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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两期,我们说到刘少奇对7000人大会的结论不认同,有网友认为小编是对教员不敬。
实际上恰好相反,这并不影响教员的形象,因为在此之前,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也是认同教员的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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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7000人会议之后,刘少奇处在一种更为激进的纠错轨道上,这也最终导致他超过了业务层面的纠正,开始触及更为根本也更为微妙的指导思想。
它是怎么形成这种态度的呢?
正如邓小平1980年所说大跃进教员头脑发热,难道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
刘少奇7,000人大会时的批判态度当然不是与生俱来的。他对大跃进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从热情到怀疑再到反思的过程,而这个变化则是理解7,000人大会乃至再往后事件的一把钥匙。
从1958年到7,000人大会前夕刘少奇思想的转变。让我们从反反冒进这个一切的开端讲起。
1958年1月,教员在南宁会议上突然开火,批判了当时被称作是“反冒进”的相对来讲轻速度、更求稳的经济发展思路。
教员认为,反冒进的方针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一味求稳,结果是打压了群众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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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气地说《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是借刀杀人,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
教员的这些批评,针对的主要是当时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也就是周恩来、陈云等人。
不过,刘少奇也有份,因为让教员生气的那个借刀杀人的社论,正是由他主持起草,亲自修改的。
于是,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刘少奇就专门做了检讨。
他说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而从当前来讲,右倾保守的危险还是主要的。
自己和教员的设想是有距离的。教员的设想确实是高明使人折服。
刘少奇说这段话的时候,应该是挺真心的。因为在58年教员的当头一棒之前,经济建设还不是中央的首要任务,大家都在忙着关注政治领域呢。
先是“双百”,然后“整风”,最后“反右”。如何发展经济就是一道开放题,言之有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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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当时的刘少奇看来,经济发展的是快一点慢一点都可以啊,如果周恩来他们觉得慢一点保险,那就这么办好喽。
所以,同样的道理,在教员指出了慢的坏处之后,刘少奇就被说服了。
毕竟领导人们也都是想快点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的,而且从原则上说,发动群众大干经济,谁会反对呢?
刘少奇很快便投身到了跃进的浪潮中,思想也逐渐开始变热。
1958年4月11号,他在会见东德大使时说:“我们提出了15年以后赶上英国的口号,但是按目前情况来看,估计10年就能完成了。”
1958年4月22号,刘少奇和周恩来、陆定一等人坐车去广州开会。他们一路上没事做,于是就聊天打发时间。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
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仅自己聊还没完,火车经过郑州的时候停了一下,正在兴致上的刘少奇下了车,又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跟前来迎接的河南负责人讲了一遍。
末了,刘少奇跟他说,你们河南可以实验一下。而这也让河南接下来成为了全国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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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大跃进正式开始。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通过了总路线,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家宣读了报告,他满怀热情地说:
我们现在这经历着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飞跃发展的时代,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现在需要大批敢想、敢说、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创造的人。
正如刘少奇后来所说1958年上半年的形势让我们感到惊喜和振奋。
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他对形势的判断愈加乐观,温度也升得更高。
从5月底开始,他支持了一系列在后来看来过于激进的改革,想全面推广办公办独的教育改革,将税收等财政权利下放给地方,以激起他们的积极性等等。
6月14号,刘少奇和妇联党组谈了一次话,主要讲的是解放妇女劳动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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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还是要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不是对妇女有特别的好感,而是为了整个生产和社会的进步,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硬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我们要建很多的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的事业。
说到食堂,他热情地介绍了河南的例子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
组织起来以后,出工人数增加了1/3,做饭变成了集体的视野,变成了大生产、大经济。
但相比这些,当时人人都在讲的话更为重要,也更能告诉我们。他此时思想来源的则是刘少奇对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看法。
他说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曾经组织新村,我在入党以前看过组织新村的材料,很形象化,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看了心里激动了。
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的大童书写要破除九界空想社会主义者,那只是一些空想。
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就把空想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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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个点首先,这种认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设想可以在中国实现的看法,在高层领导人中应该是比较广泛的,不然中宣部也不会去印材料给下面宣传了。
其次,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并不是无目的地投身于大跃进的,他们其实早在运动开始之前就已经有了具体的目标,也就是空想社会主义提出的那些愿景。
正如刘少奇所言,空想社会主义是包括他在内很多人的左翼思想的启蒙。当然了,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大家也很快明白,在社会还没有为变革创造好条件之前,空想社会主义美好的愿景注定只会是空想。
所以,这些左翼青年们最终都纷纷投身到了中国革命的浪潮中。
但是,在大跃进发动之后,大家突然发现,这场运动似乎为实现那些愿景创造了条件。
我们现在不仅有着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的武器,还有了大跃进激起的经济建设高潮。
于是,大家不禁畅想,中国似乎已经有了实现空想社会主义那些美好愿景的可能。
换句话说,与其说教员发动大跃进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需要说服别人参与的计划,不如说他只是唤醒了大家记忆深处埋藏许久的一种理想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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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潜意识里的合拍,也就让教员相当顺利地取得了大家的共识。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建立在一部分人的往昔回忆上的共识,其实是错位的。大家虽然都支持同一场运动,可根本原因却并不相同。
对教员来说,大跃进不仅是为了实现那些愿景,更是他理解中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
从某种角度讲,领导人们在越近失败后产生分歧,也与这种脆弱的共识有着千丝万缕的演戏。
在1958年那个之日的夏天,刘少奇的情绪也和其他人一样达到了最高点。最著名的是他在7月视察北京石景山发电厂时,和工人们说:
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年、三年就行了。
15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15年,七八年就行了。
至于刘少奇后来如何发生转变,下一期我们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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