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死后，朝廷命人清点遗产，发现房产9处，白银两万五千两

有谁能想到，身居一品的左宗棠竟然死后仅剩两万五千两白银和九处房产？口口声声说“没钱”的清廷，一品大臣的家底都能数得到，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深意？

出生在湘潭乡间的左宗棠，从小就见惯了清朝官场的乱象：官爷摆阔气吃酒宴，乡绅截留征粮，百姓饿得连饭都吃不上。年少时他曾问师长：“若朝廷拱手腐败，百姓能有翻身之日吗？

”老师只淡淡回一句：“书中自有黄金屋，出仕才能改变天下。”于是左宗棠读书更刻苦，他要的不只是金榜题名，更想借功名担鼎振朝。

1849年，四十一岁的左宗棠才考取进士，初到北京任刑部主事。他走马观花时看到钦差大臣裹着金丝袍子大肆敛财，又见有勋戚随意将民间棉布据为己有，他咬牙切齿，却也只能写奏折上陈词：“民生困苦，不若从简俸禄，以省公费，广惠黎庶。

”可奏折一送上去，就石沉大海。他在京城住的却是一间不足三间的偏屋，抬头能碰梁。

这时他还不算急，心想，总有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朝廷无力收拾，湘军主帅曾国藩东调湖南乡勇却在吃晚餐时嫌军饷不够，军士抢粮为生。

左宗棠请缨，提出组建地方团练，士兵俸饷自己解决，不挪民粮；缺何物品，自己筹铜钱买，不向北京要。曾国藩当时犹豫，他怕闹独立，可左宗棠又激将道：“兵马离不开钱，军饷要发给前线，才有忠心可用。

”最终左宗棠脱颖而出，一手创立湘军，“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话，就在那阵儿开始传开。

战事一打响，左宗棠提倡节俭用度，他对参谋说：“用兵之道，在于节约，钱财买马不要多给一个铜子，一发子弹要打死一个太平军。”他还让军官们把不用的军服晾到村里，换成粗布衣服补给百姓。

湘军能打得痛快，不光是血性，也靠拿来运去的粮草足、子弹足，官兵拴在一起同吃同住，战士甚至不敢偷懒，担心一偷懒，就会挨骂。正是这股“饿而不吭，苦而不倒”的劲头，让湘军先后收复了长沙、武昌、常州。

第一次被李秀成围困，粮草不足，副将慌得乱了阵脚，左宗棠却亲自抬米袋送到士兵面前，一句“兄弟们吃饱了，方能再干”稳住了军心。

战后，他在江西当知州，接连办理水利、推行新教案，省下银两寄给内地灾区，又亲自监督工程进度。可调往福建的一天，他一上任就发现官吏贪污无度：招商税私分，盐税黑吃，提督和巡抚暗中合伙开赌场。

左宗棠怒骂道：“好端端的海防都被你们糟蹋完！”他大手笔削减文武吏员俸禄，收回违规开支，还亲自点钞，每月核对账目，再严格按照定额拨发，用了一年时间，把福建一体的贪腐网络断了七成。

有人问他：“为何不留几个亲信？”他只是瞥了瞥官印，反问：“官印用来记错账么？

不过，官场终究不是清流所在。左宗棠上书求革新，想在福建试点邮件、海运和机器织布，却遭太后和保守派压制。

朝廷拖着不批，他又忍不住了，亲自掏出家产三千两，聘请洋务派械匠，设立织布机房，为偏远山村工匠传艺。这一做，就辟出一片新天地，有了洋纱织机，群众的棉布不再靠苏州运来贵价，也缓了一批失业的民工。

地方官看着成效，又不敢再一棒子打死，一时风头正劲。

可中央的大手一挥，他又被调往西北——统一新疆的重任落在他头上。听到通知时，他带着家眷进京道礼谢，隔天就赶往兰州。

席上文武问他：“边疆寸草不生，军需难运，打到头来，财政也救不了你，如何是好？”左宗棠先是沉默，良久才道：“欲安天下，先安人心。

不给士卒吃饱，哪来忠心？不给百姓水利，哪来粮草？

军民一体，方可立足。”这种逻辑看似常理，却恰恰是当时没人愿意明说的真话。

他说到做到，每到一处，他先修道路桥梁，再修驿站驿坊，把沿途驿站变成储粮仓库，还有医馆、学堂，士兵有退路，百姓眼前有活干。于是军队北上时，越过祁连山口，粮草不断，战士甚至唱起山歌。

对阵地方割据的回部和俄国势力交织，左宗棠打了三年。他花了好几万两银子在沿途买牲畜和粮食，还在库车设立纺织厂，雇用当地维吾尔人的妻子们纺棉，这下子不仅不挨饿，物资反倒还富裕。

他曾向慈禧写信：“疆土不稳，税关难开，以科举捐输糜费甚巨，不若先兴水利郡县，后易制度，十年之后可收其利。”等到他用湘军和回族团练联手击败阿古柏，收复伊犁后，朝廷都懵了：这个从一纸奏折里跑出来的老头，竟然真打下了一块大新疆。

可即便打了胜仗，左宗棠依旧不图私利。传说他在伊犁亲自过问茶马市价，把伊犁毛毡与内地换成白银运回北京京师京局，按市舖税一分不漏上缴。

他到京报捷，朝臣们想给他加封“伊犁王”都被他推了回去：“大清一统，多亏诸君和将士，岂能因我一人而封王？”就连他家里这两万五的银子，也大部分是在新疆修驿站、办学堂时，跟着仓库账目才发现剩下的。

九处房产里，两处是家乡的祠堂衍生出来的宅产，一处是当年镇抚闽粤的简陋公馆，三处是京师的破旧胡同房，剩下三处是他为子孫买的学舍，皆是为后学之用。连房门都没贴过金漆。

他唯一的一块毛毡，出征时常裹在马鞍后面，借来驱寒，却从不记账，拆了当餐布用也不心疼。

可这清廉不只体现在钱和房上。在家书里他常提：“廉不言贫，勤不言劳。

”每次给妻子寄两百两银子，随函附言：“请节用，不必张罗大宴。我在外自有小夥伴共食，孩子们教书便好，切莫生奢。

”儿子考取举人，他也不过在京城租了间不满五十平米的客舍给他住，参加科场宴席，左宗棠都劝儿子少去，说“他乡宴席浮华，不如家里炊烟浓。”

左宗棠一生，深入民间三十数年，眼见官吏千般劣迹，却只改自己，不与人较量。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也就那么回事，但他始终心怀一念：官为民用，钱为民取。

如今翻开他的奏折，字里行间全是为民之策；结算他的家产，笔笔皆明细账，毫厘不差。逝世那日，他还握着一把简陋的檀木扇，像是在给自己扇风，究竟是打仗累了，还是回想家乡老母生病的模样？

有人问：“一介布衣能否改变朝廷腐败？”左宗棠用行动给了答案：从湘军到新疆，没有不带‘清’字的日子。

可他也看出，单靠一人之力终究有限。留给后人的，不只是两袖清风的典范，更是那句常被人提起的话——“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他一生，虽死后只留两万五银和九处房产，却用这一生铸就了国家尊严，这，比什么都值钱。参考资料：[《左宗棠年谱》《清末人物志》《湘军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