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中华文明多元魅力的窗口”——国际专家谈西夏陵与西夏学

参考消息网10月9日报道 （文/艾福梅 吴天麟）“每次来到西夏陵，就像是充电一样，感动又激动，让我想把研究和教学做得更好。”站在新晋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高大的陵塔前，俄罗斯籍汉学家索罗宁如是说。

今年7月，“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0项世界遗产。近日，百余位海内外西夏学专家汇聚宁夏银川，参加第九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暨西夏陵文化遗产价值学术研讨会，实地探访西夏陵，并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努力、中国西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都让国际西夏学专家感触颇多。

实证西夏文明价值

公元1038年，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王朝，与宋、辽、金等政权并存于中华大地近200年，鼎盛时曾控制河西走廊。西夏陵是西夏时期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包含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遗址和32处防洪工程遗址。

这些遗存与西夏陵出土的7100余件精美文物一道，向世人展开一幅生动鲜活的历史画卷。栩栩如生的鎏金铜牛、莹润光亮的绿琉璃鸱吻，体现了西夏与中原文明一脉相承的高超手工艺技术；大量西夏文和汉文残碑，让人一窥西夏文字的复杂神秘及宋夏文化交流之深；石刻经幢、迦陵频伽等建筑构件，反映了西夏人的佛教信仰；钱币、丝绸、珠饰等随葬品，则实证了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影响……

法国西夏学学者罗曼认为，西夏陵申遗不仅是文物保护行为，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多元魅力的机会。通过申遗，中国可以向全球讲述西夏王朝的独特历史，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和尊重。

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索罗宁长期从事西夏佛教研究，其专著《大鹏展翅：藏传佛教新旧译密咒在西夏的传播》《西夏汉传佛教文献研究》被收藏于西夏陵博物馆。索罗宁说，第一次来西夏陵时，这里还没有博物馆，只有一个小小的陈列馆，只能从银川坐公交车来参观。但现在这里的环境设施很好，文创有特色，博物馆和遗址区的展览展示越来越完善，能让人看到不少新的内容。

在索罗宁看来，西夏留下了璀璨的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内容。西夏陵是西夏文化和文明的代表，历经千年依然矗立，本身就是价值。“现在很多游客来西夏陵参观，特别好。他们可能以前都没有听说过西夏，现在不仅知道了，还看到了实证。”索罗宁说。

正在浙江大学任教的英国汉学家高奕睿是第二次参观西夏陵，他认为这里值得一看再看。“我们不能只在书面上做研究。西夏陵给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多佐证，也丰富了我的理解与认知。”他说。

高奕睿认为，西夏陵成功申遗能够提升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吸引更多人来此参观，因此更要平衡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藏西夏文献极为丰富，所长波波娃此次专程来宁夏参会。她说，她多次到访西夏陵，留下了深刻印象，感受到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

国际合作成果丰硕

西夏学是敦煌学之外又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起，西夏学国际合作不断加强，尤以出土文献整理出版成果最为丰硕。

中国社科院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从黑水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入手，积极推动《俄藏黑水城文献》出版，截至目前已出版31册。同时，五册《英藏黑水城文献》、一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两册《日本藏西夏文文献》也在各方研究机构的推动下相继出版，使全世界的西夏学专家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大量原始资料。

2009年，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秘书处将“西夏文化研究”列入两国活动项目。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签订协议，成立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这些年来，双方围绕西夏法律文献、社会文书、夏译汉籍、辞书字典、佛教典籍、文学作品等领域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研究，出版系列著作。

在第九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期间首次亮相的中俄双语著作《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黑水城出土雕塑》就是成果之一。该书由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中方所长杜建录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副馆长维林巴霍夫共同主编。“此次收录书中的雕塑，绝大部分是国内外首次公开出版，种类涵盖佛像、菩萨、护法、世俗人物像及擦擦、残件等，可与国内藏黑水城雕塑相互印证。”杜建录说，这本书为研究西夏和元代宗教信仰、艺术演变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在波波娃看来，西夏学是两国学者共同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希望中俄两国优势互补，以西夏陵申遗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合作研究”。

研究队伍日趋成熟

西夏陵申遗成功，不仅将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西夏、聚焦到西夏历史文化上，也为进一步深化西夏学研究营造了良好氛围、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次学术会议参加的人很多，但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人数，而在于发表文章的绝大部分都是青年学者，且文章水平还不错。”索罗宁说。

以他主持的“西夏文字文献研究”分会场为例，有34位学者分享最新研究成果。“这些年来，他们的研究逐渐成熟，对我很有启发。”索罗宁说，这种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

经过百余年沉淀，我国西夏学研究队伍日趋成熟，已由过去屈指可数的几人发展成一支包含老、中、青各阶段人才的成熟梯队。

来到中国工作仅两年的高奕睿也对中国西夏学研究队伍的年轻化印象深刻。他说，在中国很多年轻人对此感兴趣，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索罗宁还建言青年学者将西夏的文字、文化、宗教等放在中华文明整体框架中去研究，这其实正是国内学界的共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背景下开展西夏历史文化研究。“比如我做佛典研究，如果过分强调西夏特色，反而看不到西夏特色。只有将其放在大的主流框架里，才会发现西夏继承了哪些传统，创造了哪些独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