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军长被农民用斧头杀害，周总理：要多写文章纪念他

“他是个好同志，是我军的一个精明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他牺牲太早了，你们应该写些文章纪念他！”

这是周总理对他的评价，句中的“他”就是红军军长徐彦刚。说起来，这位军长的一生，真是难免让人唏嘘。

我们总觉得，这样的英雄人物，就应该轰轰烈烈地来，轰轰烈烈地去，可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之下，谁又能选择自己的结局呢？

1907年，徐彦刚生在四川的一个农家。那会儿的四川农村，地里的庄稼全看天脸色，徐家种着几亩薄田，赶上旱年，连粥都喝不饱。

徐彦刚的爹是个老实庄稼汉，一辈子没读过书，却认准“读书能救娃”，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晚上回来还得编竹筐换钱，就为了凑够儿子的学费。徐彦刚的娘更疼他，夜里就着油灯给人缝补衣服，手指被针扎得全是小洞，也舍不得歇歇。

徐彦刚从小就懂事儿，早上跟着爹下地割猪草，下午就走好几里山路去私塾。先生总夸他“认死理”，教的《论语》能背得滚瓜烂熟，问他“为啥读书”，他眨着眼睛说：“想让爹娘不用再饿肚子，想让村里的娃都能读书。”这想法，后来成了他一辈子的执念。

1924年，17岁的徐彦刚考上了重庆江北中学。这是他头一回离开老家，坐着摇摇晃晃的木船到重庆时，城里的一切都让他新鲜。街上有穿西装的学生，墙上贴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标语，还有人站在高台上演讲，说：“要让天下的穷人都过上好日子”。

徐彦刚越听越上心，跟着这些进步学生一起发传单、搞罢课，没过多久就成了军警的“眼中钉”。

有一回，他带头在学校门口抗议，被两个警察架着胳膊塞进了牢里。牢里又黑又潮，每天吃的是掺着沙子的糠壳，晚上冻得缩成一团。狱警拿着鞭子问他“服不服”，他咬着牙说：“我没做错，凭啥服？”

在牢里待了半个月，家里凑钱把他保了出来，娘一见他就抱着他哭：“娃啊，咱不闹了，安安稳稳读书不好吗？”徐彦刚擦了擦娘的眼泪，说：“娘，我不是瞎闹，我想让更多人不用像咱这样受苦。”

1926年，徐彦刚考上了重庆中法大学，后来又入了党。这年冬天，他听说武汉在办军事学校，揣着刚发的学生证就偷偷跑了去，他要学打仗，要拿枪杆子保护那些像他爹娘一样的穷人。

谁料第2年南昌起义，他跟着教导团赶路，半道被张发奎的部队缴了械。没枪没兵，他没灰心，转头就加入了平江、浏阳的工农自卫军，跟着队伍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路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

井冈山的日子苦得很，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南瓜汤，敌人还三天两头来“围剿”。徐彦刚被派去改造袁文才的农军，这些农军兄弟大多是庄稼汉，没受过正规训练，有的连枪都不会开。

徐彦刚也不摆架子，跟着他们一起劈柴、种地，晚上就围着篝火教他们认字、讲战术。农军战士见他实在，都愿意听他的，没多久就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后来农军编入红4军32团，徐彦刚当参谋长，打起仗来一点不含糊。

1928年，井冈山的风已经带了凉意，黄洋界保卫战正打得热火朝天。

那会儿红军主力去了湘南，山上防守吃紧，徐彦刚正带着红4军32团的战士守八面山、桐木岭这些哨口。他没去黄洋界主战场，但也没闲着：白天领着人搬石头、堆擂木，把哨口工事修得严严实实；晚上就摸黑绕到敌人后方，放几枪、扔几颗手榴弹，搅得敌人睡不安稳。

到了1930年8月，徐彦刚成了红3军3纵队纵队长，文家市一仗打出了名气。

当时敌人占着高升岭、棺材岭两个山头，火力猛得很。他没硬冲，绕到后山找了条小路，带着战士突然从敌人背后冒出来。枪声一响，敌人慌了神，他趁机指挥部队分割包围，最后把戴斗垣旅的三个团加四个营全收拾了，还抓了一千多俘虏。

1932年8月打宜黄的时候，徐彦刚已经是红3军军长了。宜黄城门结实，几次冲锋都没打下来。他蹲在前沿阵地看了半天，让人找来炸药包，亲自跟爆破手交代：“别慌，我让机枪掩护你，到了城门根儿就扔。”

爆破的时候，流弹擦过他胳膊，渗出血来，他随便用布条缠了缠，盯着城门方向喊：“冲！”直到城门被炸开，战士们冲进去，他才松了口气。

1933年，26岁的徐彦刚当上红1军团参谋长，第四次反“围剿”打得漂亮。黄陂战斗时，他协助林彪、聂荣臻制定计划，把敌52师引进包围圈，最后活捉了师长李明。没过多久，又在登仙桥堵住敌59师残部，师长陈时骥藏在草丛里，被战士们揪了出来。

那会儿他跟红1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配合得特别好，他管怎么打，罗瑞卿管战场警戒和看押俘虏，国民党报纸暗地里都叫他“硬骨头”。

这年冬天，徐彦刚被调到湘鄂赣军区当司令员，后来又兼了红16师师长。1934年5月，师长高咏生牺牲，部队打得只剩几百人。他没泄气，带着战士在崇阳、通城一带打游击，慢慢把队伍拉到一千多人。

1935年3月的老虎洞战斗，他为了掩护机关转移，左胸和右腿都中了弹，警卫员要抬他走，他急得喊：“别管我，接着打！”最后还是卫生员硬把他背下阵地的。

伤还没好透，他又穿回军装归队，战士们心疼地劝，他拍着胸脯笑：“我这骨头硬，没事！”

这年6月，国民党军调集62个团对湘鄂赣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清缴”。徐彦刚就和省委书记商量，兵分三路突围。

他带着中路部队过了河，却没见右路过来，只好在通城、崇阳交界等着。可等了好几天，一直都没等来自己人，倒等来追上来的敌人。

部队只好往阳新方向撤，到了太子庙，徐彦刚跟副师长方步舟起了分歧，方步舟想横渡长江去大别山，徐彦刚却认死理：“红16师是湘鄂赣的根，不能走！咱们得在靖安、奉新这边开辟新根据地，等着跟大部队会合。”

多数战士都听徐彦刚的，部队分成两路：他带红46团先走，方步舟带师部和红48团随后跟上。徐彦刚到了黄颡口，找了船顺江而下，本想让船回去接后续部队，可方步舟那边没等着船，就被敌人追上了，部队打散了。

徐彦刚带着红46团在瑞昌登岸，消灭了一股地方武装，可没等多久，敌人又追来了。一路上恶战不断，红46团越打越少，徐彦刚的腿也被流弹打伤，走不动路了。

他把剩下的战士交给团政委明安楼，攥着他的手说：“你们一定要把部队带回黄金洞，等着我！”然后带着一个排的警卫人员，躲进了江西永修的云居山养伤。

云居山偏，没多少人家，他找了个山洞藏着，夜里疼得睡不着，就拄着棍子下山找吃的。没多久，他遇上了黄家兄弟，黄圣春、黄圣彬和另一个兄弟，都是山下种地的农户，看着人挺实诚的。

刚开始，黄家兄弟还挺照顾他。黄圣春每天都会送点食物、热水过来，徐彦刚过意不去，就把身上带的几块银元分了他们一些。他还教村里的娃娃们认字，用树枝在地上写“革命”“穷人”，跟娃们说：“等革命成功了，你们都能进学堂，顿顿吃米饭。”

娃们爱听，每天都围着他转，黄家兄弟也常来跟他聊天，问他外头的战事。徐彦刚以为，在这深山里，能遇到这样的人家，是自己的运气。

可他不知道，那会儿永修县城里，到处贴着悬赏布告：“生擒徐彦刚赏二万大洋，割首级来献赏一万大洋”。一万大洋，对黄家兄弟来说，是几辈子都挣不到的钱。刚开始他们还有些犹豫，可看着布告上的数字，想着家里漏雨的房子、饿肚子的孩子，贪念就起来了。

黄圣彬偷偷把家里的牛角斧磨得锃亮，夜里能听见斧头蹭过磨石的“沙沙”声，黄圣春没拦着，还悄悄把门闩紧了。

1935年9月21日，雨后的云居山有点凉。黄圣春来叫徐彦刚：“徐同志，家里煮了红薯粥，你过来吃点。”徐彦刚拄着棍子去了，腿上的伤还肿着，鞋都脱不下来。

他坐在桌边，刚喝了半碗粥，就听见身后有脚步声，是黄圣彬，手里握着牛角斧，没等他回头，一斧就劈在了后脑勺上。油灯的火苗晃了晃，血顺着桌腿流到地上，没一点声响。里屋的卫生员也被砍死了，在外头警戒的警卫员，被赶来的保安队抓了。

第2天一早，黄家兄弟把徐彦刚的头颅装进麻袋，扛着去了县城领赏。可国民党当局见他们是农民，根本没给一万大洋，只扔给他们几包盐。黄家兄弟傻了眼，拿着盐回了村，却不敢声张。

没过多久，村里人就知道了这事，指着他们的脊梁骨骂“白眼狼”，他们待不下去，只好搬去了外地。后来有人说，黄圣彬没多久就病死了，另一个兄弟也失踪了，只剩黄圣春孤零零地活了几年，最后也没人知道他的去向。

徐彦刚的遗体，则被那兄弟几个扔到了云居山的山脚下，靠着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村里有个老人想偷偷去掩埋了，至少让战士入土为安，可国民党查得严，他也不敢太明显，最终只能偷偷摞了个石头堆做标记。

消息传到延安的时候，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朱德拿着电报，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手指捏得发白。那时候，周总理正在莫斯科，听说了徐彦刚的事情之后，也沉默了很久，然后对身边的秦化龙说：“你们应该把他的事迹写下来，留给后来的人。”

一直到了今天，徐彦刚烈士的事迹还是在传颂，他的精神，将永远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