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专家张宪义，带着全家人和许多重要机密资料叛逃到美国！

1988年，核武器专家张宪义，带着全家人和许多重要机密资料叛逃到美国！可奇怪的是，多年后，这个“叛徒”居然还得到了一些人的称赞，很多读者甚至说，他是个伟大的叛徒。
飞机降落在洛杉矶那天，是1988年5月的一个阴天，张宪义下飞机时，脸色苍白，手心一直冒汗。
美国情报人员早已等在那儿，没有太多寒暄，直接带着他走进小房间，那些资料一份份摊开在桌上，有的页面边角还沾着他昨夜的指纹。
美国专家拿着放大镜慢慢翻看，时不时抬头看他一眼，表情从开始的怀疑，慢慢变成惊讶。
张宪义知道，自己这辈子最重要的决定，就在这间陌生的小屋里，彻底浮出水面。
他给对方讲解每一项核反应堆设计的关键节点，画出复杂的回路图，还原那些在岛内密室里反复推敲的工艺。
美国人听完后，沉默很久，有人低声说：“这些东西，之前我们根本没掌握。”
但张宪义的麻烦才刚刚开始，美国情报部门保护了他和家人，却没有给他荣誉，也没有给他特殊身份。
张宪义只能靠翻译和零星的技术顾问费在洛杉矶郊区租房，儿子转学后成绩一落千丈，妻子连超市都不敢一个人去，邻居家门口常常有人指指点点。
刚到美国的头两年，张宪义几乎不跟外界联系，只有偶尔深夜，他会在厨房里摆弄那些技术问题，把自己关在笔记本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他反复琢磨，自己究竟是个什么身份——是科学家？是逃犯？还是“间谍”？
1990年，台湾方面终于发布通缉令，把张宪义的照片贴在机场和港口。
但与此同时，这个名字也在美国学界悄然流传，南加州大学有一次核能论坛，张宪义悄悄出现在后排，有人认出他来，小声议论：“那个带走岛内核机密的人。”
可很快，张宪义还是被需要。美国能源部请他做顾问，分析东亚核扩散的风险。
那天他第一次穿西装进了联邦大楼，但没人真心欢迎他。会议结束后，一个美方专家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做的事，没人会明白。”张宪义没回头。
他知道，这些年里，自己唯一能依靠的只有技术本身，岛内的风声却越来越紧，张宪义的老同事在中山科学研究院被轮流“喝茶”，有的人甚至丢了职位。
有人咒骂他“自毁前程”，也有人在深夜偷偷打越洋电话，问他美国那边到底什么样。张宪义只能简单回复：“活着就好。”
其实，张宪义的性格从来不算激进。他年轻时只是喜欢钻研，毕业后就扎进了实验室。
1970年代，台湾开始秘密推进核武计划，张宪义被调进最核心的反应堆项目。
那时候的他，每天早上进实验楼，晚上出来时天早就黑了，作为项目里最懂技术的人，他几乎做到了“每一处螺丝都要亲自拧一遍”，但他也清楚，越往上爬，越看不到尽头。
1987年后，岛内局势剧变，张宪义的顶头上司被撤换，军方插手越来越多，科研变成政治的附庸。
张宪义的家里开始收到匿名信，内容模糊但充满威胁，他的妻子开始半夜失眠，儿子在学校被老师“特别关心”，张宪义那时就明白，自己再待下去，早晚是颗“弃子”。
1988年那个决定性的夜晚，他连夜坐下，把所有能带走的资料重新梳理一遍，许多纸张都被汗水浸湿，但他还是坚持把最关键的数据和设计图塞进行李箱。
早晨天刚亮，他叫醒家人：“马上收拾，我们走。”妻子问：“这次去多久？”张宪义说：“也许再也不回来了。”
到了美国后，他的生活再没恢复过往的平静，儿子在学校跟人打架，老师请家长时，张宪义只能低头道歉。
妻子去了几次超市，总觉得有人跟着，张宪义的日子像被按下暂停键，只有在和美国专家讨论技术细节时，他才短暂回到“工程师”的状态。
1994年，美国的一份解密报告正式确认，正是张宪义的出逃，让台湾核武计划彻底暴露，这件事在国际间引发震动。
有人说他救了无数人免于核威胁，也有人说他让台湾失去了自主防御的最后机会，张宪义默默收集这些报道，夹在自己的手稿里。他没有解释，也不想解释。
六年后，张宪义的儿子考上加州大学，家里终于有了点笑声，那天晚上，张宪义在阳台上点了支烟，他看着远处的城市灯光，没说话。
有人私下议论：“如果不是他，台湾可能真有了核弹。”也有人说：“他毁了自己，也改变了整个局势。”不管外界怎么评价，张宪义只是把自己的人生和一个孤独的决定，留在了历史的缝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