反映的不是正常的安全执法,而是政治压制。
背后的特朗普主义
这一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还因为更宏大的政治背景。唐纳德·特朗普在英国政治上变得越来越活跃,而像埃隆·马斯克和史蒂夫·福布斯这样的商界领袖也尖锐批评英国在言论问题上的走向。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种言辞,它都显示了像加洛韦这样的事件如何影响国际社会对英国民主文化的看法。
在国内,他被拘留的时间点正值英国对言论自由的态度日益收紧。去年南港(Southport)持刀袭击案成为一个转折点。三名年轻女孩在一堂以泰勒·斯威夫特为主题的舞蹈课上被杀,虚假信息迅速在网络上扩散。极右翼人物如奈杰尔·法拉奇和汤米·罗宾逊放大错误言论,声称凶手是一名穆斯林寻求庇护者。事实上,袭击者是一名17岁的卢旺达裔基督教移民二代,但谣言已经在数个城镇引发暴力抗议。清真寺、难民中心和少数族裔社区在官方辟谣前就频繁遭到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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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9日上午,英国默西赛德郡绍斯波特一所舞蹈学校内发生一宗大规模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名儿童死亡,另外10人受伤,其中包括8名儿童。
这些虚假信息的迅速传播,以及随之而来的极右翼暴力动员,加深了民众对英国国家稳定的担忧。作为回应,政府出台了扩大打击虚假信息权力的全面立法。部长们声称这些法律对公共安全至关重要,但批评者警告,这赋予国家过大的权力去决定什么能说、什么不可以被说。当针对像加洛韦这样的政治人物也动用反恐权力时,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在这个社会里,充满争议的声音正日益受到压制,而非被付诸公开辩论。
英国政府在处理犹太教堂袭击事件中,汤米·罗宾逊及其他极右翼网红一直是最强烈的批评者。他宣布,应支持其立场的团体邀请,他计划前往以色列。期间,他和同伴预计将访问以色列议会(克奈塞特)并前往约旦河西岸,以示对以色列的声援。这一行动突显了极右翼对英国政府日益对抗的立场,特别是在以色列与加沙问题上,他们认为政府的态度过于软弱。此次访问预计将引发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关注,前者视其为扩大影响的机会,后者则认为他试图将英国国内的不安局势与西方民粹主义和中东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相联系。
对许多人而言,政治格局的日益分裂已经昭然显现:极右翼活动者在海外建立联系的同时,国内的异见声音却受到反恐框架的审查。
这场辩论并不仅限于英国。在美国,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学生遭遇了警方拘留和学校处分,引发了人们对异议空间被不断压缩的担忧。在英国,汤米·罗宾逊在南港骚乱中的被捕被其支持者视为选择性执法的证据,并被拿来与美国的类似事件进行比较。
这些相似之处凸显了整个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的更广泛矛盾:在两极分化和虚假信息盛行的时代,如何在维持公共秩序的同时保护言论自由。
一个日益清晰的图景是:国际冲突不再止于国际舞台。英国的街头、校园与社交媒体,正映照全球同款的分裂——亲以与亲巴、亲中与亲美、亲西方与亲俄的对立。彼此互指“极端”或“受外部操控”,而国家在“遏制真实暴力不够”与“压制政治异议过度”之间摇摆。其结果是,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边界日益模糊,而“敌对行为”的定义也变得无所不包——从恐怖主义行径到离经叛道的观点,皆可被归入其中。
这也引出一个棘手的“一致性”问题:若加洛韦可因与俄中关系被扣留,罗宾逊可因煽动骚乱被捕,学生可因批评以色列受罚,那么与被广泛指控犯下暴行(包括被指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主流政治人物,又为何鲜见同等审视?言论自由标准的不均衡适用,正在侵蚀公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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