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上世纪六十年代，小学五年制，初高中都是两年制。适龄儿童入学没有硬性规定，一年级新生的七八岁到十一二岁的都有，甚至上不上学都可以。
我七岁上一年级，二年级上学期开始辍学，跟着生产队的饲养员上山放牛，大约一年后，又开始插班三年级下学期继续上学。
读完了四年级，在参加五年级招生考试时，我居然没有考上。于是再次辍学，这次辍学大约持续了两年时间。
这大约是1973年的春天，生产队里没有适合我这个年龄干的农活儿，就背着粪筐子，走街串巷到处拾粪。
到了夏天，农活儿多，跟着生产队干农活儿，侍弄各种庄稼。到了深秋初冬时节，被村干部安排跟着老匠人，在大队部院里干了几个月用地瓜制作粉皮。
到了寒冬腊月，我就跟着生产队整修农田，有时也参加兴修水利，在泉子沟水库参加清淤、拓宽工程，持续了大约一个多月，直到腊月二十九才结束。
那时，所有农活儿，没有任何机械化，全是体力活儿，我双手和耳朵生了多处冻疮，手上冻裂了口子。
这冻疮每年腊月都会复发，奇痒难忍，当时没有药物可治，越挠越痒，挠厉害了出水，直到我参军后数年才痊愈。
辍学第二年的冬季，村里响应上级号召“向死人要良田”，也就是将村里各家族的祖坟彻底掘开，将里面的混凝土、棺材板、遗骸清除出去，恢复为耕地。
当时我年纪小，跟着干些轻活儿。看见被钢钎和铁锤砸奋力打开的墓穴，散发着一股股的怪异味道，白花花的三合土块，腥红的棺材板，瘆人的骸骨，禁不住心头发颤。
1975年，我14岁，初春时节，有一天我在拾粪的时候，遇到了四舅，得知我辍学的事，他严肃地批评了我母亲，说：“他一个男孩子，为了几个工分，你们这样会毁了他一辈子。”
母亲辩解说：“他不如老大和老三学习好，上学也不一定有出息。”
四舅反驳说：“你们知道哪一片云彩会下雨？你能看出来谁行谁不行吗？将来就算是没有出息，那闯关东也需要有文化。”
父亲1960年师专毕业，平时在外地担任中学教师，每周六下午骑自行车回家，次日下午返回学校。父亲回家后，母亲对他谈了四舅的意见，复述了四舅的话。
果然，星期一上午，母亲就将我送到了学校，直接入读五年级下学期”。
对于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十分珍惜，做到了主动学习，虚心求教其他同学，一口气读完了两年初中。
1978年夏，顺利考入公社的高中，读了三个月后，十月份学校放秋假，父亲和我商量说：“我看你高中成绩也一般，继续读完高中，你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不如跟着我去蒲汪联中，复读一年初二，明年考个初中中专，说不定能考上，你考虑一下。”
经过一夜思考，我接受了父亲的建议，跟着父亲去他执教的学校和班级，复读初二毕业班，父亲任教数学和政治，但物理和化学是同一位民办老师任教，这位老师水平十分有限，很多问题他自己都不明白。
1979年7月上旬，我参加了中专招生考试，以0.5分之差落榜，但被县一中录取。父亲建议我再复读一年初二，来年再考。
经过一段时间落榜的痛苦和思考，我做出了人生的第一次重要抉择：因为父亲素来极端威严和专制，所以，我决计放弃复读，不愿意跟着他遭罪，同时放弃读高中，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待年满18岁后争取参军。
若参军不成，我也不会在家务农，南下闯荡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我绝不走山东人闯关东的老路。
我是母亲带大的孩子，对人情世故基本上一无所知。参军只是我内心的想法，却不懂得怎样去落实，更不知道需要提前向村干部表达自己意向和要求，也不懂得村干部们会有内定对象等等，
与学生时代告别，怀揣参军的梦想，却干着各种农活儿。一天天的重复着大致相似的事情，不是扛着铁锹，就是推着小车，或者披着蓑衣，随着成年人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980年夏秋时节，我被村干部安排和几个小青年在林场护秋，就是夜里巡逻和站岗，看护苹果园，以防被一些不良村民偷盗。
林场干部千叮咛万嘱咐，夜里不能露天睡觉，会得病。但毕竟年轻，白天劳累，深夜时分，睡意袭来，经常披着蓑衣盖一下，躺在杂草上或哨塔上就睡着了，这让我双腿膝关节患上了关节炎，几十年一直隐痛。
那时候，沂蒙山区还有野狼出没，夜间在林场巡逻也是提心吊胆，我有两次深夜独自潜伏在哨塔上，就亲眼看见有狼或狐狸似的野兽，从近处快速跑过，邻村社员们有几次举着火把高喊着追逐野狼。
1980年10月初的一天，早饭后，我像往常一样，扛着铁锹，来到村头，在社员们集合的大树下，等了一个小时左右，没见人影，一起劳动的同龄小伙伴们更是一个都没有看到，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经过向附近社员打听得知，原来那天是征兵的日子，小伙伴们都在村支书和民兵连长的带领下，早晨集体乘拖拉机，去公社参加征兵初选了。
我非常吃惊，这么好的机会自己居然丝毫不知情，自幼崇拜英雄、向往金戈铁马、参军报国、改变命运的理想，决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
于是，我将铁锹放到社员家里，决定自行前往公社参加征兵初选。
决心下了，又有些犹豫，因为这时已经是上午10点多钟，去公社有15里路程，我还不知道体检地点，等我步行到了公社，如果那边已经结束了，岂不是让人家笑话。
但我很快就理出了头绪：去，也许只有百分之十的机会，不去，那就百分百失去参军机会，参军理想永远不能实现了，必须努力争取获得参军机会。一边想，一边急急地向公社走去。
走了三里路，翻过了西岭，我又犹豫起来：这样步行，到了公社，赶不上初选怎么办。想到这里，步子慢下来了。内心有了犹豫，禁不住回头看看来时的路。
就在这时，忽见西岭地平线那边，我来时的方向，有个人头一蹭一蹭的逐渐冒出地平线，越来越清晰了，原来是村民兵连长李春福，我平时喊他三哥。
走近了，他得知我想去参加征兵体检，非常热情地招呼我和他一起去。他本来是计划坐村里拖拉机早晨一起去的，因为家里突然有急事儿，处理完了，只能自己步行前往了。
有了民兵连长相伴，我心里踏实多了，一边聊天，一边步行前往公社。到了公社大院，果然，来自各村的所有征兵对象数百人已经开始跑步，目测不合格的，部队征兵干部会让他们到后面去跟着跑，实际上是已经淘汰了，前面都是目测合格的。
这个初选，主要是淘汰内外八字步、哮喘、体质差的对象。三哥笑着和武装部贺部长说：“我们又来了一个，你看怎么办？”贺部长看了我一眼，可能对我的身高、身材比较满意，便过去和部队接兵干部说了几句，部队干部让我插在队伍中间参加跑步。
这个档口，三哥告诉我，贺部长名叫贺可升。没有想到的是，恰恰是我的迟到却成全了我。因为我家是祖传的右腿轻度外八字，几代人了，族中男性步态几乎都是如此。
如果我一早就来参加跑步，大概率会被目测淘汰，因为来晚了，被安排在中间跑步，即使接兵干部偶尔注意到我的轻度八字步，大概也分不清楚我是属于排在前面被淘汰的，还是属于排在后面合格的，毕竟长长的队伍，他们也无法准确分清合格与不合格的连接点。
就这样，初选这一关，我险中取胜，顺利通过。同村包括我在内去了16个人，被淘汰了8个。事后，三哥对我能通过目测这一关，多次表示意外。
接着，目测合格后，又参加了视力、听力、辨色、身高、体重等体检项目。因为我是近视眼，大约二三百度，负责视力检测的是在高中教我数学的王老师，他是我的恩师，读书时一向对我很好。
当时，我猜测应该是公社卫生院医生不够，把学校老师拉来帮忙。他负责视力检测，我因为看不清视力表，总是答错，王老师给我递眼色，可他越是递眼色，我越是紧张，越是答错。王老师看实在不行，干脆写了个“1.5”了事。
下午回到家，我对母亲说了今天去参加征兵且初选合格的事儿。
母亲听了，沉吟不语，没有直接回答，看得出她对我能否从军并不乐观。当时中越边境战事正酣，母亲只是淡淡地提醒了我一句：“当兵是要打仗的，你不怕吗？”
我说“不怕！”因为我家在村里是小姓，集体经济时期，在各种利益分配的时候，小姓人家经常受大姓人家明里暗里的欺负，各种吃亏是常事儿。
而参军这事儿一般都是大姓人家子弟优先，村干部亲属优先，小姓人家子弟自解放后，好像就没有人能参军。
初选合格后，接下来应该如何去运作我不太懂，也不知道与村干部沟通，内心想当然地认为，下次体检时，村里肯定会通知我。
母亲大概也没当回事儿，她没有和我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父亲这期间回家过两次，我参军的事儿压根没有向他提及，继续在生产队里的参加劳动。
半个多月后，又是一个早晨，和上一次一样，我扛着铁锹去到村后大树下，准备和社员们一起去劳动。又是等了一段时间，同龄小伙伴们还是没有踪影。
我急忙向别人打听，得知一大早，村支书和民兵连长带着征兵对象乘坐拖拉机去苏村公社参加体检了。
我一听，才明白自己被他们抛弃了。但对我来说，机会只有一次，我绝不能低头，我必须努力争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