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李克农之女，中国肿瘤防治事业奠基者，曾为周总理做过手术

1975年2月4日下午，解放军305医院手术室。

经毛主席批准，及周总理医疗工作小组的同意，饱受癌痛折磨的周总理，再次被送到305医院进行膀胱癌切除手术。

经过4个多小时的手术，周总理膀胱内的癌细胞多数都被以电灼的方式顺利清除，手术效果比较理想。

负责周总理这场手术的主刀医生，是一位女医生，名叫李冰。

与中国战国时期著名水利家，都江堰设计者李冰一样，这位叫“李冰”的医生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她是中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奠基者，也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除此，李冰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她是我党隐蔽战线卓越领导人李克农上将的小女儿。

图|周总理

母亲赵瑛变卖首饰、衣服，让李冰上了学

1917年9月，18岁的李克农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同乡同龄的赵瑛结为夫妻。

虽说两人的结合有包办婚姻的色彩，但因李克农和赵瑛都有着共同的革命思想，志趣相投下，两人都对彼此很是满意。

婚后第二年，赵瑛生下了与李克农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孩，取名李凤修（后改名李宁）。

1920年6月28日，赵瑛又生下了与李克农的第二个女孩，取名李双凤，也就是李冰。

李冰幼年时，因为父亲李克农一直长期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为革命，为中国的未来四处奔走呐喊，所以她甚少见到自己的父亲，童年时光几乎都是在母亲赵瑛一人的陪伴下度过的。

当然，李冰虽然常常见不到自己的父亲，但是从母亲的口中，

她却也明白父亲常常不回家的原因，并不是不喜欢她，只是父亲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所以，李冰自幼就很崇拜自己的父亲，将父亲视为大英雄。

图|李克农上将

父亲李克农虽常常不在身边，可李冰母亲赵瑛却也没有忽视对她的教育。

李冰的母亲赵瑛是一个进步女性，学生时期就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接触到了男女平等、社会民主方面的新思潮。

与李克农结婚后，赵瑛虽然被家中琐碎之事所拖累，没能跟自己的丈夫一起参加革命活动，一起为革命奔走呐喊，

但是她也很支持工农革命，有时甚至还将自己的嫁妆拿出来支持革命活动。

对李宁、李冰两个女儿的教育上，赵瑛也是很重视对她们进行爱国教育，从小就给她们灌输平等、民主等革命思想。

如此，在父亲和母亲的革命教育熏陶下，李冰自幼就养成了一种坚强果敢、刚毅豪放的性格，以及忠于革命事业的精神。

1936年，李冰从芜湖市第二女子中学毕业后，旋即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芜湖弋矶山高级护士学校。

李冰考入这所在全国都很有名的护士学校时，

李家的生活已经过得十分艰苦，全家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就是靠母亲赵瑛在学校教书得来的那些微薄的工资，因此全家十几口人一度要靠借债典当度日。

但是，家里就算这么困难，母亲赵瑛也没有想过要让李冰放弃读书，她坚信女儿一定会成才，一定会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为了筹措李冰的上学费用，赵瑛变卖了自己手上仅有的几件稍微值钱的首饰和衣物，最终筹措到了50块银元。

有了这笔钱后，李冰很快就踏上了前往芜湖弋矶山高级护士学校的求学之路。

图|李克农与赵瑛

见到10年未见的父亲李克农，父亲送她一块怀表

学校离家有些远，为了省下车钱，李冰就住在了学校宿舍，每月就回家几日，与家人相聚。

1937年4月中旬的一天，李冰像往常一样在学校上课。

上课途中，学校老师突然找到李冰，让她去学校大门口，说有人找她。李冰知道后，便离开教室，快速向大门方向跑去。

赶到学校大门后，只见一个看似有些陌生人在门外来回踱步着，看起来很是着急。

当那个人看到李冰后，便急忙走了过来，开口便说道是她爷爷让他来接她回芜湖西郊的，家里有急事找她。

李冰听到后，就以为是家里的爷爷或其他家人出了什么事情，便急忙回宿舍收拾东西，请了假，便赶回芜湖家中。

图|近代芜湖弋矶山

很快，李冰就赶回了家中。

回到家中的李冰并没有得到什么不好的消息，反而是得到了一个让她万分开心的好消息，她的父亲李克农回来了。

自1927年4月，李克农被国民党反动派以5万现大洋通缉，他已整整10年没有回到芜湖家中。

直到1936年12月，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党和国民党达成第二次合作，宣布联合抗日，李克农的通缉令这才被取消。

尔后，李克农这才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回到了家中，去见自己的家人，去见自己许久未见的妻子和孩子。

1937年4月上旬，李克农敲开了自己10年都未进过的家门。

“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屋内李克农的大女儿李宁听到敲门声后，便急忙向门口跑去。

“吱......”大门被打开。因为李克农已离家数十年，李宁早已忘记了父亲曾经的模样，

看到李克农，李宁误以为是来要账的，赶紧就把门关上，跑回屋内就冲着祖父李哲卿说道：

“爷爷，爷爷，外面来了一个要账的，您赶紧找个地方躲一下！”正当李哲卿准备找个地方躲起来时，只听外面传来“我是克农”的声响，一时间李哲卿呆住了。

图|李克农与父亲李哲卿

克农，自己10年未见的儿子回来了？瞬间李哲卿泪流满面，他赶紧让孙女去开门。

很快，李克农回来的消息就传到了李家每个人的耳中。

李冰就这样被从学校叫了回来，与10年未见的父亲见面。

看到父亲李克农的那一刹那，李冰跟姐姐李宁第一眼看到父亲一样，也是满脸的陌生，当得知他就是自己的父亲时，李冰瞬间就笑了起来，她跑了过去，边叫爸爸，边抱着他。

看着自己的孩子们一个个都长大了，李克农也是满心欢喜。

他把小女儿李冰叫到跟前，把一块怀表交到了李冰的手中，关爱地说道：“双凤（李冰曾用名），这块怀表你留着用！今后做护士，一定能用得到。”

我想，不管是李克农，还是李冰，两人都不会想到，就是这块怀表，让之后因战乱与家人失去联系的李冰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孤独时光，正是这块怀表坚定了她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让她坚强地面对着那短暂但又凶险的时光。

看着父亲李克农关切而又慈祥的目光，李冰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浓浓的父爱。

然而，李冰和父亲李克农这天伦之乐还没有享受多久，就因李克农公务缠身不得已而分开，此时，李克农与家人一顿团圆饭都没吃，就匆匆离去。

因战乱与家人失散3年多，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得以与家人团聚

李克农走后，还要读书的李冰，也没在家里多作停留，第二天早上便赶回了学校。

11月，上海失陷，南京告急。李冰母亲赵瑛为了家人的安全，便带着全家回到老家巢县乡下居住，暂避一时。

因为李冰就读的护士学校是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当时的日本人不敢得罪美国人，所以并不敢直接就闯进护士学校，相对于还是很安全的。

母亲赵瑛考虑到李冰能上护校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再过两年就能拿到毕业证，所以就没让李冰跟着去，而是让她留在了芜湖护士学校继续读书。

尔后，赵瑛一家人回到老家巢县乡下没多久，党组织便设法将他们送到了延安。

此时，日军已占据南京，并开始在南京实施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时局混乱，战火连天，赵瑛原本是托人告诉李冰他们去了延安，可是不知何故并没有送到，

图|李冰

举目无亲，一家人音信全无，此时还是十七八岁的李冰，她内心的恐惧与彷徨可想而知，她曾无数次躲在暗地独自哭泣，想念着自己那不知在何处的家人。

想念自己的家人时，她总会拿出父亲送给她的那块怀表，静静地看着怀表的指针与分针争相转动，听着怀表滴答滴答地响着，脑中回想着父亲和母亲对她的谆谆嘱咐。

每当这时，李冰也总能止住自己的哭泣，父亲和母亲从小对她的教诲，让她知道坚强面对，让她知道坚定向前。

坚强的李冰，就这样靠着一块怀表和坚定的内心，不负父亲和母亲的殷殷期盼，顺利从芜湖弋矶山高级护士学校毕业。

毕业后，因为还不知道自己的家人现在在哪里，李冰便选择留在了弋矶山医院工作，做了一个护士。尔后，凭借着优秀的工作能力，及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李冰很快就由一个小护士，变成了手术室护士长。

图|今弋矶山医院

然而，就在李冰在医院的工作渐渐步入正轨时，一件突发的事情却再次打乱了她这平静的生活，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让她得以终于与失散许久的家人团聚，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1940年的一天，医务主任把李冰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李冰来到办公室并坐下后，医务主任便直截了当地问道：“李静彬（李冰工作后的化名），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叫李双凤？”

“嗯！是的”李冰没多想，就点了点头。

听到李冰肯定的回答，医务主任就接着告诉她：“日本人已经到医院里问过2次了，说芜湖共产党人李克农的女儿李双凤就在我们医院里工作。”

医务主任也是中国人，他深知共产党人是一群正在为中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抵抗日寇的伟大的人，因此日本特务当时怎么问他，他都没有透露一点关于李冰的消息。

但是，医务主任也知道，李冰的身份早晚都会被日本特务查出来的，到那时候他也保护不了她，一旦李冰被日本人抓住，结果不堪设想。

所以，他劝李冰赶紧离开医院，找个安全的地方先躲起来。

图|民国护士

但是，李冰从小就没有离开过芜湖，又不知道家人在哪里？

一个姑娘，兵荒马乱的，她又怎去哪里呢？

就在这危急时刻，芜湖地下党组织得知了李冰的消息，并很快找到了她。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冰经上海、香港、广东惠阳等地，历经一个多月的辗转，最终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父亲、母亲和姐姐弟弟们。

见到父母的那一刹那，原本很是坚强的李冰，瞬间就哭了，她抱着他们，久久没有说一句话，就这样抱着他们，哭泣着，发泄着自己这三年多所受到的种种委屈。

李克农和赵瑛也任由女儿抱着自己哭泣着，他们明白女儿这三年多过得真的很不容易，相比于其他子女，他们真的亏欠李冰很多很多。看着女儿哭，他们也很心疼！

图|左起：李治、赵瑛、李宁、李伦、李冰、李克农、李力

听从党组织安排，李冰前往中央医院担任外科医生

1941年，李冰经重庆，来到了延安。

在延安，李冰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毛主席和朱德对李冰都很是喜爱，当她来到延安后，毛主席和朱德还亲自邀请她和其家人在杨家岭吃了顿饭。

吃饭时，毛主席就微笑地问李冰：“你知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吗？”

拘谨的李冰，很是羞涩地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看到李冰拘谨的样子，毛主席也生起了想逗弄下她的心思，他神秘地对李冰说道：“你爸爸是个大特务！”

听到毛主席说爸爸是个大特务，李冰瞬间就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

看到李冰这样的表现，毛主席哈哈大笑，忙说道：“不过，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特务！”

一听到这里，李冰就笑颜逐开，心中顿时就松了一口气。

见到李冰这副模样，在座的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顿时就哈哈大笑起来，心中对这个可爱的姑娘，更是越发的喜欢。

图|毛主席

之后，毛主席更是亲切地给李冰取了一个雅号，叫她“李冰特洛夫”。因为李冰曾在教会学校读过书，在装扮上就有些“洋味”，之后再穿上列宁装，更是有些像外国人，

所以毛主席见到她后，便风趣地给她取了“李冰特洛夫”这样一个类似于俄文名的雅号。

当李冰来到延安时，她的姐姐弟弟已经在更早些时候来到了延安，并都开始了各自的学业，姐姐李宁在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弟弟李治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而另外一个弟弟李力也在军委通信学校学习。

此时，看到姐姐弟弟们都开始了各自的学业，李冰也想继续读书，便向父亲提出想进军政大学读书的请求，希望父亲能安排她进去，

听到女儿的请求，李克农并没有答应，而是颇为严肃地说道：“我们革命队伍，没有特权，一切都要听从组织的决定，不能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李冰听到父亲有些严肃地跟她说着话，她有些委屈，但是她也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就是希望她不能因为父亲的身份，就想着去搞特权。

图|1937 年，李克农（右二）与伍修权（左二）等人在延安合影

所以，听到父亲这么说，李冰就再也没有提过想要干嘛，而是耐心地等待着组织的安排。

很快，组织的安排就来了。

一天，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副部长李富春找来李冰，跟她说起了组织的安排，组织决定让她去延安中央医院当医生。

一听到组织要让自己去当医生，李冰还误以为组织是误会了自己曾经的工作，赶忙解释道：“我在芜湖做的是护士，不会当大夫，我不能胜任这么工作呀！”

组织其实早就知道她的工作是什么，所以听到她这么解释，陈云毫不迁就地说：“在解放区，许多从未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同志，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就胜任了医生的工作。你在正规医学院学了四年，还在医院工作了两年，怎么就不行呢！”

听到两位叔叔这么说了，见组织这么信任自己，很受感动的李冰也相信自己一定能胜任，也就答应了组织对她的安排。

图|1959年5月15日，陈云在中南海勤政殿

来到延安中央医院后，李冰被分配到了外科工作，并兼任妇科工作。李冰先后给外科专家金茂岳、苏联外科专家阿洛夫、头颈外科专家周泽昭等做过助手，在他们的无私的教导下，及李冰自己的刻苦学习下，李冰的医术越来越精湛。

随着李冰的医术越来越高超，组织给她任务也越来越重要，她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1947年3月，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延安中央医院一分为二：一部分被改编为西北野战军医院，另一部分则前往晋察冀边区建立平山中央医院。

李冰则被调往西北野战军医院，成为医院中唯一的女医生。

在野战军医院，李冰虽然是一个女医生，但是她却从来没有要求什么特殊对待，医院去哪里，她就去哪里，即使前方炮声阵阵，她也丝毫不惧。

在李冰的眼中，只有那些负伤的英勇战士，她的信念只有一个，那就是救火面前的这些战士们。当时，李冰负责的那个医疗所有近700多名伤员，经常是一台手术刚刚结束，就要进行另一台手术，常常是一天24小时很少有休息的机会。

面对着这样高强度的工作，李冰无怨无悔，没有丝毫的怨言，哪里有需要，她就往哪里走，她的眼中只有那些负伤的战士们。

然而，李冰的身体终究不是铁打的，她还是病倒了。

1947年深秋，李冰不幸染上了斑疹伤寒，并陷入昏迷状态，情况十分危急，当时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李冰很有可能就这样一睡不醒。

当李冰昏迷的消息被周总理得知后，周总理连夜派人赶到西北野战军医院，用担架将危在旦夕的李冰抬到大后方医院，进行紧急抢救。

经过医生连夜抢救，一脚踏进死亡的李冰终于被拉了回来。尔后，李冰在后方休息数日，病情稍微稳定后，就被送到父亲李克农的身边，悉心休养。

图|周总理

受中央卫生部委派，李冰开始筹建中国第一所肿瘤专科医院

1949年3月，李冰被选为中央直属机关妇女代表，前往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并前往北京协和医院进修骨外科，因为在之前她就一直从事野战外科工作。

进修归来后，经组织部的安排，李冰被调到华北人民医院任医务主任兼外科副主任。

1951年，李冰升任华北人民医院副院长。

1957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合法地位，并在我国建立了大使馆，各国外交人员和其亲属纷至沓来。

鉴于此，卫生部便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国际医院”，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李冰。

此时，当国家要建一所“国际医院”的消息传出时，包括金显宅、林巧雅、张庆松等数十位专家都表示不建议建这样的医院。他们认为各国外交人员及其亲属都是健康人士，就算是生病了，大病肯定回国治，小病去一般医院就可以了。

所以，他们建议将“国际医院”改建成肿瘤医院，从而填补我国在肿瘤防治上没有专科医院的空白。

对于这个建议，李冰也表示赞同，并把这个建议向卫生部作出了汇报。很快，卫生部就批准了这个建议，将国际医院改建为肿瘤医院，并仍由李冰负责筹建。

为了能够尽快建设好肿瘤医院，李冰积极同各大医院协商，从他们那里调集一批各科专业干部，一部分派出进修肿瘤科专业，一部分则留在医院从事建院工作。

同时，她还积极与上级沟通，经过努力，争取到了一批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

除此，她还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从国内外调配或购买到了一大批先进的医疗设备，尤其是放射治疗设备和诊断设备。

经过李冰彻夜不眠的努力，中国第一所肿瘤专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在北京诞生了。

尔后，李冰正式担任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主持医院日常工作，院长则由当时著名的肿瘤专家吴恒兴教授担任。

直至今日，

李冰筹建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早已从曾经的连专业的肿瘤医生都凑不齐的医院，变成了世界闻名的现代化大型肿瘤医院，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肿瘤专家和医疗技术手段，造福着中国，乃至世界成千上万的肿瘤患者。

图|今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航拍图

为了让中国人民彻底摆脱肿瘤的折磨，李冰在肿瘤防治事业是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为准确收集到全国肿瘤患者的第一手数据，她带领着研究团队深入到全国各地，不顾自己有心脏病，冒着生命危险爬山涉水，日晒雨淋，四处走访，为此好几次晕倒在路上，甚至还出现数次十分严重的休克情况。

最终，在李冰和研究团队不懈的努力下，我国不但初步了解到肿瘤的发病死亡情况，还找出了若干重点恶性肿瘤的高发区，并成功出版了《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研究》专著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死亡地图集》，填补我国这方面的空白。

中国肿瘤防治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默默闻名到世界闻名，这之中绝对少不了李冰的付出。

李冰既是中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奠基者，也是中国肿瘤防治事业的杰出贡献者和领军者。

为了专心从事自己热爱的肿瘤防治事业，李冰拒绝卫生部副部长职

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北京隆重召开，李冰成功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本来，有关领导是希望李冰能出任卫生部副部长，亦或是出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可是李冰说什么也不愿意，她就想继续从事肿瘤防治工作。

为此，李冰不惜拉着自己在总参通信部担任副部长的弟弟李力，陪着自己去见有关领导，跟领导坚定地说道：“我就搞肿瘤，其他什么都不干！”

最终领导同意了她的请求，让她继续从事肿瘤防治研究工作。

1988年，68岁的李冰光荣退休，从一线退了下来。

但是，退下来的李冰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肿瘤防治事业，她依旧牵挂着中国成千上万的肿瘤患者，还是希望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中国的肿瘤防治事业做出贡献。

2000年6月28日，李冰80岁大寿。

李冰退休前工作的肿瘤医院的同事们，希望能帮她举办一次盛大的祝寿会。

李冰知道后，委婉拒绝，她只向肿瘤医院的领导提了一个小要求，就是希望他们能在肿瘤医院的小花园里，为她种一颗小小的白皮松。

为什么要种白皮松呢？

生日那天，李冰说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落泪的原因，她说道： “等我百年后，这棵白皮松就是我，我会看着大家，看着肿瘤医院一天天地发展壮大起来。”

2002年7月30日，李冰带着无悔的笑容，永远地离开了她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及肿瘤防治事业，享年82岁。

斯人已逝！丰碑屹立。

叫一声李冰先生，她当之无愧。

★ 一、伟业初创（1957—1965） ★

这是中国第一家肿瘤医院从创建到大格局形成的时期。因此，在学科与科室建立发展过程中，属于奠基、首创、领先的工作，以及杰出的学科带头人等表述清楚，确定在中国当代抗癌史上的历史地位。

开院时肿瘤外科、放射科、妇瘤科、病理科、细胞学室、检验科以及后来的肿瘤内科等主力科室分别介绍，其中放射科、内科是重点。

创建肿瘤研究所，担负起全国肿瘤防治的历史重任，研究所工作起点是林县食管癌防治。

★ 二、峥嵘岁月（1966—1976）★

“文革”十年，医院和研究所遭受巨大的破坏，但是已经形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经住了疾风暴雨的考验。在万马齐喑的“文革”时期，一枝独秀大放异彩：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河南林县食管癌、江苏启东肝癌、云南个旧肺癌等地的癌症现场研究成绩斐然。周总理批示新址建院。

★ 三、蓄势待发（1976—1983）★

“文革”结束，进入拨乱反正阶段。院所大力开展整顿，恢复工作秩序，修订规章制度。对青年医师、护士等技术人员进行复训，同时多个学科开始招收研究生；恢复考核和晋升制度；加强外语培训，逐年派人出国学习，开阔眼界缩短距离。与此同时，开始了与发达国家的高级别互访；肿瘤学会、肿瘤杂志相继在院所建立和创刊。这一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氛围，构成了蓄势待发之势。

★ 四、龙潭新貌（1983—2000）★

1983年龙潭湖的医院门诊、病房和研究所大楼落成，院所发展空间翻了几番，翌年底开放病床超过500张，员工超过1500人。在临床方面，正式成立头颈、胸部、腹部、泌尿肿瘤外科和ICU等重要科室，被卫生部授予“三级甲等医院”；在科研方面，建立起国家级分子肿瘤学重点实验室。又在山西襄垣县与河北磁县建立子宫癌、食管癌研究现场。此阶段科研成果甚丰，其中食管癌现场防治被评为“1995年全国十大科技成果之一”。

★ 五、乘风破浪（2000—2018）★

新世纪新风貌。院所在规模装备上有较大发展，国家队的地位进一步凸显：肿瘤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细胞生物学、麻醉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的成员单位；建立起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建立癌发生及预防分子机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2011年，国家癌症中心获得批复。新世纪以来，院所共取得若干重大科研成果，其中“食管癌规范化治疗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应用推广”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近年来，赫捷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詹启敏、林东昕当选工程院院士。2017年医院实现新的跨越，住院综合楼奠基开工。在南方，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正式运营，实现了“一院两区”的格局。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医院将牢记办院宗旨，不忘初心，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新中国成立最早的五所肿瘤医院：
①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954年1月，上海镭锭治疗院划归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并定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肿瘤医院，2000年更名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②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即北京协和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前身是建于1958年的日坛医院，1963年增设肿瘤研究所，1983 年更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是国家癌症中心依托单位，国家标志性肿瘤专科医院。
③浙江省肿瘤医院：始建于1963年10月，2019年5月挂牌“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临床医学院”。
④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成立于1964年3月，是全国规模最大、学术力量最雄厚的肿瘤学基地之一。
⑤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1952年金显宅教授在天津市立人民医院建立新中国第一个肿瘤科，1971年成为肿瘤专科医院，1987年定名天津市肿瘤医院。1997年成为天津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一、美国癌症治疗 Top10 医院

前不久，《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刚刚发布了2023-24美国医院排行榜。

为了给患者选择治疗医院提供更多参考，本次评选综合评估了近5000家美国医院的数据。在癌症等疾病专科排名方面，医院要想排名靠前，必须在治疗病情更复杂、更严重的病人方面表现出色。

最终评选出的、美国癌症治疗Top10的医院分别为：

No.1：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MD安德森癌症中心，位于美国休斯顿

MD安德森癌症中心成立于1941年，位于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市，是全球知名的大型综合性癌症治疗中心。

医院仅有病床500余张，但员工数却高达18000多人，确保为每一张床位的病人提供充足的医疗照护。医院接诊的患者来自全球9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不乏各国政要和商业精英。如韩国首富、三星集团前董事长李健熙（Kun-Hee Lee），就曾于2000年因肺癌至MD安德森癌症中心接受治疗。

在MD安德森，每年投入超过4亿美元进行医学基础研究，每年有超过11000例患者在这里参加癌症新药、新疗法临床试验，有1100多位来自全球各国的临床住院医生，到这里接受癌症研究和治疗的专业培训。包括孙燕院士在内，我国各大医院许多肿瘤专家均在MD安德森进修学习过。同时，这家医院也是国内中介机构盛諾一家的官方签约合作医院。

2018年医院免疫学家James Allison教授，因在肿瘤免疫领域做出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重启的“癌症登月计划”，也是MD安德森癌症中心率先提出和实施的。

No.2：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位于美国纽约

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成立于1884年，拥有139年的悠久历史，是全球最古老的大型私立癌症中心。

医院前身是位于纽约曼哈顿上西区的纽约癌症医院。20世纪4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的两位前高管联手创建了美国首屈一指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纪念斯隆-凯特琳研究所，并在1980年并入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使后者成为一家集科研与治疗为一体的、成果卓著的癌症中心。

中心有120多个研究实验室，同时领导上千个儿童和成人癌症临床研究项目，并致力于将实验室的重要研究发现加速应用于患者的临床治疗。从1980-2012年，就研制了9种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的药物，这样的成功率是其他任何一所癌症中心无法匹敌的。

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每年诊治400多种癌症亚型的患者，不管多么罕见的癌症，在这里可能都有丰富的诊治经验。如视网膜母细胞瘤（俗称眼癌），全球头个专项治疗中心就在这里，患者幸存率高达99%。

No.3：妙佑医疗国际Mayo Clinic

妙佑医疗国际，位于美国罗彻斯特

妙佑医疗国际（原名梅奥诊所）成立于1864年，有三个主要院区，分别位于明尼苏达州的罗彻斯特、亚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尔和凤凰城、弗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

虽然名为Clinic（诊所），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医疗集团，近年来多次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选为全美综合排名第一的医院。威尔逊、肯尼迪、艾森豪威尔、里根、老布什等多位美国总统及其家人，都曾选择在妙佑医疗国际就医；奥巴马称其为“美国医学的质量标杆”。

在癌症治疗方面，医院于2002年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指定为美国头一家提供综合性癌症治疗的多中心医疗机构，服务的患者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No.4：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UCLA Medical Center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位于美国洛杉矶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成立于1955年，位于美国西部城市洛杉矶，这里是全美华人相对集中的地方。

该医疗中心不只是单独的一家医院，而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综合体：主院区位于韦斯特伍德地区，包括罗纳德•里根医疗中心、美泰儿童医院和雷斯尼克神经精病学院；分院区圣莫尼卡医疗中心位于圣莫尼卡市；此外，在南加州还拥有超过200个诊所，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大卫格芬医学院。

在癌症治疗方面，UCLA琼森综合癌症中心拥有500余位专家和科学家，在研发新型癌症治疗手段方面享有国际声誉。医院研究人员对赫赛汀等肿瘤靶向治疗贡献了杰出力量，也是美国头一批提供CAR-T细胞免疫治疗的医院之一。

每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会为来自全球各地的20000余名癌症患者提供服务，包括来自中国的患者。

No.5：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位于美国波士顿

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成立于1947年，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学附属癌症专科医院，也是美国联邦政府指定的综合性癌症治疗中心。医院拥有4000名员工，每年接待约300000名患者，因其在临床治疗及研究方面的双重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声名远扬。医院的医生，很多同时也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包括多位全球著名专家。

如前院长Baruj Benacerraf揭示了人体免疫系统的遗传学基础，获得1980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另外一位医院专家William G. Kaelin Jr.破译了细胞感知和适应氧气供应的机制，获得2019年诺贝尔医学奖。

医院程碑式的成就还包括：率先发现PD-L1，促进了PD-1抑制剂的开发；开发了头个经联邦政府批准的治疗型癌症疫苗；研发了新一代的抗癌药物“免疫毒素”；率先对肝脏进行选择性内放射治疗等等。

No.6：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宾州长老会医院

Hospitals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enn Presbyterian

位于美国费城。

No.7：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疗中心

UCSF Health-UCSF Medical Center

位于美国旧金山。

No.8：

希望之城国际癌症研究与治疗中心

City of Hope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杜瓦迪（Duarte）。最近肿瘤圈大火的抗癌药AOH1996，就是希望之城专家主导研发及开展临床试验的。

No.9：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Johns Hopkins Hospital

现代医学教育的发源地（北京协和医院就是仿其建设的），位于美国巴尔的摩。

No.10：克利夫兰医学中心 Cleveland Clinic

位于美国克利夫兰，心脏治疗方面很出名

癌症治疗前十医院

美国Top10

No1. MD安德森癌症中心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No2. 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No3. 妙佑医疗国际 Mayo Clinic

No4.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 UCLA Medical Center

No5. 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 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No6.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宾州长老会医院 Hospitals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enn Presbyterian

No7.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疗中心 UCSF Health-UCSF Medical Center

No8. 希望之城国际癌症研究与治疗中心 City of Hope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No9.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Johns Hopkins Hospital

No10. 克利夫兰医学中心 Cleveland Clinic

二、中国癌症治疗Top10医院

国内医院排名，比较权威的就是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组织、评选的《中国医院及专科声誉排行榜》。

该榜单每年一评，于11月公布上一年度的评选结果。具体评选过程为：由来自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的超过4000名专家参与评审投票，其结果再结合医院SCI和科研奖项形成最终榜单。

最新一期的榜单为2022年11月发布的“2021年排名”，其中肿瘤科排名如下：

No.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位于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始建于1958年，是国家卫生健康委所属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也是新中国创办的头一家肿瘤专科医院。

此外，医院还是协和医学院研究生培养单位，是国家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肿瘤规范化诊治质控中心、国家药物临床研究中心、临床研究国家级质量评价和促进中心，以及国家抗肿瘤药物监测网所在地，是集医、教、研、防于一体的国家级肿瘤防治中心。

医院拥有5个国家级重点学科、6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在全国三级公立肿瘤专科医院绩效考核中持续名列第一，年门诊量上百万人次，年手术量3万余台。在医疗服务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患者5年生存率、平均住院日、四级手术比例、病例组合指数等多项质量评价指标均领先其他肿瘤医院。近年来，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托，医院还牵头制修订了肿瘤单病种诊疗规范指南33项。

（注：以上信息及图片摘选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官网）

No.2：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位于广州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山大学肿瘤研究所）成立于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四所肿瘤医院之一，承担国家肿瘤防治重任，在全国尤其是华南地区及港澳台的肿瘤防治工作中发挥龙头作用。

此外，中心还是国家重点学科（肿瘤学）、华南恶性肿瘤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新药（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心、肿瘤医学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是广东省癌症中心、广东省食管癌研究所的依托单位。

中心现设有越秀、黄埔两个院区，实际开放病床数2152张，门、急诊量153万人次，年住院量18万人次，医疗业务量居全国肿瘤专科医院前列。

自1964年起，中心受卫生部委托开办全国肿瘤临床医学进修班，为全国培养了5000多名肿瘤专业技术人才；2014年9月获批国家第一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并主编肿瘤学国家级规划教材《临床肿瘤学》《肿瘤学》等。（注：以上信息及图片摘选自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官网）

No.3：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位于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建院于1931年，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预算管理单位、复旦大学直属附属医院，也是我国成立最早的，集医、教、研、防为一体的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

医院设有徐汇院区、浦东院区两个院区，并与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高度融合。截至2022年底，医院实际开放床位2136张，有教职员工2933人，年门诊量140.1万人次，住院10.3万人次，手术7.4万人次。

在科研创新方面，医院也取得累累硕果，2022年共获得各级各渠道科研项目291项，立项金额超过2亿元。在Science、Lancet Oncology、Gastroenterology等高水平期刊发表IF≥20的论著10篇。

此外，医院还主办《中国癌症杂志》《肿瘤影像学》《Journal of Radiation Oncology》《Precision Cancer Medicine》4本学术期刊，以及《抗癌》科普杂志，努力打造肿瘤精准医学期刊的高地。

（注：以上信息及图片摘选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官网）

No.4：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位于北京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北京肿瘤医院、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始建于1976年，是一所由北京大学、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共管的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

医院设有35个临床科室、14个医技科室、10个基础研究科室、4个基础平台科室，拥有职工近2600人，开放床位801张，年门诊量75万人次，年收治病人9.6万人次，年手术1.7万例。

此外，医院还是北京抗癌协会、北京癌症康复会的挂靠和依托单位，被国家卫健委授予首批肿瘤多学科诊疗试点医院、首批肿瘤高通量基因测序临床试点单位，是唯一承担北京地区癌症发病登记与生存统计、并向政府及WHO提供数据的中心。

自成立以来，医院致力于各种肿瘤的诊断、综合治疗和转化研究，在肿瘤学基础理论研究，常见主要肿瘤的临床诊断与治疗，胃癌、食管癌高发区的预防干预研究等领域均有创新与领先的成绩，在国内外颇具影响。

（注：以上信息及图片摘选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官网）

No.5：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位于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天津市肿瘤医院）是我国肿瘤学科的发祥地，是集医、教、研、防、健为一体的大型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首批国家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医院前身为1861年英军在天津建立的军医院，1951年更名天津市立人民医院，1952年金显宅教授在医院建立新中国第一个肿瘤科，后发展成为肿瘤专科医院。1986年定名为天津市肿瘤医院，1997年成为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前医院占地7.5万平方米，拥有在册职工3081人，设有48个临床医技科室、12个基础研究科室，开放病床2000余张。2020年年门诊量123万人次，年住院10万人次，年手术3.4万例。

医院是首批国家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办国家一级核心刊物《中国肿瘤临床》、英文期刊cancer Medical&Biology等。2005年医院被批准为国家继续医学教育基地，成为培养肿瘤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基地。

（注：以上信息及图片摘选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官网）

以下为中国癌症治疗排名6-10的医院，不一一详述。

No.6：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始建于1892年，位于成都。

No.7：山东省肿瘤医院暨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始建于1958年，位于济南。

No.8：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

始建于1963年，位于杭州。

No.9：江苏省肿瘤医院

前身始建于1960年，1991年定名，位于南京。

No.10：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始建于1921年，位于北京。

肿瘤防治

我国癌症的防治始于 20世纪50年代后期 ， 70年代 基本查清了癌症的流行情况并建立了全国范围的防治网， 80年代 制定了“全国肿瘤防治规划纲要” （1986-2000） ， 90年代 进行了1/10抽样人口的死因回顾调查，比较分析了70-90年代癌症的变化趋势。

时代开启

1949年，FDA批准首款化疗药物氮芥类药物上市，标志着化疗时代的开启。

1998年，FDA批准HER2靶点抗体曲妥珠单抗上市；

2001年，小分子BCR-ABL抑制剂伊马替尼上市，标志着靶向治疗时代的到来。

2013年，CTLA-4抗体Yervoy上市；

2014年，PD-1抗体欧狄沃（Opdivo）的上市，拉开了免疫治疗的大幕。

1、第一代的化疗药物

1943年氮芥被用于治疗淋巴瘤成为近代肿瘤化疗的开端，成为第一个里程碑。

1948年氨甲蝶呤出现，1955年长春花碱类用于临床。

1957年环磷酰胺和氟尿嘧啶用于临床，成为第二个里程牌。

2、第二代的化疗药物

1967年阿霉素出现，1969年顺铂被发现，并于1970年代进入临床，成为第三个里程碑。

3、第三代的化疗药物

1966年依托泊苷出现，1982年紫杉醇进入临床。

吉西他滨、多西他赛、伊利替康、奥沙利铂相继进入临床。

时间轴

中华博医会（1886.10.6）

中华医学会（1915.2.5）；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1965.2.23）

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1969.12.11）

中国抗癌协会（1984.4.28）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1997.4.28）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2015.8.21成为一级协会）

中国胸部肿瘤协作组（2007.10）

长三角肺癌协作组（2019.12.22）

时间轴

中国肿瘤学科发展大事记

195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建院，同时，建立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

1959年：中国第一个肿瘤内科创立。

1960年：肿瘤新药临床研发工作开始开展。

1962年：中国肿瘤新药研究登上国际肿瘤学大会舞台。

1997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成立。

1998年：国外肿瘤新药开始在中国报批上市。

2005年：北京希思科临床肿瘤学研究基金会成立。

2015年：CSCO成为国家一级学会。

2017年：我国正式加入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ICH）。

创新药物改革

2015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在这一年，一扫之前医药领域的沉疴，出台了中国创新药史上最重要的44号文即《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再到2016年新药定义的改变，2017年6月份正式成为ICH成员，短短三年间的药政改革所带来的监管侧的改变，确实为药企创造了良好的研发环境。

1940年后开始出现的细胞毒性化疗药物。1943年耶鲁大学的Gilman将氮芥用于治疗淋巴瘤取得了短暂的疗效。1948年Farber用抗叶酸剂甲氨蝶呤治疗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揭开了现代癌症化疗的序幕。

Science

ScienceThe biological actions and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of the B-Chloroethyl Amines and Sulfides（1946）

JAMA

JAMANitrogen mustard therapy: Use of methylbis(-chloroethyl)amino hydrochloride for Hodgkin's disease, lymphosarcoma, leukemia, and certain allied and miscellaneous disorders（1946）

N Engl J Med

N Engl J MedTemporary remissions in acute leukemia in children produced by folic acid antagonist, 4-aminopteroyl-glutamic acid（1948）

1946年 Gilmanh和Philips尝试用氮芥治疗淋巴瘤，并取得惊人的疗效，被认为是近代肿瘤化疗药物治疗的开端。

Science

ScienceThe biological actions and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of the B-Chloroethyl Amines and Sulfides（1946）

直至1995年，北美肺癌研究小组（LCSG）公布的随机对照试验（LCSG821）的结果显示，与肺叶切除术相比，局部肺切除（肺段切除和楔形切除）患者的复发率增加了三倍，肺癌相关死亡率增加了50%，肺叶切除患者的5年生存率优于亚肺叶，自此确立了肺叶切除术作为早期NSCLC外科治疗的标准术式。

Ann Thorac Surg

Ann Thorac SurgRandomized trial of lobectomy versus limited resection for T1N0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Lung Cancer Study Group（1995）

肿瘤的TNM分期系统最早由法国肿瘤研究所的学者在1943-1952年间提出并完善，在其提出TNM分期系统时曾一度被认为太简单，但自1968年国际抗癌联盟出版了第1版的TNM肿瘤分期至今，肿瘤的TNM分期已经更新至第9版，现仍被广泛使用。

1926年：Barnard首次描述了小细胞肺癌，称之为不寻常的纵隔燕麦细胞肉瘤。

1959年：Azzopardi提供了小细胞肺癌的光学显微镜描述，并将其与其他类型的肺癌区分开来。

1973年：发现小细胞肺癌细胞比其它类型肺癌的恶性细胞更早通过淋巴和血管扩散，这使得外科切除成为次要治疗手段，而放射治疗和化疗成为主要治疗方式。

1980年代：定义了目前使用基于铂的组合化疗方案。多项研究表明，与胸部放疗同时进行的铂类化疗可以提高有限阶段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存率，而包含依托泊苷的铂类组合化疗在广泛阶段疾病中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率。

2019年：研究表明，在依托泊苷/铂类（EP）化疗中加入抗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免疫疗法可以提高生存率，部分患者3年后仍存活。

这些时间点的事件标志着小细胞肺癌在诊断、治疗和生物学理解方面的重要进展。从最初的手术切除到化疗和放疗的转变，再到免疫疗法的引入，这些进展为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和更好的生存机会。

化疗时代

1995年 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在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地位确立

BMJ

BMJChemotherapy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 metaanalysis using updated data on individual patients from 52 randomised clinical trials（1995）

2000年 ECOG1594研究显示三代化疗药物提供患者生存期突破6个月

N Engl J Med

N Engl J MedComparison of four chemotherapy regimens for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2000）

2008年 鳞癌、非鳞癌“分而治之”

J Clin Oncol

J Clin OncolPhase Ⅲ study comparing cisplatin plus gemcitabine with cisplatin plus pemetrexed in chemotherapy-naive patients with advanced-stag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2008）

2013年 “维持治疗”的概念诞生

Lancet Oncol

Lancet OncolMaintenance therapy with pemetrexed plus best supportive care versus placebo plus best supportive care after induction therapy with pemetrexed plus cisplatin for advanced non-squamous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PARAMOUNT): a double-blind, phase 3,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2013）

癌在中国（和它的治疗情形）（吴桓兴，1950）

A preliminary clinical report on the efficacy of N-Formyl sarcolysin in the treatment of some malignant diseases（1964）

北京协和医院于1941年3月14日对1例支气管鳞状细胞癌患者进行了我国第1例左全肺切除术，此次手术拉开了我国肺癌手术学的序幕。

人类吸烟的历史已经有500多年了。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还顺便发现了当地印第安人吸烟。到了16世纪中叶，烟草迅速传遍世界各地。19世纪中期，卷烟出现了。1887年，英国出现了卷烟机，卷烟生产因此飞速发展。

烟草传到中国，大概是在16世纪末的明朝万历年间。最早翻译成“淡巴枯”（tobacco），后来直接改成了烟草。到了明朝崇祯末年，吸烟已经非常普遍了。到了清朝，吸烟更是风靡一时，客人来先敬烟，后敬茶，成了当时的习俗。上世纪20年代，吸烟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到了50年代，吸烟更是风靡全球。

20世纪40年代末，吸烟人数占了美国男性的80%，香烟进入了黄金时代。与此同时，肺癌的发病率暴增。1900年，肺癌在全部癌症中少于1%，1945年已经达到了20%，并且还在持续稳步的上升。但想要把吸烟和肺癌正式挂钩，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并不是所有抽烟者都会患癌，有一部分不吸烟的人也会患上肺癌。更何况同一时期的变量也不只是香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介子气、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空气污染、1918到19的大流感，还有新晋白油路上的扬尘，都被怀疑是导致肺癌的原因。

1950年9月， 多尔和希尔意义深远的《吸烟与肺癌》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而在几个月前，圣·路易斯的温德尔和格雷厄姆已经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

JAMA

圣·路易斯的温德尔和格雷厄姆的研究论文

BMJ

多尔和希尔的研究论文

III期不可切除NSCLC四个阶段

Ⅲ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患者情况多样，回顾Ⅲ期不可切除NSCLC的治疗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首先为1980年代的单纯放疗，而后基于CALGB 8433进入序贯放化疗时代，RTOG 9410奠定了同步放化疗的基石地位，而后研究者们又进行了一系列优化尝试，但疗效改善有限。直至PACIFIC研究的出现，改写了这部分人群治疗格局和生存结局

早期肺癌手术方式的改变

早期肺癌外科治疗的术式演进（1930-1990s）

1933年4月5日，Evarts A. Graham成功完成了全球首例全肺切除术，向全世界表明充分的肺切除可以治愈肺癌，拉开了肺癌外科发展的序幕。

受此影响，直到20世纪60年代，无论肿瘤的大小及位置，全肺切除术一直是肺癌标准手术术式。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即便全肺切除手术的技术日益精进，患者术后出现呼吸衰竭及死亡的风险依然居高不下。

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于肺癌手术中更小切除范围的探索一直在持续进行，关于早期外周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最佳术式的争论也在继续——局限性肺切除还是肺叶切除。

1962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数据显示，与全肺切除术相比，肺叶切除患者不仅在生存率上无显著差异，而且还能显著减少术后并发症及死亡率。

1972年，Bonfils-Roberts和Clageett等人相继提出肺段切除术作为肺癌妥协性手术的适应证，并首次进行了肺癌的肺段切除手术。

直至1995年，北美肺癌研究小组（LCSG）公布的随机对照试验（LCSG821）的结果显示，与肺叶切除术相比，局部肺切除（肺段切除和楔形切除）患者的复发率增加了三倍，肺癌相关死亡率增加了50%，肺叶切除患者的5年生存率优于亚肺叶，自此确立了肺叶切除术作为早期NSCLC外科治疗的标准术式。

早期肺癌外科治疗的术式变迁（2000s-至今)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影像筛查技术的提高和健康体检意识的增强，包括磨玻璃结节在内的早期肺癌的诊断比例不断提高，这些早期肺癌往往病灶较小，且没有淋巴结转移，越来越多学者逐渐将目光投向切除范围更小的亚肺叶切除术，认为局限性肺叶切除术尤其是肺段切除术用于治疗T1a期NSCLC可以取得与肺叶切除相当的肿瘤学疗效，同时能最大限度地保留肺功能。

随后有大量学者开展了多项关于亚肺叶切除术的研究。如日本Okada教授于2006年开展的三个学术中心回顾性研究，美国的CALGB140503研究，以及日本临床肿瘤研究组先后开展的系列研究（JCOG0802/WJOG4607L等），均提示早期肺癌的亚肺叶切除疗效确切，预后不差于肺叶切除。历经大量回顾性和III期RCT研究后，亚肺叶切除的效果获得了肯定。

中国胸腔镜外科发展阶段

一、萌芽阶段（1992—1994）

1992年11月18日，在美国外科医师Michael Mack的指导下，王俊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成功开展了我国第一例电视胸腔镜手术，标志着中国胸腔镜外科的诞生。

二、成长阶段（1995—2005）

这一时期，各种全国性和地方性胸腔镜手术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我国胸腔镜手术的技术普及和人才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成熟阶段（2006-至今）

电视胸腔镜全面应用于肺癌和食管癌等胸外科核心手术是其走向成熟的标志。

使用化学疗法治疗癌症始于20世纪初，是继手术、放疗、内分泌治疗后第四种治疗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时计划催生了四个相关药物，以及由此产生的治疗效果，推动了肿瘤治疗药物的开发和体系建立。经过50年代的悲观岁月，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联合化疗治疗急性儿童白血病和晚期霍奇金病克服了对药物治疗晚期癌症能力的普遍悲观情绪；以乳腺癌辅助化疗、新辅助化疗为代表的研究，使化疗发生革命性变化；应用肿瘤的分子异常来筛选潜在的新药和靶向治疗，加之20世纪末开始的靶向与化疗药物偶联的ADC药物，使肿瘤化疗开始了崭新的一页。

Science

ScienceThe biological actions and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of the B-Chloroethyl Amines and Sulfides（1946）

JAMA

JAMANitrogen mustard therapy: Use of methylbis(-chloroethyl)amino hydrochloride for Hodgkin's disease, lymphosarcoma, leukemia, and certain allied and miscellaneous disorders（1946）

N Engl J Med

N Engl J MedTemporary remissions in acute leukemia in children produced by folic acid antagonist, 4-aminopteroyl-glutamic acid（1948）

Nature

NatureFluorinated pyrimidines, a new class of tumour-inhibitory compounds（1957）

JAMA

JAMAEffects of combined drug therapy on metastatic cancer of the testis（1960）

N Engl J Med

N Engl J MedL-Phenylalanine mustard (L-PAM) in the management of primary breast cancer. A report of early findings（1975）

N Engl J Med

N Engl J MedCombination chemotherapy as an adjuvant treatment in operable breast cancer（1976）

N Engl J Med

N Engl J MedAdjuvant cyclophosphamide, methotrexate, and fluorouracil in node-positive breast cancer: the results of 20 years of follow-up（1995）

BMJ

BMJ30 years' follow up of randomised studies of adjuvant CMF in operable breast cancer: cohort study（2005）

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四种肿瘤化疗药物的出现或发展：化学武器芥子气与氮芥、营养学研究与叶酸拮抗剂、抗生素研究与放线菌素D及抗疟原虫研究与6巯基嘌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5-1955年十年间，人们发现了具有潜在癌症治疗价值的化学制剂。1943年，美国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用氮芥（nitrogen mustard）治疗淋巴瘤，揭开了现代化疗治疗癌症的序幕。1947年，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病理学家西德尼•法伯（Sidney Farber），用叶酸类似物氨基蝶呤首次缓解了儿童白血病，从而证明了全身治疗的有效性。然而，与放疗一样，化疗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伤害身体的正常组织。50年代初，一组完全不同的药物ACTH和糖皮质激素问世，并在儿童急性白血病中显示出明显疗效。然而，这些早期的药物仅有短暂缓解，几乎无法治愈肿瘤。加之对肿瘤发生和药物作用机制认知的缺乏、药物研发资金的巨大投入超出了制药公司的承受能力。化疗的研发热情随之消退，甚至20世纪50年代对肿瘤化疗弥漫着一种悲观情绪。50年代末，5-FU的出现、李敏求对绒癌的治愈希望、尤其是以1955年癌症化疗国家服务中心（CCNSC）为代表的国家战略与组织框架的建立与发展，使肿瘤化疗重见曙光。

医学肿瘤学，较其他医学专业，开端更加艰难。这种混乱的主要来源是20世纪50-60年代学术界的普遍态度，即如果你不能以某种方式去除局部癌症，癌症就是死刑。事实上，这种态度并不奇怪。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于晚期癌症患者来说，除了尽可能让他们感到舒适，并让他们轻松地进入未来世界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做的。然而，这种态度产生了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阻碍了寻找新疗法的尝试。即“晚期癌症是无法治愈的；如果无法治愈，为什么还要治疗呢？而且癌症确实是不治之症”。事实上，这种观念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大有市场。因此，确定信念，并找到全身治疗治愈癌症的证据，否则这个领域不会有任何进展。另一个与之相应的是肿瘤科医生的地位。60年代开始，以国家层面建立的决心、肿瘤科医生的坚持努力、新的药物，尤其是药物联合应用在儿童白血病、淋巴瘤研究出现的曙光，终将“治愈”的理念从概念成为可能。

一些重要的治疗概念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这些包括基因工程和基因治疗，如单克隆抗体技术治疗癌症；多种非特异性生物制剂的临床应用和动物实验为人类肿瘤免疫治疗奠定了科学基础；1988年法国巴黎圣路易斯医院Eliane Gluckman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Hal Broxmeyer合作，成功实施了世界首例脐带血移植，用于治疗范可尼贫血。如今，脐带血干细胞移植技术已从治疗白血病发展到治疗自闭症、脑损伤及其他免疫系统缺陷等。1982年，美国完成了世界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标志着人工心脏领域的新阶段。

软组织肿瘤可分为12大类和100多种亚型，良性与恶性的发病比例大约为10：1，最常见的恶性软组织肿瘤亚型是脂肪肉瘤、平滑肌肉瘤及未分化多形性肉瘤等。

软组织肉瘤最常见的部位是肢体，约占50%，其次是腹膜后和躯干（40%）、头颈部（10%）。STS分为12大类，50多种亚型。常见的亚型包括脂肪肉瘤（liposarcoma，LPS）、平滑肌肉瘤（leiomyosarcoma，LMS）、未分化多形性肉瘤（undifferentiated pleomorphic sarcoma，UPS）和滑膜肉瘤（synovial sarcoma，SS）等。儿童和青少年最常见的是横纹肌肉瘤（rhabdomyosarcoma，RMS）和尤文肉瘤（Ewing sarcoma）等。

世界肿瘤发展史

中国肿瘤发展史

孙燕，管忠震

世界肺癌发展史

中国肺癌发展史

廖美琳

国际临床试验发展史

中国临床试验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