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731》看历史叙事的当代责任

◎刘畅

电影《731》选择在“918”这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全球上映，这本身就是一段无声的序言：不仅承载着对民族伤痛的铭记，更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苦难置于世界反法西斯的宏大叙事中，昭示着对和平的共同守望。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影片在这一重大历史节点与观众见面，使其超越了一般商业娱乐产品的属性，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孙承健所言：“反法西斯斗争绝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的责任。”《731》正是以影像话语为时代回响，将历史的警示化为一份当代宣言，一种践行这份“共同责任”的当代表达。

从被动的苦难再现到主动的艺术创作

反法西斯题材是颇能引发全球情感共鸣的重要影视题材之一，其关键在于“怎么拍”，如何在维护和平，维护人类共同体命运与利益的话语中，寻找到一种对话与交流的机制，并将这种机制落实在具体的叙事情节与具象的视听表达上。

可贵的是，《731》并未止步于对暴行的被动呈现，而是在主动的艺术创作层面，对人性与情感做了深入挖掘。王志文饰演的杜存山，以“装疯卖傻”的隐忍求得生机，却在日本人试图用编号消解其“人”的属性时，毅然选择捍卫自己的姓名与尊严，哪怕直面生死。

这一情节极具象征意义：日军赋予“编号”的本质，实际上是将人异化为冰冷的实验品；而杜存山对“姓名”的坚守，则是对“人”的尊严最顽强的捍卫。影片正是通过这样的主动叙事，让苦难背后的人性力量浮出水面。更深刻的是，这一情节的设计还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以731部队为代表的法西斯与军国主义，其罪行远不止于对人的肉体摧残，更在于试图从精神与心灵层面摧毁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核。

《731》中诸如“樱花烙印”的深刻隐喻，正是对这种隐形侵蚀的强力回应。它昭示着，唯有铭记精神被摧残的痛楚，才能筑牢文明与尊严的防线，这正是影片践行“共同责任”的深层内核。

从“艺术真实”到“历史本质”的深耕

历史题材创作的精髓在于把握“艺术真实”与“历史本质”之间的辩证关系。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深究：731部队受害者“马路大”的居住饮食条件异常洁净，这与实验区的血腥残忍形成强烈反差，构成了巨大的叙事张力。这一看似违背常理的“优待”细节，绝非简单的艺术虚构，而是根植于对特定历史逻辑的深刻洞察。正如文化人类学者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文化根源进行深入剖析后所指出的：一种将雅致内敛与冷血残暴推向极致并统一于“耻感文化”的矛盾体。

人们常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珍爱和平的前提，恰是铭记真实的历史。唯有尊重史实，才能警钟长鸣。影片《731》的创作便是在这一观念的驱动下进行的一种创作实践。主创团队不仅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与实物证据，还特别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考据史料，并邀请馆长金成民先生担任历史顾问，以确保其创作的严谨性。

正是基于这种以尊重史实为前提的创作观念，使得影片的整体叙事与视觉塑造，在“还原”历史真实的同时，亦表现出一种克制且富有张力的艺术特质——这种克制本身，就是对历史苦难最有力的表达。

从筑牢历史记忆到传承抗战精神

如何让青年一代真正读懂历史背后的深层逻辑，让沉重的历史“入脑入心”，正是当下文艺作品需要深耕的课题。在此意义上，影片《731》的上映，无异于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一堂沉浸式的“历史思政课”。它超越了一般性的史实陈列，通过极具张力的艺术表达，用历史真相、民族气节与人性拷问，直击观众的心灵，从而在价值多元的时代，为筑牢历史记忆、传承抗战精神提供了强大的影像支点。

如果说，历史考据是筑牢创作根基的“磐石”，艺术表达是激活历史记忆的“密钥”，那么揭示历史真实、传承抗战精神则是此类题材创作的“灵魂”。《731》通过对历史细节严谨的态度和考据式的还原，对人性与文化根源的深刻剖析，将抽象的历史真实转化为具象的精神坐标。

纵观历史，731部队惨绝人寰的暴行，绝非孤立的历史事件，这背后所折射出的是军国主义的罪恶与人性之殇。影片中“马路大”的遭遇所承载的，也不仅是个体的苦难，更是中华民族在危亡之际所承受的集体创伤。影片让观众体悟到：唯有自强不息、宁死不屈，方能守护和平、彰显正义。当观众在影像中见证苦难与抗争，对“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理解，便不再是空洞口号，而是源于灵魂共振的深刻认同。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