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妈，我回来了！我是文海啊！”
我重重地跪在地上，十三年的思念与心酸在这一刻化作滚烫的泪水，声音早已哽咽。
那个身影缓缓抬起头，脸上没有丝毫波澜，浑浊的眼睛里却倒映出一种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惊恐。
她瘦弱的身子猛地向后缩，仿佛我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
“你......你是谁？”她干裂的嘴唇里，挤出几个嘶哑而陌生的音节。
我耗尽十三年青春，去追逐那个荣归故里的梦，可当我终于回到原点，梦，却碎了。
01
1989年的那个秋天，我们村里的空气，都像是被贫穷浸泡过，透着一股子潮湿又无奈的霉味。
风从光秃秃的山梁上刮过，吹得窗户纸呜呜作响，也吹得人心一片冰凉。
那年我二十出头，人生最好的年纪，却觉得肩上扛着一座看不见的大山。
父亲走得早，留下我和母亲，还有三亩靠天吃饭的薄田。
母亲的病，就像是这贫瘠土地上长出的最恶毒的庄稼，一年比一年重。
村里人管这叫“痴呆”，说不清道不明，只知道她会渐渐忘了事，忘了人，最后忘了自己。
有时候，她会对着空无一人的院子喊我的乳名，一喊就是一下午。
有时候，她又会把刚做好的饭菜倒掉，说“文海还没回来，得等他”。
更多的时候，她只是呆呆地坐在门槛上，眼神空洞地望着远处那条通往山外的土路。
我最怕看到的，就是她偶尔清醒的片刻。
她会紧紧抓住我的手，浑浊的眼睛里蓄满泪水，嘴里念叨着：“文海，是妈拖累你了。”
每当这时，我的心就像被一把钝刀子来回地割，疼得喘不过气。
一个大男人，连让自己的娘吃饱穿暖、有病看医都做不到，算什么儿子？
村里和我同龄的二狗，前年去了南边的城里，回来时穿着一身时髦的牛仔服，还给家里带了台黑白电视机。
他嘴里说的那些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对我来说，就像是天方夜谭。
但有一个词，我听进去了——“挣钱”。
他说，在城里，只要有力气，就能挣到钱。
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疯狂地生根发芽。
我得走，必须走出去。
留在这山沟里，我和娘，都只能被这贫穷和病痛慢慢耗死。
可我走了，娘怎么办？
我整整愁了好几个晚上，抽掉了一包又一包的劣质烟，烟雾缭绕中，我想到了一个人——村长王老实。
王老实，人如其名，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忠厚人。
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都跑前跑后地张罗，说话办事，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
我揣着家里仅剩的三十六块五毛钱，找到了他家。
那钱被我攥得都有些潮了。
一见到王老实，我“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叔，求您个事。”我开门见山，声音都在抖。
他吓了一跳，赶紧来扶我，嘴里连声说：“文海，你这是干啥，有话好好说。”
我把心里的打算和盘托出，说我想进城打工，把娘托付给他。
我指着手里的钱，又拍着胸脯保证：“叔，您放心，我到了城里，第一个月的工钱，除了留下吃饭的，剩下的全给您寄回来！我只求您，帮我照看好我娘，让她有口热饭吃就行。”
王老实听完，沉默了半晌，重重地叹了口气。
他把钱推回到我手里，说：“文海啊，你是个孝顺孩子，叔明白你的难处。这钱你拿着，出门在外要用钱。你娘就是我娘，你放心去闯，家里有我。”
他的话，就像是寒冬里的一盆炭火，暖得我眼泪都下来了。
我把钱硬塞给他，又重重地给他磕了三个响头。
这磕下去的，是我一个做儿子的全部希望和嘱托。
离别那天，天还没亮。
我给母亲穿戴好，又煮了一碗平日里舍不得吃的鸡蛋面。
她那天好像格外清醒，一直没说话，只是看着我。
等我收拾好包裹，准备出门时，她却一把抓住了我的衣角，力气大得惊人。
“文海，你要去哪？”她问，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我转身跪在她面前，把头埋在她的膝盖上，像小时候一样。
“妈，我去城里挣钱，等我挣到钱，就回来盖大房子，接您去城里享福！”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我怕看到她的不舍，会动摇我好不容易才下定的决心。
她枯瘦的手，在我头上轻轻地抚摸着，就像小时候我受了委屈，她安慰我那样。
“去吧，妈等你。”
走出村口的时候，我没敢回头。
我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开腿。
通往县城的班车上，我透过满是灰尘的玻璃，望着越来越远的山峦，心里一遍遍地重复着那句话：妈，等我！
初到城市的日子，比我想象中要艰难一百倍。
高楼是很高，马路是很宽，但没有一样是属于我的。
我跟着一个老乡，进了建筑工地，成了最底层的小工。
白天，在烈日下扛水泥、搬砖头，汗水把衣服浸得透湿，干了又湿，留下一层白花花的盐渍。
晚上，就和十几个工友挤在四面漏风的工棚里，汗臭味、脚臭味混杂在一起，熏得人头疼。
第一个月，我经常在半夜饿醒。
为了省钱，我一天只舍得吃两个馒头，就着免费的白开水。
有时候饿得实在受不了，就跑到工地的水龙头下，把肚子灌满。
好几次，我都累得想放弃，想卷起铺盖回老家。
可一闭上眼，眼前就浮现出母亲坐在门槛上等我的样子。
我答应过她，要接她去城里享福的。
这个念头，像一根鞭子，狠狠地抽在我身上，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月底发工钱那天，我捏着那一百二十块钱，手都在抖。
那是我用命换来的钱。
我跑遍了大半个城市，才找到邮局。
留下二十块钱当这个月的生活费，剩下的一百块，我一分不留，全汇给了王老实。
我还特意花五分钱买了信纸和信封，趴在邮局的柜台上，仔仔歪歪地写了第一封家信。
信里，我不敢说自己有多苦多累，只报喜不报忧。
我告诉他，我在城里很好，老板很器重我，吃的饱穿的暖。
信的末尾，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写道：请村长叔一定照顾好我娘。
寄出信的那一刻，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之后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重复着。
我成了工地上最肯卖力气的人，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我抢着干。
因为我知道，我干得越多，挣得就越多，母亲就能过得好一点。
每个月最盼望的，就是收到王老舍的回信。
他的信总是很短，短到只有一两句话。
“文海，钱已收到，你娘一切安好，勿念。”
“文海，放心在外打拼，家里有我。”
就是这样简单的几个字，却是我在那个冰冷城市里唯一的温暖和慰藉。
我把他的每一封信都小心翼翼地收好，压在枕头底下。
想家的时候，想娘的时候，就拿出来反复地看，仿佛能从那字里行间，看到母亲安详的笑脸。
我甚至能想象出那样的画面：王老实叔把钱交到母亲手里，母亲虽然糊涂，但脸上一定乐开了花。
也许她还会拉着王老实叔的手，絮絮叨叨地说：“我家文海，有出息了。”
这样的想象，支撑着我度过了最初、也是最艰难的三年。
02
时间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当你觉得它难熬的时候，它过得很慢，可一晃眼，好几年就过去了。
在工地上待了三年，我因为手脚麻利，又能吃苦，还认得几个字，被工头提拔成了一个小组长。
手底下管着七八个人，工钱也翻了一番。
日子总算没那么紧巴了，我每个月给家里寄的钱，也从一百块，涨到了一百五，后来又涨到了两百。
每次寄钱，我都会在信里问一句：“叔，钱够不够？要是不够您跟我说，我再想办法。”
王老实的回信还是一如既往的简洁：“够用，你娘身体不错，你照顾好自己。”
看着“身体不错”这四个字，我心里就踏实了。
只要娘身体好，我受再大的苦都值。
九十年代的城市，像一个被吹起来的气球，一天一个样。
到处都在盖房子，到处都是机会。
我跟着的那个工头，是个精明人，他看我踏实肯干，又有几分小聪明，就有意地提携我。
他教我看图纸，学预算，带我出去见世面，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我学得很快，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退路，只能往前冲。
又过了五年，我不再是那个只会卖力气的小工了。
我用攒下来的所有积蓄，加上跟工头借的一部分钱，自己拉起了一支小小的施工队。
刚开始那两年，真的很难。
为了一个几千块钱的小工程，我能陪着笑脸跟人喝到胃出血。
为了赶工期，我能带着工人们在工地上连着住一个月。
被人骗过，被人赖过账，最惨的时候，连给工人发工资的钱都凑不齐。
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一个人坐在空无一人的工地上，看着满天繁星，第一次感觉到了绝望。
我甚至开始怀疑，我当初的选择，到底对不对？
我在这里拼死拼活，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在我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邮递员送来了王老实的回信。
信里还是那句老话：“一切安好，勿念。”
可信封里，却多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小片被剪下来的布料，灰蓝色的，是我离家时穿的那件粗布褂子上的一角。
信上说：“你娘前几天念叨你，把你以前的衣服拿出来看，我剪了一块给你，让你也看看，别忘了家。”
我捏着那块早已洗得发白的布料，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工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我知道，是娘在想我。
是她还在等我。
我不能倒下，我必须站起来。
从那以后，我变得更加拼命。
凭着诚实守信和过硬的工程质量，我的名声慢慢在行业里传开了。
工程越接越大，钱也越赚越多。
2002年，我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那一年，我三十六岁。
我在这个我奋斗了十三年的城市里，买了房，买了车。
房子是三室一厅的大房子，装修得亮亮堂堂。
车是当时最气派的桑塔纳。
我终于成了别人口中“有出息的人”。
可每当夜深人静，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我有了别人羡慕的一切，可我最想分享喜悦的那个人，却不在我身边。
这些年，我只在第五年的时候，趁着春节，匆匆回去过一次。
那次回去，王老实叔没让我见到娘。
他说娘正好被她远房的表妹接去住了几天，过几天就回来。
他还说：“文海，你现在是干大事的人，时间宝贵，别为了这事耽搁了。你娘好着呢，有我照顾，你一百个放心。”
我当时虽然遗憾，但也没有多想。
我对王老实叔，是百分之百的信任。
如今，我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去兑现我十三年前的那个承诺了。
我决定了，要回家，要把娘接到城里来，让她看看我为她打下的江山。
我要让她住最好的房子，穿最好的衣服，吃最好的东西，请最好的医生。
我要把这十三年来，我亏欠她的，全都补偿回来。
出发前的一周，我几乎没有合眼。
我开着车，跑遍了城里最好的商场。
给娘买了最新款的羊绒大衣，最柔软的羊毛衫，还有各种她听都没听说过的营养品。
后备箱和后座，塞得满满当当。
我还特意去银行，取了十万块现金，用一个大红包装着，这是给王老实叔的。
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份恩情，我李文海一辈子都记着。
从城里开车回老家，要整整一天。
高速公路修到了县城，路好走了很多。
车子下了高速，再开上那条熟悉的乡间土路，我的心就开始“砰砰”直跳。
近乡情怯，说的就是这种感觉吧。
路边的景象，既熟悉又陌生。
村里的土坯房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红砖瓦房。
路也比以前宽了，铺上了石子。
我的车开进村口时，立刻引起了全村人的围观。
桑塔纳，在2002年的我们村，那可是个稀罕物。
孩子们跟在车后面跑，大人们则站在路边，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
“这是谁家的车啊？真气派。”
“你不知道？这是老李家那个文海回来了！在城里当大老板了！”
车子在村里唯一的小卖部门口停下，我摇下车窗，笑着跟围观的乡亲们打招呼，挨个递烟。
他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羡慕和敬畏。
这种感觉，让我有些飘飘然，十三年的辛苦，在这一刻，仿佛都得到了回报。
村长王老实闻讯赶来，他比十三年前苍老了许多，但精神头很足。
他一把握住我的手，用力地摇着，脸上笑开了花：“文海！你可算回来了！出息了，真是出息了啊！”
我反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叔，这些年，多亏了您！”
他摆摆手，一脸的理所当然：“说这些干啥，快，回家，让你娘看看你现在的好光景！”
在乡亲们的簇拥下，我跟着王老实，朝他家走去。
我的家，在我走后没两年就塌了，这些年，娘一直住在村长家。
王老实叔家也盖了新房子，是村里最气派的二层小楼。
我心里暗暗点头，觉得我寄回来的钱，总算是没白花。
离他家院子越近，我的心跳得越快。
我甚至开始想象重逢的画面。
娘看到我，会不会激动得说不出话？
她会不会抱着我，哭着说“我的儿，你终于回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着激动的心情，跟着王老实走进了院子。
然后，我就看到了让我永生难忘的一幕。
院子的角落里，一个瘦小枯干的身影，正蜷缩在一个小板凳上。
她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早已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旧棉袄，袖口和领口都磨得起了毛边。
一头枯黄稀疏的头发，像一蓬乱草，随意地挽在脑后。
她的脸，比我想象中苍老了二十岁，皮肤黝黑，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像一块干裂的土地。
她的眼神，是空洞的，茫然的，没有一丝神采。
此刻，她正低着头，用一双满是污垢和裂口的手，费力地剥着一个生红薯，然后毫不犹豫地往嘴里塞，像是饿了很久的野兽。
我的大脑，“轰”的一声，一片空白。
那是我娘吗？
那是我在梦里见了无数次，发誓要让她享尽荣华富贵的娘吗？
十三年的时光，到底在她身上刻下了怎样残忍的痕迹？
我手里的礼品“哗啦”一下全掉在了地上，可我却丝毫没有察觉。
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一步也挪不动。
眼泪，瞬间模糊了我的视线。
03
周围的喧闹声，乡亲们的奉承声，村长的说笑声，在这一刻，全都离我远去。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角落里那个瘦小的身影，和胸腔里那股撕心裂肺的疼痛。
“妈......”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却像是堵了一团棉花，发不出一点声音。
王老实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异样，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文海，别站着啊，快过去让你娘看看。”他的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
我像是被这句话点醒了，僵硬的身体终于有了一丝反应。
我一步，一步，朝母亲走去。
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
那短短的七八米距离，我却感觉像是走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我走到她面前，缓缓地蹲下身，想要看清她的脸。
她似乎察觉到了有人靠近，啃着红薯的动作停了下来，戒备地抬起头。
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的心，彻底碎了。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
浑浊，麻木，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陌生和......恐惧。
是的，是恐惧。
我从她的眼睛里，看不到一丝一毫见到亲人时该有的惊喜和激动，只看到了一个受惊的小动物，在面对危险时，本能的瑟缩和害怕。
“妈......”
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尽管它颤抖得不成样子。
“我是文海啊，儿子回来了！”
我伸出手，想去摸一摸她那张饱经风霜的脸。
可我的手刚一碰到她，她就像是触了电一样，猛地将我推开。
她手里的半个生红薯掉在了地上，她却看也不看。
她惊恐地尖叫了一声，手脚并用地往后退，直到后背抵住了冰冷的墙根，退无可退。
她双手紧紧地抱住自己，身体不住地发抖，嘴里发出一连串意义不明的呜咽声，像是在哀求，又像是在哭泣。
她看我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催命的恶鬼。
我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我跪在那里，伸着悬在半空的手，眼泪无声地滑落。
十三年的奋斗，十三年的期盼，十三年的梦想，在母亲充满恐惧的眼神中，轰然倒塌，摔得粉碎。
这是我日思夜想的重逢吗？
不，这不是。
我的娘，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即便她痴呆了，糊涂了，可我是她的儿子啊！
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
她怎么会，怎么会不认得我？又怎么会，如此害怕我？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地攥住，疼得我无法呼吸。
周围的乡亲们也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议论声渐渐响起。
“这是咋回事？咋娘不认儿子了？”
“唉，这老婆子，病得是越来越重了......”
这时，村长王老实走了过来，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他扶住我的胳膊，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文海啊，你......你别往心里去。”
他指了指缩在墙角的母亲，压低了声音说：“你娘她这病，这几年是越来越厉害了，脑子彻底不清楚了。”
他顿了顿，又继续说道：“现在啊，她是谁都不认识了，有时候连我这个天天给她端屎端尿、喂她吃饭的人，她都躲着。”
他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里充满了无奈和同情。
“唉，人老了，得了这种病，就是神仙也救不了啊！你能回来，有这份孝心，就比什么都强了。”
王老实的话，像是一盆冷水，从我的头顶浇了下来，让我混乱的大脑有了一丝丝的清醒。
他的解释，听起来是那么的合情合理。
痴呆症，学名叫阿尔茨海默病，病情会随着时间不断加重，最终会丧失所有记忆，这是我早就知道的医学常识。
乡亲们同情的目光，村长无奈的叹息，似乎都在印证着这个残酷的事实。
我多想相信，这一切，真的只是因为疾病。
可是，我看着母亲身上那件明显不属于她的、破旧不堪的棉袄，看着她那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身体，再看着她眼神深处那种恐惧时，
一个巨大的、连我自己都不敢深想的疑问，第一次在我心中，破土而出。
这十三年，我每个月按时寄回来的钱，难道都变成了石头吗？
王老实信中反复提到的“一切安好”，难道就是眼前这个样子吗？
这十三年里，我的母亲，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04
我最终还是没有在村长家住下，我用“想和母亲单独待一会儿”的理由，把他家旁边一间闲置的杂物房收拾了出来。
王老实极力反对，他说：“文海，你现在是大老板，怎么能住这种地方？委屈你了！”
但我很坚持。
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来理清我混乱的思绪，也需要一个不受干扰的空间，来观察我的母亲。
当天晚上，我把我从城里带来的新被褥铺好，想把母亲接过来一起住。
可当我靠近她的时候，她依然是那种极度恐惧的反应，手脚乱舞，嘴里发出“嗬嗬”的威胁声，像一只被逼到绝境的野猫。
最后，我只能放弃。
我把饭菜端到她面前，是特意让村长媳妇做的手擀面，卧了两个荷包蛋。
我蹲在她身边，柔声说：“妈，吃饭了，这是你以前最爱吃的。”
她警惕地看了我很久，又看了看旁边站着的村长，似乎是在确认什么。
直到村长也开口说“吃吧，快吃吧”，她才颤抖着伸出手，一把抓过碗。
她甚至等不及用筷子，直接就把头埋进碗里，像小猪一样，“呼噜呼噜”地吞咽起来。
滚烫的面汤溅到她脸上，她也毫不在意。
那吃相，不像是在吃饭，更像是在抢救自己的生命。
仿佛这顿饭吃慢了，就会被人抢走一样。
我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样子，心里又是一阵刀绞般的疼痛。
一个人，要饿到什么程度，才会对食物有如此强烈的渴求？
王老实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在一旁解释道：“唉，她现在就这样，脑子糊涂了，吃饭也没个章法，跟个孩子一样。”
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
夜里，我躺在简陋的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
隔壁房间，隐约传来母亲翻身的声音，和几声模糊不清的梦话。
我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放着白天见到她时的场景。
她的瘦骨嶙峋，她的破旧衣衫，她狼吞虎咽的样子，还有她眼神里那抹不去的恐惧。
所有的一切，都像一根根尖锐的刺，扎在我的心上。
王老实的解释，虽然天衣无缝，但我心里的那个疑团，却越来越大。
第二天一早，我借口说要给乡亲们散散烟，发发糖，一个人在村里转悠。
我见到人就笑脸相迎，热情地攀谈。
我跟他们聊城里的新鲜事，聊村里这些年的变化。
当我“不经意”地问起我母亲的情况时，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有些闪躲。
他们要么含糊其辞地说“挺好的，你村长叔照顾得挺好”，要么就干脆转移了话题。
这种统一口径的回避，反而让我更加确信，这里面一定有事。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村西头的刘大婶家里。
刘大婶家和王老实家是邻居，但两家因为宅基地的事情，素来不和。
我提着两条好烟和一桶油进了她家。
刘大婶起初也很警惕，对我爱答不理。
我也不着急，就陪着她拉家常，还帮她把院子里坏掉的栅栏修好了。
临走的时候，我把烟和油放下，叹了口气，说：“大婶，我这次回来，看到我娘那个样子，心里实在难受。我知道我亏欠她太多了，我就想知道，这些年她到底是怎么过的。”
我的眼睛红了，声音也有些哽咽。
也许是我的真诚打动了她。
她沉默了很久，最终把我拉进屋里，关上了门。
“文海，有些话，村里人不敢说，我今天就跟你说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