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觉醒年代——文学“自觉”的来临
文学“自觉”之前
魏晋南北朝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 这首先突出地体现在文学的“自觉”上，换句话说，魏晋南北朝诗文是中国文人文学真正的开端。要注意，这个表述中有两个限定词：一是“文人”文学，二是“真正的”开端，其中的区别在哪里呢？这就不得不从魏晋南北朝之前文学的性质讲起了。
“文学”一词出现得很早，《论语》中就已经有了，《先进》篇中列了“孔门四科十哲”，其中的子游、子夏就是“文学”科的佼佼者。不过这里可不是在说子游、子夏他们有灵感、有文采、会写诗、会作文，而是指他们通习儒家经典文献知识，《尚书》记得熟、《礼记》背得好、《春秋》理解得通透，用我们当今的视角来看就是夸他们博闻强识、博学多才，跟妙笔生花、健笔凌云这些就关系不大。所以说，早期的“文学”其实指的是“经典之学”“文献之学”，在含义上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一词。
不过，为了深入浅出地阐释学术思想，使之更加明辨、透彻，从而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尤其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百家”，在撰写学术论著的过程中会综合使用各种表达方式、修辞手法、论证方法，会讲求声韵、辞藻和篇章结构，使之产生较强的可读性。这种可读性我们又可以称之为“文学性”，如今我们对魏晋南北朝之前的作品进行的“文学研究”，其实准确地说就是对这些文献的“文学性”研究。但我们很难说这种“文学性”是有意为之、自觉运用的结果，更不是创作的真正目的与追求，毕竟它们是直接服务于学术、依附于政治的，因此这时的“文学”还没有“自觉”，只是为后世文学的“自觉”发展孕育了可能。
先秦文学除作为学术、政治的附庸，没有独立地位以外，在艺术形式本身上也不具备独立性，而是一种“诗、乐、舞”杂糅的综合艺术。以先秦文献中文学性最强的《诗经》为例，其中收录的诗篇本质上都是周王朝的礼仪性乐章，主要应用于贵族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场合，如朝会、宴射、外交、行军、婚丧嫁娶等方面，在使用时，这些诗篇、诗句并不是干巴巴地念出来，而是要配乐演唱，甚至有相应的舞蹈乃至戏剧情节演绎的— 大家可以留心关注，先秦历史文献中但凡出现诗句，前面必定是“歌”或者“诵”，区别是前者有乐器伴奏，后者只有人声，但都是有旋律的演唱；而《左传》中更是通过“季札观乐”这样一个情节，完整地展现了先秦时期“诗、乐、舞”共奏的场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查阅《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相关文本加以了解。
从这个角度来看，先秦文学活动的参与者，除诗篇的写作者之外，还有为之谱曲的太师，以及参与演奏、歌唱、舞蹈的乐工和歌舞伎等，所以这更像是一个复杂的文艺团体参与的综合性文艺活动，而很难将其视作单纯的文人文学创作，就好比我们如今很难把歌词作者当作独立的作家来看待一样。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说：因为“诗、乐、舞”的杂糅和太师、乐工、歌舞伎在文艺活动中的广泛参与，魏晋南北朝以前的文学还不是单纯的“文人”文学；同时，由于服务于学术、依附于政治的特性，魏晋南北朝以前的文学也还不是“真正的”文学。
■摘选自《士族的晨昏》第一讲
制作：凌小凡
初审：司丽丽
复审：李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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