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曹丕只活了40岁，曹操尸骨未寒，他就做了2件令人不齿的事

226年，年仅四十岁的曹丕撒手人寰，结束了帝王生涯。

他的离世引发了世人的无尽猜测，有人说他是积劳成疾，有人则认为是宿命使然。

但若细看他登基后的种种作为，尤其在曹操去世之后所犯下的那两件惊世骇俗之举，便会让人不禁联想到“报应”一词。

那么，曹丕究竟做了什么？如此种种，只是巧合还是另有因果？

夺嫡之战

魏武帝曹操一生戎马，为天下统一之大业殚精竭虑，被后世称作“乱世之枭雄”。

而他的家事，却比战场上的纷争更加诡谲难测。

在那个讲究“立嫡以长”的时代里，曹操膝下二十余子，个个出身、性情、才能皆不相同。

原本嫡长子曹昂是最合礼法的继承人，不仅身份尊贵，更兼具仁孝与英勇，是众人眼中“天选之子”。

但命运却不怜才，建安三年，张绣反叛，曹昂为保护父亲而战死。

长子既逝，曹冲成了新的希望，曹冲年幼聪慧，五六岁时便能“称象解难”，其神童之名传遍朝野，连曹操自己都赞他“若彼存焉，诸子何为？”

可惜天妒英才，十三岁便因病早夭，失去了两个最被看重的儿子，曹操一时间竟也犹豫不决。

此时，朝堂上下已将目光投向了曹操最具风采的两个儿子：曹丕与曹植。

曹植自小博览群书，七步成诗，文采风流，性情豁达，曹操对其宠爱有加，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让他继承大位的意向。

若换作太平盛世，曹植或许是个再理想不过的储君人选，可在乱世，凭一支妙笔、几句诗词，是远不足以坐稳帝位的。

曹丕深谙其道，他虽在文名上不敌曹植，却在政治手腕上更胜一筹，他知进退、能隐忍，不动声色间已将权谋布下。

他看清了曹植的致命弱点，任性且恃才傲物，这样的人再有才华，也容易在宫廷的刀光剑影中自毁长城。

于是，在后宫与朝堂之间，曹丕巧妙地培植自己的势力。

他结交老成谋国的司马懿，笼络精于权术的吴质，甚至在母亲卞夫人处也费尽心思博取欢心。

与之相比，曹植虽才华横溢，却不拘小节，对权势不感兴趣，反而令支持者感到担忧。

更有一次，曹植醉酒误闯宫门之事，被曹丕暗中推波助澜，传到曹操耳中，成为其“任性失度”的典型。

随着时间推移，这场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日益激烈，曹操左右为难，一度陷入长期的犹豫之中。

这种不确定性，也让朝臣分化为两派：一派支持曹丕，一派力挺曹植。

最终的破局，出现在建安二十二年，曹丕借由司马懿等人的谋划，发动一场几乎不动声色的政变。

他利用一场看似普通的家族聚会，在父亲尚未病重之时，安插亲信，布控要地，稳稳将话语权掌控于手中。

而曹植此时仍沉浸在文赋书画之间，对兄长的布局全然不觉，等到他发觉事态不妙时，一切已成定局。

曹操最终决定立曹丕为魏王世子。

220年，曹操病逝于洛阳后，曹丕自邺城星夜兼程赶往丧地，表面一片悲容，实则内心波涛暗涌。

他太清楚，父亲这一倒下，整个魏国就少了那个真正能够压得住所有人的柱石。

于是，丧钟未歇，权力却早已悄然易手，曹操的尸骨尚未冷透，曹丕便将朝堂上所有权力节点几乎尽数集中于他一人之手。

他先是稳住基本盘，把曹操旧部一一安置妥当，笼络人心。

贾诩被封为太尉，华歆升任相国，王朗任御史大夫，而司马懿、曹真、陈群等人也纷纷列入心腹之列。

与此同时，曹丕在政治舞台上演起了一场“推辞称帝”的精妙戏码。

汉献帝多次上表“让位”，而他每次都“虔诚推让”，一会儿称“魏王位未稳”，一会儿说“汉祚未绝”，再一会儿又说“臣不敢僭越天命”。

但实际上，整个过程就像早排练好的剧本，一字一句都有预设，一举一动都为“称帝正当”铺路。

等到时机成熟，他才“不得已”登上受禅台，改元黄初，洛阳复名为“雒阳”，一纸诏书，大赦天下，从此正式成为曹魏开国之主。

惊世骇俗之举

只是，人们期盼这位帝王之子能够继承父志，秉承家法，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大魏江山。

可还未等孝服卸尽，一桩桩一件件震惊朝堂、激起民愤的行为，便接踵而至。

据史载，曹操在世时极为爱惜才女，曾亲自选拔美貌与才艺兼备的女子置于铜雀台，不仅为了“广纳英才”，更是意图以文化滋养后宫。

但曹丕眼中，那些佳人不过是父亲留下的“遗产”，他毫无避讳地将铜雀台中女子据为己有，甚至公开纳为妃嫔。

其中最令天下哗然的，是他将曹操身边最宠爱的一位姬妾纳入自己宫中，还册封为昭仪。

这等乱伦之举，无异于公然挑衅礼教底线。

在那个“父子有别、尊卑有序”的年代，这种行为不只是在宫闱之中引发震荡，更在士林名儒中掀起轩然大波。

老臣桓阶得知此事后愤然上奏，直斥其“淫乱宫闱，有悖伦常”，但这份奏疏最终被压下，再无回音。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曹丕在国丧期间的另一行为——大设酒宴。

当时正值守孝百日之期，理应居庐痛悼，饮食节制，寝衣素布。

可曹丕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不仅频频召集近臣饮酒作乐，更时常带着后宫妃嫔登楼赏乐，恍若天下无事。

他甚至在铜雀台设“夜宴”，让乐工昼夜演奏，酒池肉林、歌舞升平，只为一己享乐。

有人曾劝谏他“慎哀乐”，他却淡淡一笑，说道：“人死如灯灭，父王既去，何必长悲？”

这番话传出后，民间舆论沸腾，不少儒士上书请求他收敛行径，尊礼守孝，但曹丕全然不顾，甚至讥讽其中几位为“腐儒老物，不识时务”。

一时间，“魏王无道”的说法在坊间流传，许多士子愤而挂冠，弃官归乡，不愿与之同朝为官。

而在这场人伦的崩塌中，最愤怒的不是百姓，也不是士子，而是他的母亲——卞夫人。

她身为曹操的正妻，看着丈夫尸骨未冷、儿子却行淫乱之举，心中自是痛如刀绞。

她多次面谏曹丕，言辞犀利，直斥其“无耻忘德，不配为嗣”，甚至数次以绝食示威，要求曹丕遣散宫中女子，还铜雀台清净本来。

面对母亲的训斥，曹丕却无动于衷，他一边嘴上敷衍着“谨记母训”，一边依旧夜夜笙歌，毫无收敛。

甚至有一次，他在酒后狂言：“魏国社稷系于我一人，礼法安能束我？”

短短数月间，曹丕的“人伦之乱”便烧毁了他登基之初建立起的那一丝期待与尊重。

他不再是那个忍辱负重、步步为营的储君，而是一个权力面前毫无底线的享乐之徒。

也正是因为这两大惊世骇俗之举，导致226年6月29日，年仅40岁的曹丕去世后，不少人称其为“报应”。

曹丕之死

事实上，曹丕是个聪明人，他出身名门，又有深沉谋略，在父亲诸子之中脱颖而出，可聪明，并不等于明智。

他一味谋取权力，却从不修养性情；他执政高位，却未曾构筑持久的治理格局。

更重要的是，他从未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为君之道”。

即位之后，曹丕虽表面以“文治起家”，起初勤于政事，试图延续曹操“法治天下”的思路，但其实际作为，却逐渐暴露出短视与急躁。

他信任近臣而轻视群才，无心经营国家长远之策，政令更迭频繁，使民生之本摇摆不定。

而在宫廷之中，他更是放纵奢华，无度享乐，铜雀台上夜夜笙歌，后宫人数激增，甚至不惜动用朝廷财力修建园囿，只为一己之娱。

他对美色的沉溺，对口腹的贪恋，最终蚕食了他的筋骨和气血。

据当时的御医记载，曹丕晚年体虚多病，时常头晕耳鸣、脾胃不和。

他每日服药数次，却不加节制；身体羸弱之际仍频繁饮宴，甚至在大病将至之时，仍召美人入内，拒绝静养。

而他的精神状态，也随着肉体的衰败愈发暗淡，他开始怀疑一切，怀疑亲臣是否忠诚，怀疑儿子是否承继大统，怀疑母亲是否仍念曹操旧情而心有所偏。

这也加速了他的崩溃，他的病情愈发严重，吐血、虚汗、神志不清，有时甚至在朝堂上说话语无伦次，让群臣惊惧。

就这样，公元226年，曹丕驾崩，享年四十。

曹丕留下的，不仅是一个短命皇帝的背影，更是一个充满遗憾的朝代起点。

魏国在他治下初现疲态，虽有曹叡接班，但政权已逐渐从曹氏之家滑向司马家族之手。

曹丕临死时也许并未料到，自己曾以心计夺下的天下，终将因无德无术而分崩离析。

只能说，短命，并非巧合，而是因果，权力是最锋利的刃，而曹丕，不慎划破了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