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后我才领悟：父亲这边的亲戚，和母亲那边的亲人，是不一样的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亲戚就是亲戚。

就像天上的星星，都挂在同一片夜空里，看着都差不多。

大伯是爸爸的哥哥，大舅是妈妈的哥哥。

二伯是爸爸的弟弟，小舅是妈妈的弟弟。

他们都是我的长辈，过年的时候，都会给我压岁钱，摸着我的头说，又长高了。

我分不清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

直到那一年，家里的天，塌了。

我家的天，曾经很高，很高。

高到我踮起脚尖，也够不着父亲的肩膀。

他那时候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小的家具厂，说是小厂，但在我眼里，那简直就是一个王国。

厂房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好闻的木头味儿，阳光从高高的窗户里斜着照进来，把空气里飞舞的木屑都染成了金色。

工人们喊他“老板”，声音洪亮。

他总是叼着一根烟，夹着一个黑色的皮包，在机器的轰鸣声中穿行，眉头时而紧锁，时而舒展。

他身上的味道，是烟草、汗水和木屑混合在一起的味道，闻起来特别安心。

那时候，我们家是“亲戚圈”里的中心。

过年的时候，最热闹的地方，一定是我家。

大伯和二伯会开着他们锃亮的黑色轿车，从市里回来。

车门一开，下来的是穿着貂皮大衣的伯母，还有打扮得像小王子小公主的堂哥堂姐。

他们带来的礼物，总是包装精美，放在客厅的角落里，堆成一座小山。

大伯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会拍拍我父亲的肩膀，说一句：“老三，今年干得不错。”

父亲就会嘿嘿地笑，露出两排被烟熏得有些发黄的牙，那笑容里，有谦卑，也有藏不住的得意。

二伯则要活络得多，他会挨个给我们这些小辈发红包，红包鼓鼓囊囊的，捏在手里特别厚实。

他会大声地讲着市里的新鲜事，讲他的生意又谈成了多大一笔，讲他给谁谁谁送了什么贵重的礼。

整个客厅里，都回荡着他的声音。

那时候，我觉得大伯和二伯，就是“成功”的代名词。

他们住在市里的大房子里，开着好车，说着我听不太懂的生意经，他们身上的衣服，料子都泛着光。

和他们比起来，妈妈那边的兄弟，大舅和小舅，就显得“土”多了。

他们住在乡下，每次来，都是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里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

车后座上，总是绑着一个蛇皮口袋。

口袋里装的，不是自家地里种的青菜萝卜，就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苹果梨子，上面还沾着泥土和露水。

大舅是个沉默寡言的庄稼汉，手掌粗糙得像老树皮，一年四季，脸都被太阳晒得黝黑。

他不太会说话，见到父亲，也只是憨憨地笑，递上一根自己卷的旱烟。

小舅比大舅年轻几岁，在村口开了个小卖部，人机灵一些。

他会给我带几包廉价的零食，然后把我举得高高的，用他那长满了胡茬的下巴，使劲地扎我的脸，惹得我咯咯直笑。

母亲每次看到他们，都会嗔怪：“来就来，带这些东西干什么，城里什么买不到。”

大舅只是笑，不说活。

小舅则会说：“姐，自家种的，没打农药，给孩子吃放心。”

他们带来的东西，和伯伯们那些华丽的礼物比起来，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甚至，有时候，我还会觉得有点丢人。

特别是有一次，大伯一家和舅舅们正好在我家碰上了。

伯母看着地上沾着泥的萝卜，用丝巾捂着鼻子，很夸张地问：“哎呀，这是什么味道？”

母亲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我当时不懂，为什么同样是哥哥弟弟，爸爸这边的，和妈妈那边的，看起来那么不一样。

一个像挂在橱窗里的名牌西装，笔挺，有面子。

一个像衣柜里最常穿的旧棉袄，土气，却也说不出哪里不好。

我只是本能地，更喜欢往大伯和二伯家跑。

因为他们家有我没见过的遥控汽车，有甜得发腻的进口巧克力，还有永远也看不完的动画片。

而舅舅家，只有泥土，鸡鸣，和一股淡淡的牛粪味。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一直热热闹...闹地过下去。

我家的工厂会越开越大，父亲会越来越成功，大伯二伯会越来越器重我们，而舅舅们，会永远是那个骑着破自行车，送来青菜萝卜的乡下亲戚。

可我忘了，生活这东西，最擅长的，就是出其不意。

那一年夏天，特别热。

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柏油马路被晒得软绵绵的，踩上去，像是要陷进去一样。

空气里，除了热浪，还开始弥漫着一股不安的味道。

父亲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回来的时候，身上的烟味也越来越重。

他不再意气风发，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像是用钳子夹过一样，再也舒展不开。

他和母亲的争吵也多了起来。

以前，他们从不吵架。

现在，却总是在深夜里，把房间的门关得紧紧的，可那些压抑的，断断续续的争吵声，还是会像虫子一样，顺着门缝爬出来，钻进我的耳朵里。

我听不懂什么“资金链断了”，什么“三角债”，什么“银行催款”。

我只知道，家里的气氛，变了。

那种感觉，就像一块晶莹剔透的玻璃，突然出现了一道裂缝。

一开始，只是一条细细的线，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可慢慢地，那裂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直到“哗啦”一声，碎了一地。

工厂倒闭了。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雷，在我们这个小家庭里炸响。

前一天，父亲还是人人尊敬的“老板”。

后一天，他就成了一个欠了一屁股债的“失败者”。

那些曾经对他点头哈腰的供货商，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凶神恶煞的债主。

他们围堵在我家门口，用红色的油漆，在墙上写满了刺眼的“还钱”。

家里的电话，成了最可怕的东西，每一次铃声响起，都让母亲的身体狠狠地哆嗦一下。

父亲，那个曾经像山一样高大的男人，好像一下子就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

他整日整日地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屋子里烟雾缭绕，呛得人睁不开眼睛。

他的背，也开始佝偻了，不再挺拔。

我常常在夜里，听到他压抑的，像是野兽受伤般的呜咽声。

我不敢哭，也不敢问。

我只是觉得，天，真的塌下来了。

砸得我们一家人，都喘不过气。

在最绝望的时候，母亲说：“我们，去找找你大伯和二伯吧。”

父亲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

最后，他掐灭了烟头，声音沙哑地说：“好。”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眼睛里，充满了哀求和卑微。

那种眼神，像一个溺水的人，拼命地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去市里的那天，母亲特意翻出了家里最好的一套衣服，逼着父亲换上。

那是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还是前年过年时买的，当时父亲嫌贵，舍不得穿。

现在穿上，却显得有些空荡荡的。

母亲也给自己画了淡妆，想遮住脸上的憔ăpadă和憔悴。

她还从箱底，翻出了几条好烟，两瓶好酒。

她说：“不能空着手去。”

我们坐上了去市里的长途汽车。

车上人很多，空气浑浊。

父亲一直望着窗外，一言不发。

窗外的景物飞速地倒退，就像我们家曾经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

大伯家住在市中心一个高档小区里。

门口的保安，穿着笔挺的制服，眼神锐利，盘问了我们好久，才打了个电话，放我们进去。

小区的路，是用光滑的石板铺的，两旁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

安静得，只能听到我们自己的脚步声。

每一步，都像是踩在父亲和母亲的心上。

大伯家的门，是那种很厚重的红木门，门上的铜把手，擦得锃亮。

开门的是伯母。

她看到我们，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但很快，就被一种客套的笑容取代了。

“哎呀，是三弟和弟妹啊，快进来，快进来。”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热情，但那热情里，总觉得隔着一层什么。

客厅还是那么富丽堂皇，水晶吊灯散发着温暖却遥远的光。

大伯正坐在真皮沙发上看报纸，看到我们，他只是抬了抬眼皮，扶了扶鼻梁上的金丝眼镜。

“来了。”他说。

这两个字，不冷，不热，像一杯温吞水。

父亲搓着手，局促地站在那里，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母亲把带来的烟酒，小心翼翼地放在茶几上。

“大哥，大嫂，我们……”

伯母打断了她的话：“坐，坐，先坐下喝杯茶。”

她给我们泡了茶，茶是好茶，茶叶在滚烫的水里舒展开，散发出清幽的香气。

可那茶，喝到嘴里，却是苦的。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大伯一直在问父亲，厂子是怎么倒的，欠了多少钱，被人骗了多少。

他的语气，不像是在关心，更像是在审问一个犯人。

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在父亲的心上。

父亲低着头，一五一十地回答着，声音越来越小。

我看到他的手，在膝盖上，攥得紧紧的，指节都发白了。

二伯也来了。

他是接到大伯的电话赶过来的。

他一进门，就咋咋呼呼地说：“哎呦，老三，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我早就跟你说过，做生意不能那么实诚，你就是不听！”

他的话，像是在教训，又像是在撇清关系。

终于，父亲鼓起了所有的勇气，说出了那句最艰难的话。

“大哥，二哥，你们……能不能，先借点钱，帮我周转一下？等我缓过来了，一定……”

他的话还没说完，大伯就摆了摆手。

他端起茶杯，轻轻地吹了吹上面的热气，慢悠悠地说：“老三啊，不是当哥的不帮你。”

“你看，我这公司，最近也困难。你二哥呢，刚买了套新房子，手头也紧。”

“亲兄弟，明算账。借钱是小事，但你得有个章程啊。你拿什么还？你这厂子，还能开起来吗？”

二伯也在一旁附和：“是啊，老三。我们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们也有家有口的，得为自己的孩子老婆负责啊。”

他们的话，说得句句在理，条条是道。

听起来，是那么地为我们着想，那么地无可奈何。

可我分明看到，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温度。

那是一种，隔岸观火的冷漠。

父亲的头，垂得更低了，几乎要埋进胸膛里。

母亲的眼睛，红了。

她想说什么，却被父亲用眼神制止了。

最后，大伯从钱包里，抽出了一沓钱，放在茶几上。

“这样吧，”他说，“这里是一万块钱，你们先拿去，应应急。就当是，我们当哥哥的，一点心意。不用还了。”

一万块。

对于我们家当时几十万的债务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但他说得那么理直气壮，那么慷慨大方。

仿佛，他给的不是一万块钱，而是一份天大的人情。

而这份人情，是用“不用还了”这四个字，买断了我们之间所有的亲情和求助的可能。

父亲没有去拿那笔钱。

他站了起来，对着大伯和二伯，深深地鞠了一躬。

“大哥，二哥，谢谢你们。我们，先走了。”

他的声音，平静得可怕。

走出那扇厚重的红木门，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眼睛生疼。

我回头看了一眼，门，在我们身后，无声地关上了。

隔绝了两个世界。

回去的路上，母亲一直在无声地流泪。

父亲却一滴眼泪都没有。

他只是望着窗外，眼神空洞，像是被掏空了灵魂的木偶。

我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父亲心里，也跟着那扇门一起，永远地关上了。

回到家，面对着墙上刺眼的红油漆，和一屋子的绝望。

母亲终于崩溃了。

她抱着父亲，嚎啕大哭。

“怎么办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

父亲抱着她，一遍一遍地，笨拙地拍着她的背。

他说：“别怕，有我呢。天塌下来，我给你顶着。”

可我知道，他的天，也已经塌了。

就在那个时候，家里的门，被敲响了。

“咚，咚，咚。”

声音很轻，很迟疑。

母亲吓得一哆嗦，以为是债主又上门了。

父亲走过去，从猫眼里往外看了一眼，愣住了。

他打开门。

门口站着的，是大舅和小舅。

他们俩，风尘仆仆。

大舅的裤腿上，还沾着新鲜的泥点子。

小舅的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

他们身后，停着那辆熟悉的，破旧的自行车。

车后座上，依然绑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口袋。

看到屋里的情景，和墙上的红字，他们俩都惊呆了。

“姐，姐夫，这是……怎么了？”小舅结结巴巴地问。

母亲看到他们，眼泪又一次决了堤。

她扑过去，抱住大舅，哭得像个孩子。

“哥……”

她只喊了一个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大舅，那个不善言辞的男人，只是用他那双粗糙的大手，一下一下地，抚摸着母亲的头发。

他的眼圈，也红了。

那天晚上，舅舅们没有走。

他们就在我家的沙发上，挤了一夜。

他们没有像大伯二伯那样，追问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们只是静静地听着。

听父亲，用沙哑的嗓音，断断续续地，讲述着这一切。

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小小的客厅里，烟雾弥漫。

我躲在房间里，透过门缝，看着外面的三个男人。

我看到，大舅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他狠狠地捶了一下自己的大腿，骂了一句：“他娘的！”

小舅则一直紧紧地皱着眉头，不停地叹气。

天快亮的时候，小舅突然站了起来。

他对父亲说：“姐夫，你别急。办法，总比困难多。”

然后，他对大舅说：“哥，我们，回去一趟。”

大舅点了点头。

他们走了。

走的时候，把那个蛇皮口袋，留在了厨房。

我打开看了看，里面是几个热乎乎的，还带着锅里水汽的煮鸡蛋，还有一包白糖。

那是他们，从几十里外的乡下，一路带过来的。

两天后。

大舅和小舅又来了。

这一次，他们不是空着手来的。

小舅从一个破旧的布包里，掏出了一个用手帕，层层包裹着的东西。

他把手帕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沓钱。

钱，有新有旧，有整有零，被一根橡皮筋，紧紧地捆着。

“姐夫，”小舅把钱，塞到父亲手里，“这里是三万块。你先拿着。”

父亲愣住了。

他知道，这三万块，对于舅舅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大舅在乡下，一年到头，刨去吃喝，也剩不下几个钱。

小舅那个小卖部，一天也赚不了几十块。

“这钱……你们从哪儿来的？”父亲的声音，在发抖。

小舅的眼圈红了。

他说：“我把店里所有的货，都盘出去了。我跟人说了，等以后有钱了，再赎回来。”

大D舅在一旁，瓮声瓮气地说：“我……我把家里那几头准备过年卖的猪，都提前卖了。还有，跟村里人，东拼西凑，借了点。”

父亲拿着那沓钱，手抖得厉害。

那钱，不厚，甚至有些单薄。

但它，却重得，像一座山。

父亲的眼泪，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那个下午，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

他想把钱还回去，他说什么也不肯要。

小舅却按住了他的手，一字一句地说：“姐夫，我们是一家人。”

“我姐嫁给你，我们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难，我们一起扛。”

大舅也在旁边说：“老三，拿着。你别忘了，你还有我们呢。”

那天，我第一次，真正看懂了“一家人”这三个字。

它不是挂在嘴边的客套，不是酒桌上的称兄道弟。

它是，在你最落魄，最无助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向你伸出的手。

是，把自己的所有，都掏出来，只为让你能喘口气。

那笔钱，虽然没能完全解决我们家的危机。

但它，却像一束光，照进了我们家那个黑暗的，冰冷的深渊里。

它让我的父亲，重新站了起来。

他不再整日地颓废，他开始四处奔波，找工作，想办法。

他去工地上搬过砖，去码头上扛过麻袋。

那双曾经在图纸上挥洒自如的手，变得伤痕累累，布满了老茧。

母亲也收起了眼泪，她在附近找了个给人做饭的活儿。

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来。

那段日子，很苦。

苦到，我常常在夜里，饿得睡不着。

但我的心里，却不再害怕。

因为我知道，我们不是孤军奋战。

每个周末，大舅和小舅都会轮流来看我们。

他们每次来，自行车后座上，都载满了东西。

大米，白面，自己家种的菜，自己家养的鸡下的蛋。

他们会把我们家那个空荡荡的冰箱，塞得满满当当。

有一次，大舅来的时候，还带来了一只活蹦乱跳的老母鸡。

他说：“给你妈补补身子，她太瘦了。”

母亲看着那只鸡，眼泪又下来了。

她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哥，你把鸡都给我们了，你和嫂子吃什么？”

大舅憨憨地笑：“我们，地里有菜。”

小舅则会陪着父亲，喝几杯廉价的白酒。

他会跟父亲讲村里的趣事，讲他的小卖部什么时候能再开起来。

他用这种方式，笨拙地，安慰着那个曾经比他风光无数倍的姐夫。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冬天，下着很大的雪。

雪花像鹅毛一样，铺天盖地。

家里的暖气停了，屋子里冷得像冰窖。

我和母亲，都感冒了，发着高烧。

父亲急得团团转，可他身上，连去医院的钱都没有。

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门被推开了。

是小舅。

他浑身是雪，像个雪人。

眉毛上，头发上，都挂着冰碴。

他的脸，冻得通红，嘴唇发紫。

他一进屋，就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用棉袄紧紧裹着的东西。

那是一个药包。

“姐，姐夫，我……我听说你们病了，去镇上卫生所，给你们抓了点药。”

“快……快熬了喝。”

他说完这句话，就因为体力不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我们后来才知道，因为大雪封路，从他们村到我们这儿的班车，早就停了。

他是，硬生生，从几十里外的乡下，顶着风雪，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那几十里的路，他走了整整一天。

母亲抱着那个还带着他体温的药包，哭得说不出话来。

父亲把他扶起来，给他拍掉身上的雪。

两个大男人，四目相对，眼圈都红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

父亲这边的兄弟，和母亲那边的兄弟，是真的不一样的。

一种关系，是建立在“价值”之上的。

你有用，你风光，你是中心，他们就围着你，捧着你。

你落魄，你无用，你成了累赘，他们就躲着你，避着你。

那种所谓的“兄弟情”，就像一件华丽的袍子，看起来很美，但风一吹，就散了。

而另一种关系，是刻在骨子里的。

它和你的身份，地位，财富，都没有关系。

它只和你这个人有关。

因为你是我的姐姐，所以你的丈夫，就是我的家人。

因为你是我的家人，所以你的难，就是我的难。

我不需要权衡利弊，我不需要考虑得失。

我只知道，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倒下。

这种情，就像那件旧棉袄，虽然不好看，甚至有点土。

但它，能在最冷的冬天，给你最实在的温暖。

能，救你的命。

后来，我们家的日子，慢慢地，好了起来。

父亲凭着他以前的技术和人脉，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虽然不再是老板，但收入稳定。

我们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我们搬了家，虽然房子不大，但很温馨。

生活，重新回到了正轨。

我们和大伯，二伯家的关系，也恢复了。

过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去他们家拜年。

他们也还是会来我们家吃饭。

只是，一切，都变了。

那种感觉，很微妙。

大家脸上都带着笑，说着客套的话。

“最近怎么样啊？”

“挺好的，挺好的。”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还行，还行。”

但那笑容，到不了眼底。

那话语，也暖不了人心。

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透明的墙。

谁也，不再试图去打破它。

那年，大伯送我的压岁钱，还是一千块。

二伯送我的礼物，还是最新款的游戏机。

可我拿着它们，心里，却再也没有了小时候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

我只是礼貌地，说了一声：“谢谢大伯，谢谢二伯。”

然后，转身，把它们放进了房间。

我更期待的，是去姥姥家。

是看到大舅和小舅。

大舅还是那个样子，沉默寡言，只会憨憨地笑。

但他会把他种的最好的那一畦蒜苗，留给我们。

他说，我妈，最爱吃这个。

小舅的小卖部，也重新开起来了。

比以前的，还大了一点。

他还是会把我举得高高的，用胡茬扎我的脸。

他给我的红包，只有两百块。

但他会神秘兮兮地，从柜台底下，拿出一大包我最爱吃的零食，塞到我怀里。

他说：“拿着，别让你妈看见。”

在姥姥家，我不用小心翼翼，不用看人脸色。

我可以放肆地笑，可以大声地闹。

我可以把泥土，弄得满身都是。

因为我知道，在这里，我永远是被偏爱的那一个。

有一年，父亲的生日。

我们请了所有的亲戚，在饭店里，摆了好几桌。

大伯和二伯，都来了。

他们送的礼物，是名贵的烟酒，和一块金光闪闪的手表。

父亲收下了，客气地道了谢。

酒过三巡，大家都有些醉意。

二伯搂着父亲的肩膀，大着舌头说：“老三，你看，我就说吧，困难都是暂时的。你看你现在，不是又起来了吗？咱们兄弟，还跟以前一样！”

父亲笑了笑，没有说话。

他端起酒杯，走到了另一桌。

那一桌，坐着大舅和小舅。

他们俩，在这样的大场面里，显得有些拘谨和局促。

他们没送什么贵重的礼物。

大舅，送来的是一篮子他自己喂的土鸡蛋。

小舅，送来的是他亲手写的一幅字，“家和万事兴”。

父亲走到他们面前，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满满地，倒了三杯酒。

一杯，递给大舅。

一杯，递给小舅。

一杯，留给自己。

然后，他举起杯，对着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一躬，到底。

再抬起头时，我看到，我那个坚强了一辈子的父亲，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他哽咽着，说出了三个字。

“哥，弟。”

那一声，喊得，撕心裂肺。

在场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

大舅和小舅，也红了眼眶。

他们站起来，端起酒杯，和父亲的杯子，重重地，碰在了一起。

“叮”的一声。

清脆，响亮。

我看到，大伯和二伯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和不自然。

也许，那一刻，他们也明白了什么。

也许，他们什么也没明白。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在父亲心里，在我和母亲心里，那杆秤，早就已经，清清楚楚了。

成年后，我离家去外地读大学，后来又留在了那里工作。

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和亲戚们的联系，也渐渐淡了。

但每年，我都会雷打不动地，给两个人，打电话。

一个是大舅，一个是小舅。

电话里，我们说不了几句话。

大舅总是那几句：“钱够不够花啊？”，“别不舍得吃啊。”，“天冷了，多穿点衣服。”

小舅则会多问几句我的工作，我的生活。

然后，在挂电话之前，总会加上一句：“有啥事，跟舅说。别自己扛着。”

我知道，他们是真心地，在牵挂着我。

有一年，我工作上遇到了很大的挫折，被领导误解，被同事排挤。

我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觉得委屈，又无助。

深夜里，我喝了很多酒，壮着胆子，给小舅打了个电话。

电话一接通，我还没开口，就哭了出来。

我语无伦次地，把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倒了出来。

小舅，就在电话那头，静静地听着。

他没有打断我，也没有说任何大道理。

他就那么，一直听着。

等我哭完了，说完了，他才用那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慢慢地说：“娃，没事。”

“受了委屈，就回来。”

“舅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大不了，回来跟舅一起卖东西。舅养你。”

那一刻，我所有的坚强和伪装，都瞬间崩塌。

我在电话这头，哭得泣不成声。

我知道，他说的，不是醉话，也不是安慰。

他是真的，会那么做。

因为，我是他姐姐的儿子。

我是他的，家人。

后来，我慢慢地，在那个城市里，站稳了脚跟。

我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

我也成了别人口中的“成功人士”。

我把父母，接到了我身边。

我们很少再回老家。

和大伯，二伯家的联系，也仅限于逢年过节，在家族群里，发一个红包，说一句“新年快乐”。

他们的孩子，我的那些堂哥堂姐，也都有了各自的生活。

我们，就像是，生活在不同轨道上的列车。

偶尔，会在某个站台，短暂地交汇一下。

然后，就又朝着各自的方向，呼啸而去。

彼此之间，客气，疏离，再也回不到小时候那种亲密无间的状态了。

前年，大伯生了重病。

需要一大笔手术费。

他的儿子，我的堂哥，给我打了电话。

电话里，他很客气，也很为难。

他说，他知道，我们家以前困难的时候，他们没怎么帮上忙。

他说，他没脸开口。

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我听着，心里很平静。

没有怨恨，也没有幸灾乐祸。

那些陈年旧事，早就被时间，冲刷得模糊了。

我只是觉得，有些唏嘘。

风水轮流转，谁也说不准，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我没有犹豫，给他卡里，转了二十万。

我对他说：“哥，钱不用还。给大伯看病要紧。”

挂了电话，母亲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说：“你还记得，当年他们是怎么对我们的吗？”

我笑了笑，对她说：“妈，我记得。”

“正因为我记得，所以，我不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血缘，有时候，很脆弱。但它，毕竟还在。”

“我们可以不亲近，但不能不存善意。”

“更何况，他是爸爸的哥哥。”

母亲听了，沉默了很久。

最后，她点了点头，说：“你长大了。”

是啊，我长大了。

我终于明白，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绝对的黑白，只有复杂的，一言难尽的人性。

大伯出院后，给我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他沉默了很久。

最后，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带着一丝愧疚和沧桑的语气，对我说：“谢谢你。”

我说：“大伯，我们是一家人。”

说完这句话，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原来，兜兜转转，我们最终，还是会回到这个起点。

只是，再说出这三个字时，心境，早已完全不同。

去年，我带着我的妻儿，回了一趟老家。

我先去了大伯和二伯家。

家里，还是那么气派。

只是，人，都老了。

大伯的头发，全白了。

二伯的脸上，也爬满了皱纹。

他们看到我的儿子，很高兴。

抱着他，亲了又亲。

给了他一个，比我当年收到的，还要厚实的红包。

我们坐在一起，聊着天。

聊着过去，聊着现在，聊着未来。

气氛，不再像以前那么尴尬。

多了一丝，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情。

临走的时候，大伯把我拉到一边，又一次，对我说：“谢谢。”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大伯，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

那些伤害，那些冷漠，那些怨恨，都过去了。

留下的，是血脉里，那点剪不断的，微弱的联系。

然后，我开车，去了乡下。

那条通往姥姥家的路，已经修成了平坦的水泥路。

再也不是当年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了。

大舅和小舅，早就在村口等着我们了。

他们，也老了。

大舅的背，更驼了。

小舅的眼角，也多了好几道深深的鱼尾纹。

看到我们，他们笑得，像个孩子。

大舅从地里，给我们摘了最新鲜的草莓。

红彤彤的，散发着甜腻的香气。

小舅，则把他的小卖部里，最好吃的东西，都搬了出来。

堆了满满一桌子。

我的儿子，很快就和他们，玩成了一片。

他骑在大舅的脖子上，在院子里，疯跑。

他拿着小舅给他的水枪，把小舅的衣服，都打湿了。

院子里，充满了笑声。

那种笑声，是那么地真实，那么地，发自内心。

傍晚，我们在院子里，摆了一张小桌子。

母亲和舅妈们，在厨房里忙碌着。

饭菜的香气，飘满了整个院子。

我和父亲，陪着大舅小舅，喝着酒。

酒，还是那种廉价的白酒。

菜，也都是些家常菜。

但吃在嘴里，却比任何山珍海味，都要香。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看着眼前这几个，我生命里，最重要的男人。

我的父亲。

我的大舅。

我的小舅。

他们，都是最普通的人。

他们没有显赫的地位，没有巨额的财富。

他们的一生，都在这片土地上，平凡地，生活着。

但是，他们却用最朴素，最笨拙的方式，教会了我，什么才是真正的亲情。

父亲这边的兄弟，让我明白了，血缘，并不一定能带来温暖。

它有时候，只是一种社会关系。

一种，需要用利益和价值，去维系的关系。

而母亲那边的兄弟，让我懂得了，有一种爱，是超越血缘的。

那是，因为爱你，所以爱你的一切。

你的幸福，是我的幸福。

你的苦难，是我的苦难。

它不计回报，不问得失。

它就像空气和水，那么自然，那么，不可或缺。

喝到最后，大家都醉了。

父亲搂着大舅和小舅的肩膀，又哭了。

他一边哭，一边笑。

他说：“哥，弟，这辈子，能有你们，我值了。”

大舅，这个一辈子没说过几句软话的庄稼汉，拍着父亲的背，说：“说那话干啥，下辈子，我们还当兄弟。”

我看着他们，眼眶，也湿了。

我端起酒杯，站了起来。

我对他们说：“爸，大舅，小舅，我敬你们一杯。”

“谢谢你们，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家人。”

夜，深了。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的。

就像我小时候看到的那样。

但现在，我终于能分清，哪些星星，是恒星，自己就能发光发热。

哪些星星，只是行星，需要反射别人的光，才能看起来，光鲜亮丽。

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旅途。

你会遇到很多人。

有的人，只能陪你走一程，在你的世界里，锦上添花。

而有的人，却会陪你走一生，在你的生命里，雪中送炭。

我很庆幸。

在我家的天，塌下来的那一年。

有两双粗糙，却温暖的大手，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可以喘息的天空。

他们，就是我的舅舅。

是我母亲的，亲兄弟。

也是我心里，永远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