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为何会成为“诺贝尔奖工厂”

瑞典皇家科学院于10月8日宣布，将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日本京都大学副校长北川进教授（74岁）等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多孔性金属错体（PCP）领域的突破性贡献，该技术可实现二氧化碳（CO2）等气体的精准分离与储存。这是继10月6日，大阪大学坂口志文教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日本在2025年迎来的第二项诺贝尔奖，也是日本历史上第30位诺贝尔奖得主，化学奖领域第9人。

北川教授接受学生们的祝贺

“为什么又是京都大学？”这是日本社会之问？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日本排名第一的大学是东京大学，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也不赖，为什么诺贝尔奖几乎都落在“京大生”的头上？

京都大学作为日本第二古老的国立大学，自1897年建校以来，已有21位诺贝尔奖得主与之相关联（包括校友、教职人员或在校期间的研究），其中9位为本科毕业生。这在亚洲大学中位居首位，远超东京大学（9位）。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得主达18位，其中京都大学贡献了三分之一，譬如2012年，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以iPS细胞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赤﨑勇教授，也是京都大学毕业生。2018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本庶佑教授是京都大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長。获得201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的吉野彰先生是京都大学毕业生。而202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也再次花落京大，让北川进副校长获得。京都大学因此有了“诺贝尔奖工厂”的美誉，体现了其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独特优势。

京都大学校门

日本有793所大学中，为什么唯独京都大学会成为“诺贝尔奖工厂”呢？

首先是因为京都大学拥有自由学术文化的核心传统。

京都大学的校训“自由的学风”源于建校初期，受德国洪堡教育模式影响，强调研究、教学和学习的自主性。不同于东京大学以培养国家官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模式，京都大学从明治时代起就采用研讨班制度，鼓励学生从本科低年级起通过学术训练培养研究兴趣，并在本科三年级后自主选择导师，形成小团队深度合作。这种模式允许学生在同一领域积累5年以上研究经验，极大激发原创性和独立思考。例如，多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如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曾在同一研究室工作，体现了团队内部交流的长期效应。

在京都大学，学部（院系）与学科的转换也是完全自由的，或者说，京都大学根本没有“学科”这个概念。文学部的学生转到农学部，数学系的学生跑到物理系的教室里去听课，是完全自由的。这种自由，培养了不少学生的交叉领域或复合领域的研究能力。

几乎没有约束的这一自由氛围，也体现在学校对学生奇思怪想的包容上，不仅学生可以将自己的反战、抗议学校管理的大标语直接贴到校门口，而且在毕业典礼上，允许学生以奇装异服参加，形成了独特的“京大毕业礼”。

毕业典礼上，京都大学毕业生的化装搞怪。

这种自由文化被视为京都大学“诺贝尔奖工厂”的精神基石，许多得主（如2014年物理学奖得主赤崎勇）在访谈中强调，京都大学的宽容政策让他们能“坚持不受干扰的原创研究”。

其次是长效考评制度为原创研究提供“耐心资本”。

京都大学的科研评价体系以长期积累和原创性为核心，区别于许多大学强调短期成果（如高频发表论文或快速应用转化）的考核模式，考核周期十分宽松。

京都大学对教职人员和研究生的考核不像一些欧美大学那样以年度论文数量或引用率为硬性指标，而是更注重研究的过程和潜在影响力。教授和研究团队有较长的研究周期（5-10年甚至更久）来探索高风险、高回报的基础课题。例如，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山中伸弥的iPS细胞研究，从1990年代初起步到2006年取得突破，耗时近20年。京大的宽松考评环境允许他专注于这一长期项目，而不被短期成果压力打断。

诺贝尔奖级的研究往往需要数十年积累，短视的考核会扼杀高风险的原创课题。京都大学的长效考评让教授学者们有时间打磨“冷门”项目。不急功近利的氛围，让他们敢于挑战未知领域，而不是追逐热门课题。例如，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吉野彰的锂离子电池研究，始于1980年代的“无人问津”阶段，但京都大学的放纵式支持让他坚持到技术成熟。

京都大学的长效考评不仅关注成果，也包容探索中的失败。许多诺贝尔奖级项目在早期并无明显产出，甚至被视为“冷门”。例如，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小林诚和益川敏英的CKM矩阵理论，提出时未被广泛认可，但京都大学允许他们坚持研究，最终改变了粒子物理的格局。这种对长期探索的信任，降低了科研人员的焦虑，激发了原创动力。

三是因为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基础设施和资源支持。

京都大学拥有10个本科院系、18个研究生院和13个研究所，研究活动集中在吉田、宇治和桂三个校区，配备先进实验室和全球第二大的大学图书馆网络（藏书超749万册）。其科研经费虽仅为东京大学的三分之二，但高效分配于基础研究，避免短期实用导向。

此外，京都大学允许设立以教授名字命名的研究所，如汤川理论物理研究所，自1953年成立以来，已孕育4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1949年首位日本诺奖得主）的精神遗产尤为关键。产学研合作活跃，企业（如岛津制作所）提供支持，推动从基础到应用的转化，例如2002年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的获奖研究就源于企业与京都大学的联合项目。

四是地理与文化环境的独特优势。

京都大学位于古都京都，这里远离东京的喧嚣，融合千年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提供理想的“隐居式”研究场所。正因为远离东京那样的政治中心，京都大学营造出了独立于官僚体系的“潜心治学”环境。

这种“远离政治中心”的定位所创造出来的宁静氛围，让教授学者们能够专注于长期研究项目，也强化了京都大学的独立性，避免了外部干扰。同时，京都大学实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拓宽学生视野，培养跨学科能力，这在全球排名中体现为化学（QS全球第27）、物理与天文学（第26）等领域的领先地位。

北川进教授在获奖后展示了自己的座右铭“无用之用”——引用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的“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哲理，以此来批评科学研究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北川教授的座右铭，正体现了京都大学“不求近利，着眼未来”的学问精神。

京都大学的这种“诺贝尔奖工厂”培养模式，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真正的科学创新需要自由的环境、“慢热”的耐心和对基础研究的执着投入，而不是指标式的短期考评与情绪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