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回忆录摘选7：以为台湾没有共产党

劫船离沪转进台湾

五月的风，夹带著黄浦江的潮涩气味，吹进了上海的街巷。
上海变成一处荒凉的城墟，几乎所有商店都关了门。有办法的人，早在四月二十日共军渡江之后，便纷纷渡海逃亡了；没办法的人，只能紧闭门户，躲在晦暗闷热的屋内，以空洞的眼神望向窗扉缝隙透射进来的微光。
五月十六日，毛人凤来找我谈话，他明白指出，共军渡江迄今已近一个月了，上海苦撑了二十多日，近日内即将弃守。
蒋介石下野，毛人凤忽然成为他身边最宠信的人。当蒋介石由奉化亲抵上海指挥车队时，毛人凤更是时刻随侍在侧，非常忙碌。因此，他的谈话非常简短，并且有几分专断的味道。

“局势这样乱，我只能告诉你要撤，却不能妥善照顾你们的行动细节。”说著，毛人凤吩咐随从扛了好几个麻袋进来，里面装满全新的银圆券，大概有五、六十亿元。当时最没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这些每张面额高达五十万的银圆券，往往几个人吃一餐饭，就得用上一麻袋的钱。有时候，饭馆甚至只收金条，就算有再多的钱，也派不上用场。毛人凤当然也很清楚这种情形，他给我们银圆券，与其说是协助我们撤退，倒不如说那是一个上司忙碌中仍不忘关怀部属的一种表现。
他在离去前，语带玄机地交代我说：“如果你觉得银圆券没用处，就善用你们的枪弹吧！”
这一次，由我负责带领逃亡的人，包括年初从北平南下的九十余人、保密局上海稽察处干员及其家眷共两百余人，因此，我们需要一艘大船。但黄浦江面的船影变少了，而且都是些小船。
正当我与李汉一坐在江岸码头石栏上发愁之际，一艘现代化（在当时而言）的大型渔船从东面海口缓缓驶近。它在水面悠然行进，似乎并不理会上海的战事。当它靠得更近时，我清楚地看出船身上的几个英文字——洛杉矶号远洋渔船。原来，它是美国援华计画中所赠送的一艘设备新颖的渔船。不幸当它辛辛苦苦横越太平洋，初抵上海，就被我们看上了。
“真是一艘好船。”李汉一以赞赏的语气侧著脸对我说。
“是呀，这些好心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竟然是强盗横行……。”
当天晚上，我带领一百多名干员，每人携带卡宾、左轮各一把强行登上泊于深水码头边的洛杉矶号。出面交涉的美籍船长，是一名满脸落腮鬍的棕发大汉，大约五十多岁，即使面对我们的武器和蛮横的态度，他仍洒脱地叼著烟斗，不卑不亢地与我们交涉。
“看你们行动起来很有纪律，绝对不是普通的强盗。”他说话时脸上总保持自在的笑容。
“你说得对，我们不是强盗，我们是国民党的情报人员，但是，今天晚上我们非常需要这艘船。” 在当时，我的英语能力还不足以与美国人交谈，这些话只能由上海稽察处一名略通英语的干员代为转达。
“你们既然是国民党，这艘洛杉矶号就交给你们好了，只是，你们应该填写一张单据给我，好让我上了岸，能够找到你们的政府补办交接手续。”
“我来写。” 说著，我拿出笔来，在船长交给我的一张英文表格上写著：兹因任务需要，接收美国援华渔船洛杉矶号一艘，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上校特勤组长谷正文，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二十一时于上海黄浦江深水码头。

于是，我们拥有了洛杉矶号和冰藏在冷冻库里的大螃蟹。
看见这一箱一箱的鲜肥美食，一名上海稽查处的干员不禁兴奋地叫著：“很久没有尝到海鲜的滋味了，这回，一定要吃个过瘾！”
“总不能老是吃螃蟹吧！”我说，然后派命这名上海老饕：“毛局长要我们在江上待命，因此，我们需要充分的粮食，找来半个月两百人分白米的这件任务就交给你来办。”
他听著，搔搔平短的头发，默默地下船去执行他的任务。当然，征取白米、食油和燃料，也只能依靠卡宾枪和左轮。
依照毛人凤的指示，我们把船暂泊在黄埔江心待命。这时，我看见刘金梅静静坐在装满银圆券的大麻袋上，表情十分机警。
“都逃难了，还像个守财奴的样子。”我走到他的跟前，故意调侃他。
“这里有几十亿银圆哩！”
“到了台湾，恐怕只是一堆废纸。”
刘金梅听了，若有所思，没有搭腔。
“来吧！” 我说：“何不趁著这个机会，做一件潇洒的事。”
“什么事呢？”刘金梅不解地问。
我没有回答，迳自将麻袋打开，拿出一叠银圆券，奋力将它掷向空中。银圆券散开后，一张一张地，在空中轻盈飘荡，然后洒落在江面上。
刘金梅会意地笑了，他也跟著我，把一叠一叠的银圆券掷向空中。这时，几名好事的组员也走过来帮忙，顷刻间，空中、水面都飘满了纸钞，那景致很壮观、很优美，但也弥漫著一股令人感伤的气氛。
五月二十一日，船上的电报终于收到毛人凤下达转进台湾的命令。
别了，上海，别了，中国。

我站在舷上，回望著逐渐渺远的上海市景和它的倒影。由于行船的速度远较飞机缓慢，容易使人深深沉陷在告别家园的复杂情绪之中。当出海的汽笛响起，许多人竟不禁默默地落下两行眼泪。
抵台首度掌握肃谍契机
第三天早上十点钟，洛杉矶号缓缓驶入基隆港。泊定后，首先映人眼帘的是三艘小贩的舟子，像赛舟一般向我们争先划来。
“香蕉！”
“凤梨！”
这几个小贩头戴竹笠，吆喝起来劲道十足，在这次难民潮中，他们大概发了一点小财。
若是台湾又被攻陷，这一点小钱又有什么用？想著，脑海里不禁涌现那漂满五十亿银圆券的黄浦江面的景象，这时我笑了。到了三十八岁，我想，因感觉人生无常而微微一笑，算得上是一种正常的反应。

谷正文

登岸后，走入紧临码头的基隆市区，我感觉已经很久很久不曾呼吸到这种毫无战火味道的空气了。我开著随船运来的一辆美制吉普车，以漫游的心情驶向台北，沿途，两面矮丘绵亘，路上车辆稀少，闷热的六月山风从挡风玻璃的大破洞吹袭在我身上（这辆吉普车是逃难前两天在上海街上找来的，挡风玻璃虽然被打破了一个大洞，但引擎性能还算良好），我这个北方人一时不能适应，除了头脑觉得昏昏沉沉之外，全身更是汗水淋漓。
不过夏天虽热，算一算，至今我也在台湾度过四十四个夏天了。
抵达台北火车站时，其他搭火车的组员、家眷已经在站前广场等候许久。我们在西门町共包租了中台、山叶两家旅社，才勉强挤下两百多人。
第一夜，由于闷热和拥挤，大部分的人都失眠了。
第二天早上，保密局台湾站站长林顶立出现在我的房门外。
“谷组长，久仰了。” 他说：“我听白世维（原任北平市警局副局长，当时则担任高雄市警察局长）提起过，抓匪谍属你最有办法。” 然后，他又不著边际地胡乱寒暄起来，他的话很多，但大抵流于虚夸。
由于过盛的热情、交浅言深和言辞虚夸的态度，这一位将来在肃清共谍的工作上可能关系密切的新同僚，给我的第一印象相当失败。
林顶立住在西门町成都路、康定路口，他的家看来活像一艘军舰。据说，这栋造型奇特的建筑，原是日据时代海军情报部官舍。至于林顶立如何成为这栋房子的主人，我并不清楚。
第二天，我依约抵达林顶立家中，一进门，客厅里已经满满一桌子酒菜等在那儿了。这个人讲话夸张，连桌上的酒菜也显得过于排场，不过才两个人（我和林顶立两人用餐），桌上却摆了十几道菜餚。
林顶立的肚子并不大，不过，他喝酒却很海量，看他面不改色地往肚子里灌酒，我真怀疑那么多酒精和水分，到底装在他身体的哪个部位？总之，开席不到三十分钟，他已经喝了三瓶特级清酒。

对于爱吹牛皮的人，酒精最能助兴，所以，此时林顶立的嘴巴。就像连珠炮一样，停不下来。这一顿饭，绕著生蚵与男人性能力的话题上吃了三个多钟头。最后，我觉得再这么瞎扯下去，恐怕到天亮也谈不出什么正经事，因此，我不得不在他眉飞色舞的时候，扫兴地把他的话题截断。
“台湾站目前有什么肃清匪谍的计划没有？”
林顶立听我突然这么问，两只瞪大的眼睛好像触了电一般木木地凝视著我，许久，才恢复先前的灵活，然后，他以笃定的口吻说：“彭副司令（即彭孟缉，时任保安副司令）认为台湾没有共产党，我的看法和他一样。”

吴石一家

就这么一句话，便答得我心灰意冷，我顿时觉悟到，将来在台的肃谍任务，只能靠自己了。于是趁著林顶立打了一个哈欠，我赶紧抓住机会说：“感谢林站长的招待，我看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 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告辞的情形，我想，以落荒而逃来形容那种狼狈样，一点也不夸张。
翌日起，林顶立便带著我，从基隆一路往南拜会到屏东。
高雄站站长黄昭明，他早期曾是老东担任农民讲习所所长时代的学生。依我日后共事的经验，我觉得他的能力要比其他组负责人如桃园黄朝君、台中林文凯来得干练一些。
我私底下曾大略分析过，黄昭明日后在协助我肃清共谍的任务上表现之所以较其他人出色，除了他本身曾经参与共产党之外，他的人际关系和他的知人善任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民国三十八年七月，毛人凤随同蒋介石前往重庆视察，这是蒋介石最后一次踏上中国大陆土地。一个星期后，他们冒著共军猛烈的砲火，搭机飞返台北。
“西南也保不住了。” 毛人凤返回台北第二天，到西宁北路特勤组办公室来找我，他一脸忧戚地说：“大好河山，如今只剩台湾一隅……。”

然后，他以国民党情报单位最高负责人的身分，约略分析国共情报斗争的胜负优劣，他说：“自戴先生遇难之后，除了在北平一地破了几个大案之外，其他地方，对付匪谍，全都一筹莫展。你对付共产党最有经验，因而，台湾能否保得住，除了依赖海峡屏障外，肃清匪谍的工作也很重要，你要负的责任很大。”

毛人凤如此抬举，使我不知如何搭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