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犯了职场大忌，竟主动要求封王，刘邦当场翻脸！

一名从齐地出发的使者，风尘仆仆地来到汉军在正面战场的屯兵地——广武城，将随身所携带的韩信书简呈送刘邦。

在书简中，韩信汇报了潍水之战及平定齐国的经过，刘邦早已经得到了相关情报，就算是兴奋也兴奋过了，所以情绪上并无太大波澜。但是再往下看，他的眉头却皱了起来，随后竟至勃然大怒。让刘邦突然为之震怒的，是韩信在书简中提出的要求：请刘邦允许他自立为齐国的假王。

所谓“假王”，即“代理齐王”，但在刘邦看来，“真王”“假王”并无多大区别，他当即大发雷霆，骂道：“我被围于此，日夜盼望他（指韩信）来助我退敌，他倒要自立为王！”

从书简的字里行间，刘邦还发现，韩信在平定三齐之后，事实上已经先斩后奏，在齐地自称“齐王”了，写信过来不过是希望他能予以确认。这下子更是如同火上浇油，刘邦怒不可遏，甚至打算立刻派兵攻打韩信。

抗 拒

韩信请封假齐王是楚汉战争史上一桩有名的公案，古往今来评论者众多，其中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的观点比较典型，他认为：齐地初定，韩信就迫不及待地请封王于齐，显而易见，目的是相当不纯的。说难听点，他这不就是在以市井小民做生意的心机，来向主上（刘邦）讨赏吗？而主上（刘邦）又岂能看不穿他的心思，最后即便应允其求，双方之间亦将因此留下怨隙。

对于韩信请封案，人们的意见虽然有所出入，但以王夫之为代表，大多数人还是把它当作韩信居功自傲，邀功请赏的“愚蠢举动”，或者是在“借机要挟争权”。问题的关键是此案发生时，刘邦真的被项羽围困在荥阳，急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韩信来给他解围吗？

实际上，自刘邦“夺印窃符”，强行接收韩信在赵地的全部人马起，战争的天平就已开始向他倾斜。直到项羽抽兵援齐之前，楚军在正面战场上虽然仍稍占优势，但除荥阳外，成皋、广武、敖仓等战略要地都已被汉军抢占和控制。

成皋关即著名的虎牢关（也称汜水关），它与敖仓附近的广武城一样，都是依山傍水、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敖仓作为当时关东最大的粮仓，与成皋和广武城三者相互依托、互为掎角，形成了坚固的防线，使得楚军始终难以获得突破性进展。项羽对此也无计可施，最后他甚至不得不放下贵族固有的矜持，把刘邦的父亲刘太公也押到广武城下，试图以杀刘太公来威胁刘邦投降，结果亦毫无作用。

项羽顿兵坚城之下，旷日持久，但后勤供应却得不到稳定保障。在楚军后方，彭越等人又不断袭扰，他们利用项羽回援的间隙逃跑，待项羽返回前线又迅速折回，持续截断楚军的粮草供应线。相比之下，正面战场上的汉军有敖仓提供军食，后方萧何还在关中不断地调发粮秣、士卒，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加上韩信转战千里，陆续攻取或逼降的魏、代、燕、赵、齐等地，使得汉军的战争资源更加充裕，恰与楚军的匮乏不足形成强烈对比。

项羽派龙且援部支援齐国，本希图改变这一分崩离析、“少助食尽”的尴尬局面，不料龙且出师未援，全军覆灭。潍水之战后，韩信虽尚未直接出兵援助刘邦，但已基本完成了对项羽东西夹击的战略部署，韩军更是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项羽之后背。由此可见，无论在时间、地点还是形势上，此时的汉军都已牢牢掌握了正面战场的主动权，根本不存在刘邦所说的被楚军围困于荥阳的情况，刘邦本人也早就摆脱了先前的惊忧状态。否则，以他穷途末路时什么都愿意暂时妥协的性格，又怎么会当着使者的面痛骂韩信，甚至还有余力攻打韩信呢？

情势既没有那么紧张，刘邦却表现得如此气急败坏，说到底，还是因为韩信求封假齐王这一要求本身，触及到刘邦预设的底线，他对此非常抗拒。刘邦一心只想着坚决不能给韩信封王，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韩信对于其请封的解释，实际上，只有把此解释与请封放到一起，韩信所要表达的意思才完整：“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

齐国是狡诈多变、反复无常的国家，过去曾经屡降屡叛，而且它的南边又与楚国相邻，如果不设一假王压住阵脚，局势难安，故才斗胆请命，请大王能够允许臣自立为假王，以镇抚齐国。韩信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战略。

即兴表演

虽然经过潍水之战及之后的横扫，田氏大多数当权者及效忠于田氏的齐军主力已被暂时荡平，但田横依旧逃亡在外。与此同时，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号称“诸田宗强”的田氏家族，即便在齐地也还保存着盘根错节的势力，短时间内很难完全清除，加上齐民也依旧拥护田氏，如果他们与田横里应外合，东山再起也不是不可能的。

倘若田氏死灰复燃，毫无疑问，与项羽结成死党实行彻底的楚齐联合，是其唯一可选的道路。届时，刘邦这边是没办法派援兵的，“二千里客居齐地”的韩信军可能既守不住齐地，在当时交通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又撤不出来。若如此，龙且军在齐地的命运，也许就是韩信军在齐地最后的命运，而一旦齐地得而复失，韩信军又遭遇失败乃至被终结，不但原有东西夹击楚军的战略部署势必化为乌有，楚汉形势也将再度翻转。

以齐地的实际情况来看，就算田氏不出什么问题，人心长期不能归附也是一个极大的隐患。按照明代史家于慎行的分析，齐地不是别处，此地若是发生冲突，非常容易引爆遍及全国的反抗，像陈胜、吴广那样规模的起义再次发生是不难的，到了那个时候，汉国纵然已据有关东，又能如何?

刘邦对此岂能不知，只是一时冲动，居然把这些要紧事都忘了。至于他说要派兵攻打韩信则更不靠谱，以韩信当下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及其军事实力，一旦双方真翻了脸，刘邦究竟派谁去才能打得过韩信呢？

刘邦当局者迷，彼时身处现场的张良、陈平却是旁观者清，二人一看不好，不约而同地赶紧踩了刘邦一脚（“蹑汉王足”），暗示他不要再继续讲下去了。张良凑到刘邦耳边，压低了声音说道：“汉军目前正处在不利的形势中，这种时候，哪能禁止韩信擅自称王啊！倒不如趁势立他为王，善待于他，使他自守齐地，不然恐生不测。”

刘邦猛然惊醒过来。他知道张良所说的“不利形势”，跟他着意夸大的“不利形势”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兴汉灭楚正处于关键时刻，韩信的作用举足轻重，根本就得罪不起。还是张良、陈平提醒得对，现阶段的所有事务，都应为兴汉灭楚的战略总目标服务，哪怕是自己再不情愿，也只能先满足韩信的愿望，如此才能控制和确保齐地。

虽然刘邦反应已经相当之快，在醒悟的瞬间就及时闭住了嘴、收起了脾气。但他毕竟刚刚才当着使者的面大骂韩信，还放了狠话，正所谓“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想收是收不回来的，就怕这些话被韩信的使者传回去后，把韩信逼急了，真的发生足以动摇局势的重大变故。

好个刘邦，眼珠一转，心中已有了计较，随即便换上一副“责备”的口吻，但语气中却透露出几分宽容与认可：“大丈夫平定了诸侯，要为王就做真王，干什么请求当‘假王’？”这种即兴

表演正是刘邦的拿手好戏，不仅巧妙地掩饰和化解了自己的愤懑情绪，而且把前面那些不该当着使者面说的话，也给圆了回来。你还别说，这等功夫，换作一般人，确实难以企及。

刘邦接受张良的建议，决定顺水人情做到底，索性任命韩信为真齐王。后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又特意派遣张良带上专为韩信制作的齐王印信，前往齐地，宣布对韩信的任命。此时，远在齐地的韩信，内心注定既忐忑不安，但同时又充满着期待。

非 也

在明代小说《两汉开国中兴传志》中，韩信攻克齐国后，李左车仍在其军中效力，他向韩信提出建议：“田氏家族在齐国宗族众多，地方势力强大且富庶，元帅（指韩信）您应该向汉王请求，授予您齐王的印符，以此权威镇守齐国，这样才可以确保齐国不发生变故。”

“非也。厨师烹饪食物，但他自己却不能直接享用，因为厨师的职责告诉他不能这么做；同样，作为将领，如果自行夺取州郡并自立为王，那也不是将领应有的行为。如今我们攻取了齐国，如果就借此向君索取齐王印符，那岂不是在欺君吗?”韩信如此作答。在他看来，请立为齐王，非臣子之义，有欺君之名，是万万使不得的。

见韩信未能接受李左车之议，谋士文通（应是以蒯彻为原型）又进一步劝谏道：“齐国在诸侯国中最为强大，如果不派重兵镇守这三齐之地，万一内部发生变敌，将来怎么办？元帅您不能因为拘泥于小节而误了大事！”

最终，在李左车、文通的反复陈说下，韩信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决定不再拘泥于个人的名节，而是从大局出发向刘邦上书请封，以稳固齐国局势。

这是小说就韩信请封案中韩信一方的内情，呈现给读者的面目。应该说，情节虽然虚拟，但李左车、文通所说的话的确也道出了一部分实情，即韩信关于请封假王的解释，确实是基于对齐国以及当时战争形势的分析：齐地新定，远处东陲，面临强楚，需要一位超重量级的军事人物进行镇抚，而通过破齐之役、潍水之战，令齐楚两地均望而生畏的韩信显然应是不二人选；眼下如果要选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配合正面战场，从齐地出发对项羽作进一步的战略包围，这样的人选同样非韩信莫属。问题是，韩信真的如小说作者所塑造的那样，只有公心公义，而毫无个人私欲吗？回答恐怕也只能借用小说中韩信的台词，两个字：非也！

这就要说到平民出头之难。事实上，从春秋开始算起，一直到战国初年，数百年间，官制的基本特点都是“世袭爵禄”制，即职位、爵禄均由大小贵族世袭，政府选官用人主要看出身。直到魏国的魏文侯率先对此进行改革，普通百姓才拥有了更多出人头地的机会，平民庶人以功求赏、以功求贵进而跃入上层社会，也逐渐成为一股新的历史潮流。

不管韩信的祖父辈从前是否为贵族，也不管韩信是否曾拥有秦朝所赐予的较低爵位，他在淮阴生活期间，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贫民。然而这并不影响韩信内心对贵族荣耀的向往，他也一直以此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葬母时一定要把母亲的墓地置于又高又开阔的地方，接受漂母饭食许诺将来要加倍报答漂母，都是以日后建功立业、荣归故里为前提的。

韩信将其母葬在可安置万户人家的高地，想着将来能当个“万户侯”就不错了，说明他当时还没有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定格在很高的位置上。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他的人生目标才有了调整和变更，特别是秦末农民起义后的封王建国思潮，对他有很大影响。

项羽自称西楚霸王，为天下共主，然后分封十八人为诸侯王。这十八人除原六国的贵族后裔外，亦不乏平民出身的武将，最为典型者即被封为汉王的刘邦本人。韩信并不反对项羽以功封王，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军人的积极性，激励像他这样的人争相在疆场建立战功。韩信所不能认同的，是项羽的封王标准，即只把多数机会留给他的亲属或者他喜欢的人，而对真正有能力和有战功者却吝于封赏。

无独有偶，张良在与刘邦谈话中也曾提到，英雄豪杰们背井离乡，抛妻别子，追随各自的领袖转战南北，出生入死打天下，目的无非求得一席之地。

《两汉开国中兴传志》不惜改造部分史实，意图塑造韩信“全忠”的形象，与王夫之将韩信批评为市井小民之间，虽然看似一褒一贬，但实际都隐含了对韩信以功取封行为的不认同。追根溯源，此种认识恐怕都还是明清皇权至上观念的必然反映，殊不知，在韩信生活的年代，以功取封乃是普遍且无可厚非的做法，谈不上过失，更无须大加指责。

“毁印斥郦”

即使在“汉中对”中，韩信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以功取封的高度认可，他希望刘邦能够摒弃项羽式的狭隘观念，严格按照军功封赏的原则，以此激励并笼络包括自己在内的众多军事将领，使大家甘心为兴汉灭楚的事业赴汤蹈火。

刘邦在听取“汉中对”时，至少在表面上并未表示出任何异议，彭城大败后，更是向韩信、彭越、英布许下重诺，承诺以关东之地作为奖赏，允许他们裂土封王。这实质上意味着韩、彭、英三人，只要在关东战场建立可观的军功，无需其他任何附加条件便可直接获封王爵。

裂国分封由此成为韩信卖力攻伐的最大动力，与此同时，随着所取得的功劳越来越多，贡献越来越大，他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距离刘邦兑现承诺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灭赵之后，韩信请封张耳为赵王，除了镇抚赵国的现实需要，也不能不承认其中确有提醒刘邦尽快履行“关东之诺”的用意，因此在刘邦同意所请后，他可能一度心中暗喜：大王已经封了两个异姓王，一个韩王信，一个赵王张耳，凭功而论，他俩可都还远不及我啊！

殊不料，紧接着就发生了“夺印窃符事件”，此事一出，就算韩信政治上再迟钝也明白刘邦非常不悦，此举是在找借口刻意打压和警告他。左思右想，自己并未犯下什么过错，值得刘邦如此大光其火。若真要找出错处，或许就是不该主动提及封王这个话题了。

这个时候，关于刘邦“毁印斥郦”的事应该也已经传到了韩信耳中。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楚军屡次袭击截夺汉军粮道，致使汉军粮食短缺，正面战场极为困难，刘邦苦思无计，便把郦食其找来商量对策。郦食其给他出了一个重新扶立六国后裔，并封他们为王，以此来削弱楚国实力的计策。刘邦病急乱投医，觉得此计不错，就让郦食其赶紧刻制印玺，然后带印前去出使各国。

印刻好了，郦食其正待出发，张良从外面回来谒见刘邦。刘邦正在吃饭，就问张良的意见如何，张良问明情况后，当即表示反对，认为郦食其出的完全是个馊主意，其结果只会引发新的诸侯纷争，根本不利于兴汉灭楚大业。刘邦听后如梦初醒，顿时连吃饭的胃口都没了，一边把口中的食物吐出来，一边大骂郦食其：“这个书呆子，几乎坏了老子的大事！”他马上下令销毁印玺，自然郦食其也被弄了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毁印斥郦”所涉及的，虽然只是六国后裔的封王问题，但它却不啻于也向所有汉将传达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即刘邦及其手下张良等幕僚，对于封王事宜是很敏感、很排斥的，封王这件事以后最好还是少提乃至不提为妙。

有一段时间，韩信确实没敢再主动提及封王，但那是在破齐之前。而之后的情形是，关东的主要诸侯国已经都被韩信打了下来，他愣是以一人之力，几乎为刘邦夺取了半个华夏。试问，这么大的功劳难道还不配封一个王吗？刘邦其实一直都强调有功必赏，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为什么封王就一定要被划为禁区呢？

韩信终究按捺不住，他觉得若在此时重提封王问题，应该不会显得突兀了，而且出于管理齐国之便，也确实需要他挺身出来主持大局，因此他才派使者向刘邦请封。需要指出的是，韩信此举并非刘邦等人所认为的乘汉之危，居功要挟以求利，也不是借机争权，说到底，仍不过是希望刘邦说话算话，不要真的把“关东之诺”当作空头支票。

实际上，韩信对于此次请封还是留有余地的，他在给刘邦的书简中，求封的只是假王而不是齐王，用的也是委婉、请示、建议的语气。没想到即便如此，也还是触怒了刘邦，甚至差点令刘邦欲与之兵戎相见。

后世因为皇权至上观念等影响，不少人都偏袒刘邦而怪罪韩信。连史学大家司马光也不例外，在司马光看来，韩信在消灭齐国后，应及时回报刘邦，而不是趁机为自己求王索地，结果“逼”得刘邦不得不弄假成真，封他为齐王。

可是站在韩信的立场，灭齐以及之前的一系列战功，难道还不算“及时回报”刘邦吗？再说，韩信请封假王，也确实有镇抚齐国等客观需要。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韩信提前先在齐地行使假王的职权，事后再告知和请示，整个过程并没有明显的违规越纪之处，可以说办事都是按程序进行。

刘邦临时将韩信由假王升为真王，本有他的用意，能因此就责怪和怨恨韩信吗？只能说刘邦自己太过算计，不把承诺当回事，以致一翻脸再翻脸才造成了“撤假成真”这样连他自己私下里都觉得窝囊、窝火，同时又愈加迁怒于对方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