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哥，我求你！”
王卫国猛地将我拽进楼梯拐角，那张养尊处优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死死抓住我的手臂，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别进去，千万别进去！”
他通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我，又惊恐地瞥了一眼不远处那扇紧闭的门。
门上“政审办公室”几个乌黑的宋体字，像刀子一样，一下下凌迟着他的目光。
01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带着一种秋日特有的稀薄暖意。
老旧车间的窗户上糊着一层油腻的灰，阳光费力地筛进来，在浑浊的空气中照出亿万颗永不停歇的飞尘。
我叫王卫东，今年五十二岁，是红星机械厂的一名冲压工。
我正在操作一台二十年高龄的冲压机，巨大的轰鸣声如同沉闷的雷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早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口袋里的老式功能机突然剧烈震动起来，像一只被捂在棉被里的垂死夏蝉。
我关掉机器，世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耳鸣。
我走到车间角落，擦了擦满是黑色油污的双手，掏出手机，看到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
接通后，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过分热情的嗓门，是老家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
“卫东啊，你听说了没？天大的喜事！”
“啥事？”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皱巴巴的红梅烟点上，深吸一口，声音平淡无波。
“你堂弟，卫国他儿子，王梓涛！”亲戚的嗓门猛地拔高，带着一种与有荣焉的夸张。
“考上咱们市里的公务员啦！还是市府办！”
“笔试面试都是第一名！状元啊！这孩子，真是给你们老王家脸上贴金，光宗耀祖了！”
我夹着烟的手，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烟灰落在布满油渍的工装上。
“哦。”我应了一声，喉咙有些发干。
“现在就等最后一道程序，政审了！这不就是走个过场嘛，板上钉钉的事！人家孩子身家清白，学习又好！”
“卫国这下可真是扬眉吐气了，你都不知道他在老家亲戚群里多风光，儿子以后就是吃国家饭的人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还在喋喋不休地传来，我却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
政审。
政审。
这两个字像一把尘封已久的钥匙，在我的脑海里“咔哒”一声，打开了一扇我刻意封闭了二十年的，黑暗的门。
我没说再见，直接挂了电话。
我没有回车间，跟工友打了声招呼，说家里有急事，提前走了。
骑着那辆吱嘎作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穿过熟悉的街道。
路边的梧桐树叶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地往下掉。
家是工厂分的职工宿舍，两室一厅，住了二十多年，墙皮都开始剥落了。
妻子李秀梅正在阳台上择菜，看到我这么早回来，惊讶地抬起头。
“今天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没事，有点不舒服，想回来躺躺。”我撒了个谎。
我走进里屋，那间我们住了二十多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衣柜的卧室。
我搬开床头柜，露出后面一块松动的墙板。
我伸手进去，摸索了一阵，掏出一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铁盒。
铁盒已经锈迹斑斑，上面挂着一把小小的铜锁。
钥匙，我用红绳穿着，贴身戴了二十年。
打开锁，里面没有金银珠宝。
只有一张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早已泛黄的纸。
我颤抖着手，一层层解开那早已脆化的塑料袋。
最后，一张薄薄的纸，摊开在我的手心。
那是一张借条。
白纸，黑字。
借款人：王卫国。
借款金额：伍拾万元整。
落款日期，是二十年前的今天。
我的思绪，像决堤的洪水，瞬间冲垮了二十年的堤坝，回到了那个同样是秋天的下午。
那时候，我三十二岁，是厂里最年轻的技术骨干，前途一片光明。
王卫国小我三岁，是我叔叔家的独子，从小跟在我屁股后面“哥、哥”地叫，是我们这一辈里关系最铁的兄弟。
他不像我这么安分，脑子活，胆子大，总想着出去闯一番大事业。
那年，他从南方考察回来，两眼放光地来找我，说在特区看好一个电子加工项目，只要办起厂子，不出三年就能发大财。
他说得天花乱坠，蓝图宏伟。
我问他：“就差什么了？”
他搓着手，有些不好意思，最后伸出五个手指头。
“哥，就差五十万启动资金。”
五十万。
在二十年前，那是一笔足以压垮一个普通家庭的天文数字。
那是我和未婚妻李秀梅准备结婚、买婚房的全部家当。
里面甚至有我为了凑钱，卖掉爷爷在县城留下的唯一一处老宅子的钱。
我沉默了，那笔钱的分量，压得我喘不过气。
王卫国见我犹豫，眼圈一红，“噗通”一声就给我跪下了，抱住了我的腿。
“哥！亲哥！你得帮我！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机会！”
他哭得涕泗横流，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像个无助的孩子。
“这钱算我借的，我给你打借条！我用我的人格担保！三年，不，两年！我保证连本带利翻倍还你！”
“等我发财了，哥，我给你在省城买大别墅！我让你风风光光！这辈子我都认你这个大哥！”
我看着他那张年轻、真诚、被梦想烧得通红的脸，心软了。
他是我的亲堂弟，是我们老王家最有出息的希望。
我把他扶起来，叹了口气，说：“别跪着，像什么样子，让人笑话。”
我答应了他。
李秀梅知道了，跟我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王卫东，你是不是疯了！那是我们结婚的钱！是我们后半辈子的指望！”她气得浑身发抖。
我一遍遍地劝她：“秀梅，卫国是我弟，他不是外人，他跪着求我，我能不帮吗？他说了两年就还。”
李秀梅哭了，哭得特别伤心：“知人知面不知心，你以后别后悔！”
我没听她的。
我跑了三家银行，把所有积蓄取了出来，装了满满一个巨大又沉重的帆布包。
我去车站送王卫国。
在即将启动的绿皮火车前，他接过那个帆布包，眼睛红红地看着我，拍着胸脯立下重誓。
“哥，等我好消息！我王卫国要是忘了你，天打雷劈！”
我看着火车冒着白烟远去，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我觉得我不仅是帮了弟弟，更是在投资我们王家的未来。
02
第一年，王卫国还常常打电话回来报喜。
说工厂已经开起来了，接了不少订单，一切都走上了正轨。
电话里，他总是“哥、哥”地叫着，亲热得不得了。
我提醒他还钱的事，他总是满口答应：“哥，你放心，第一笔大单的款一回来，我马上就把钱给你打过去。”
我让他别急，先顾好自己的事业。
第二年，他的电话明显少了。
我打过去，他总是说忙，说资金周转不开，说货款被压着，让我再等等。
“哥，你放心，我王卫国不是忘恩负义的人。”这句话，他重复了很多遍。
到了第三年，我再打那个号码过去时，听筒里传来的，是冰冷的机械女声：“您拨打的号码已成为空号。”
我慌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我。
我跑去叔叔婶婶家问。
他们也支支吾吾，眼神躲闪，说卫国在外面换了新号码，好像生意上出了点问题，怕人追债，所以谁也不联系了。
我心里一沉，如坠冰窟。
从那以后，王卫国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彻底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
我跟李秀梅的婚事，因为没了那五十万，只能一切从简。
没有新房，没有像样的婚礼，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
我们就在这间阴暗潮湿的工厂宿舍里，悄无声息地结了婚。
妻子嘴上再也没提过那笔钱，但那件事像一根刺，扎在了我们夫妻俩的心里。
我们错过了那个房地产刚刚起步的黄金年代。
眼看着房价从几百一平，涨到几千，再到上万。
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能为力。
周围的同事、朋友，一个个都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开上了小汽车。
只有我们，还挤在这间冬冷夏热的老破小里，骑着吱嘎作响的自行车。
我不是没想过去南方找他。
可中国那么大，人海茫茫，我一个普通工人，去哪里找一个存心躲着我的人？
日子就这么一年年地过。
直到几年后，陆陆续续从回乡的亲戚口中，我才拼凑出了王卫国后来的轨迹。
他没有破产。
恰恰相反，他发大财了，成了我们那个县城走出去的最有名的老板。
他的电子厂越做越大，成了省里的知名企业，纳税大户。
他在省城买了不止一套豪宅，据说还有靠海的别墅。
他开的车，从最初的桑塔纳换成了奥迪，又从奥迪换成了上百万的奔驰。
他每年春节都会衣锦还乡。
但他从不来见我。
他会给所有的亲戚，哪怕是关系很远的，都带去昂贵的烟酒和礼物，给孩子们发厚厚的红包。
唯独对我家，他视而不见，仿佛我这个曾经拿出全部身家帮他的堂哥，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亲戚们在我面前提起他，都带着一股羡慕又略带尴尬的神情。
“卫东啊，你看卫国现在多有出息，你们是亲兄弟，怎么弄得跟仇人一样，也不走动走动？”
我只是笑笑，不说话，默默地抽着烟。
我把那张借条，用塑料袋层层包好，锁进了箱子最深处。
我跟妻子说，那笔钱，就当是喂了狗了，以后别再想了。
妻子看着我，眼圈红了。
她什么都没说，只是从那以后，日子过得更加节俭，一块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我知道，她没忘。
我也没忘。
我不是算了，我是在等。
等一个机会。
一个能让他把他欠我的，连本带利，连同我这二十年失去的尊严，一起还回来的机会。
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王梓涛的政审。
我比谁都清楚，对于一个立志于进入体制内的天之骄子来说，政审意味着什么。
家庭成员特别是直系亲属的诚信状况，是其中至关重要、一票否决的一环。
一个欠债二十年不还的“老赖”父亲，无疑是一颗足以炸毁他光明前程的重磅炸弹。
我看着手里的借条，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可那“伍拾万圆整”的字样，依旧像烧红的烙铁一样，烙在我的眼球上，灼烧着我的神经。
我拿出那台屏幕都裂了的智能手机，是儿子淘汰下来给我的。
我把借条的原件，和二十年前取钱的银行存折凭证，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数字，都拍得清清楚楚。
然后，我开始打电话。
我动用了所有能联系到的老同学、老朋友，甚至是一些多年不联系的旧相识。
终于，在一个做生意的朋友那里，我辗转要到了王卫国现在的手机号码。
我还通过一个在机关单位工作的老乡，侧面打听到了这次政审的细节。
我精准地掌握了政审工作组进入最后环节、即将与考生家属见面的具体时间与地点。
就在明天下午三点，市人社局大楼，三楼，302办公室。
地点，时间，人物。
一切都清晰了。
我没有选择打电话。
打电话，太便宜他了，那会给他留下太多反应和周旋的余地。
我要的，是一击必中。
我要的，是在他人生最得意、最荣耀的时刻，当着他最骄傲的儿子的面，撕下他那张道貌岸然的虚伪面具。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
我看着身边熟睡的妻子，她鬓角的白发在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这二十年，她跟着我，受了太多委-屈和辛劳。
我想起当年，我把那个装满钱的帆布包交给王卫国时，她那绝望的眼神。
我想起这些年，我们因为钱而发生的无数次争吵和冷战。
我想起每次看到别人家乔迁新居，她那落寞又故作坚强的神情。
我不是要报复那个素未谋面的侄子，他或许是无辜的。
但他的父亲不是。
他享受了二十年的荣华富贵，而这一切的基石，是建立在我们一家人二十年的痛苦之上。
我要让他为他这二十年的心安理得，付出他无法承受的代价。
03
第二天，我向厂里请了一天假。
我翻箱倒柜，找出衣柜里唯一一套还算体面的深蓝色外套，虽然已经穿了十几年，袖口都有些磨毛了。
我把那张借条的原件，连同银行凭证，和几张清晰的复印件，一起郑重地装进了一个牛皮纸袋里。
下午两点，我坐上了去市中心的公交车。
市人社局是一栋新建的气派大楼，巨大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刺得人睁不开眼。
我走进一尘不染、富丽堂皇的大厅，闻着空气中清新的香氛，感觉自己身上那股机油和汗水混合的味道，与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我按照打听到的信息，走楼梯上了三楼。
三楼的走廊很长，很安静，铺着光洁如镜的大理石瓷砖，能清晰地照出我疲惫而憔悴的倒影。
我一眼就看到了他们，就站在走廊中段的一扇门前。
王卫国，还有他身边那个身材挺拔、相貌英俊的年轻人，毫无疑问，那就是王梓涛。
二十年没见，王卫国胖了，也老了，但保养得很好，头发乌黑，丝毫不见花白。
他身上那套剪裁得体的名牌西装，手腕上那块在灯光下熠熠生辉的金表，都无声地彰显着他如今的身份和地位。
他正满面红光地跟儿子说着什么，不停地帮儿子整理着衣领，脸上是那种藏都藏不住的骄傲和志在必得。
对他来说，今天是他人生又一个辉煌的顶点，儿子的锦绣前程，就是他此生最完美、最得意的收官之作。
我站在走廊的尽头，静静地看着他们，像一个潜伏在暗处的猎人，看着自己的猎物。
然后，我迈开了脚步。
一步，一步，朝着他们走过去。
我那双老旧的皮鞋，踩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而孤独的“嗒、嗒、嗒”声。
在空旷安静的走廊里，这声音显得格外突兀，像催命的钟摆。
王卫国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疑惑地朝我这边望了过来。
当他的目光穿过长长的走廊，最终聚焦在我的脸上时，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
那是一种混杂着震惊、迷惑、难以置信，以及一丝源于骨髓深处的恐惧的复杂表情。
他大概把自己这辈子所有能想到的意外都想了一遍，也绝对想不到，会在这里，以这种方式，见到我，这个他刻意遗忘了二十年的人。
我没有看他。
我的目光，冷漠地越过他，死死地，死死地盯着他身后那扇挂着“政审办公室”牌子的深棕色木门。
我手里的牛皮纸袋，被我攥得紧紧的，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我的步伐没有停。
二十米。
十米。
五米。
王卫国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褪去，变得像纸一样白。
他终于意识到我要干什么了。
他眼中的恐惧，瞬间变成了绝望。
就在我的手即将要抬起，敲响那扇决定他儿子命运的门时。
他像一头被逼到悬崖边的野兽，发出一声压抑的闷吼，猛地冲了过来。
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用尽全身的力气，粗暴地把我往旁边的楼梯拐角拽。
“哥！你想干什么？！你疯了吗！”
他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惧而扭曲变形，压低了嗓子，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
站在不远处的王梓涛，一脸错愕和困惑地看着我们。
他大概不明白，这个衣着寒酸、满脸风霜的陌生中年人是谁。
他更不明白，他那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一向沉稳体面的父亲，为何会在此刻，如此惊慌失措，丑态百出。
在光线昏暗的楼梯拐角处，王卫国把我死死地按在冰冷的墙上，后背硌得生疼。
“你想毁了我？！你想毁了我们全家？！”
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面目狰狞，再也没有半分成功人士的风度。
我终于开口了。
我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像一潭冰封了二十年的深水，听不出任何波澜。
“我没想干什么。”
我看着他近在咫尺的、扭曲的脸。
“我就是来响应组织号召，配合组织审查，跟领导们实事求是地聊一聊，你儿子的家庭情况。”
我顿了顿，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冰冷的钉子，砸进他的耳朵里。
“比如，他有一个欠了亲堂哥五十万巨款，二十年不闻不问、形同陌路的‘老赖’父亲。”
“老赖”两个字，像一颗精准制导的子弹，瞬间击溃了他所有的心理防线。
他浑身剧烈地一颤，抓着我手臂的力气瞬间卸掉了大半。
豆大的冷汗，从他的额头和鼻尖疯狂地渗出，顺着他保养得宜的脸颊往下淌。
他开始哀求，声音里带上了浓重的哭腔，再也没有了刚才的嘶吼。
“别！哥，我求你！别进去！千万别进去！”
“钱！钱我还你！一百万！不！两百万！我马上给你！我求你高抬贵手！”
“你别进去，你毁了梓涛，就是毁了我全家啊！他是我唯一的希望啊！”
我冷冷地看着他，看着这个曾经信誓旦旦的堂弟，如今这副卑微到尘埃里的模样。
我缓缓地，却异常坚定地，从他的手里，一寸一寸地抽出了自己的胳膊。
就在这时。
一个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足以改变一切的意外发生了。
我们身后那扇决定命运的“政审办公室”的门，“咔哒”一声，从里面打开了。
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表情严肃、约莫四十多岁的中年干部，站在门口。
他显然是听到了这边的动静，目光扫过来。
他看着在拐角处衣衫不整、拉拉扯扯、神情诡异的我们，眉头紧紧地皱成了一个川字。
“你们好，是王梓涛的家属吧？”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死寂的楼梯间里，却像一声惊雷，炸得王卫国魂飞魄散。
“马上到你们了，请问……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那一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了。
我看到王卫国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如纸，没有一丝一毫的血色。
他的嘴唇剧烈地哆嗦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身体不受控制地晃了晃，几乎要瘫倒在地。
那位干部的目光，带着审视和疑惑，从王卫国惊恐万状的脸上，缓缓移开，落到了我的身上。
最后，他的视线，精准地停在了我手里那个被攥得紧紧的、微微有些变形的牛皮纸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