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锦州市殡仪馆坐落在城北的西山坡上。北侧和西侧倚靠着披着绿装的大山，东侧紧临着车辆穿梭的锦朝公路，南侧俯瞰着十分壮观的锦州炼油厂。馆外周围的几棵杨柳树扭曲着身子不情愿地在那里生长着，几只麻雀在树枝上一阵阵啁瞅，使这里更显得凄凉。
这里是活人哭死人眠的世界。每天上午，大小告别厅内，传来悲怆的哀乐和哀婉的哭泣声。高高的烟囱冒着缕缕青烟，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躯体，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思念。
8月14日上午8点刚过，一辆绿色的运尸车载着一名被杀害的女尸早早地来到了这里，后面是泪水满面的亲属和那些胸系白花的友好。几只花圈紧紧地围住了头部缠满绷带的死者，告别厅内传来了亲人的哭声。
殡仪馆的营业厅里，两个男人正在办理火化手续和购买骨灰盒。
“小潘，你可要挺住，她走了，还有孩子呢，你可不能……”一个胖乎乎的男人对着一个瘦小的男人说。
“我做主，给她买个好一点的骨灰盒，让她在九泉之下瞑目吧。”胖乎乎的男人又说。
瘦小的男人麻木的点点头，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
“你怎么这样呢？公安机关一定能查出凶手，替她报仇的，你弄垮了身体怎么办，有什么事还有我们大家呢？”
胖乎乎的男人抹抹眼角上的泪水，一手抱起了骨灰盒，另一只手挽着瘦小的男人缓缓地向小告别厅走去……
“死者叫袁丽莹，38岁，古塔区南二小学事务员，住古塔区石油街道标准件厂住宅楼二单元五号。经尸体检验袁的头部有20多处钝器伤，系开放性颅骨损伤致死。死亡时间约在12日晚上8点左右”，敖法医手拿尸验报告单一字一句地说着。这位1953年在上海法医研究所毕业的老法医经历过各式各样的现场。看他的神情，对这起案件的性质还没有拿准，按照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在没有十拿九稳的情况下，他是不会轻易开口的。
技术员赵建英见敖法医说完，从兜里掏出了袁丽莹被害的现场平面图。他是痕迹技术员，个不高，胖胖脸盘，10多年来由于他勤奋好学，技术上是一个尖子。他走到了会议室临时借来的一块黑板前，边写边说：“从现场所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门锁是暗锁，没有撬压的痕迹，是自己开的或敲门入室。第二，西屋地面上有一个装铁钉的小盒，盒的周围有散落的钉子。第三，西屋靠东墙处的全包沙发上放着两杯茶水，没有指纹，像是戴手套。第四，北墙处有一个穿衣镜旁边放着一个已经擦好了的大羽毛画，从现场看像是要钉画。第五，尸体的位置，她头东北脚西南趴在地上，面部表情没有怨恨和悲伤，有一种微笑的表情，似乎是在与人交谈中被加害的。”
说到这，他望了望敖法医。敖法医示意地点点头，然后，呷了一口茶水，说：“从袁被杀的现场看，极大可能有这样几种：一、不是财杀。理由是，室里没有任何反动。二、不是报复杀人。从现场的整个气氛上看，犯罪分子是在友好的情况下动手的。三、不是流氓杀人或精神病杀人。四、从现场上看不是奸情杀人，袁衣着整齐。但是，不排除因奸情而引起的杀人。五、杀人灭口的可能存在。依我之见，要侧重在后两个方面下功夫。”
坐在会议室一角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刘文誉一直没有吭声，他知道自己说话的份量。这位52岁的老队长是个“笔杆子”，话说得既含蓄又幽默，“你们这些侦察员们都是医生，而我是主治医生，方案一旦做错，岂不是南辕北辙。”这话成了他的口头禅。侦查员们时常称他为“刘主治”。
见大家各抒己见后，他用手捅了捅坐在身边的古塔区公安分局刑警队队长李志强。他俩是多年的老搭档。
“志强，你说说吧”。
李志强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操起了电台播音员一样的嗓音：“这起案件应采取从内往外的战术，也就是说，从袁的家庭开始，然后逐步扩展。”
刘文誉赞许地点点头，他走到了黑板前，重复了现场遗留的一切物品。然后坚定地说：“我同意志强同志的意见，请大家注意：从开门到喝水，到拿出壁画，再到地面的钉子，说明一个要害问题，那就是熟人作案，我的意见，先从袁的家庭开始，然后向外延伸，争取尽快破案。”
随着工作的展开，情况和线索像雪片一样飞来。
袁丽莹的丈夫姓潘，曾因扒窃犯罪被公安机关处理过，本人表现一般，现在在标准件厂做临时搬运工。他患有阳痿病，家中抱养了一个小女孩叫潘蕾。他们夫妻关系不好，潘经常遭到袁的痛骂，潘曾提出过与袁离婚。发案的当天早上去朝阳拉货未归。
“立即驱车去朝阳，查明潘的情况，并立即将潘带回，”专案指挥部下达了命令。
潘被带回来了，他瞪大了惊慌的眼睛，扫寻着屋里的每一个人，他已觉察到发生的什么事与他有关。负责询问的是李志强队长。
“13日，也就昨天，你是几点从家出走，然后去朝阳拉货的？”李队长开门见山。
“早上6点，我在家吃点饭就到厂里去了，6点半出车去朝阳拉货，加司机我们四个人，他们都能证实我们昨天晚上在朝阳住的。”潘望了望李队长，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他心里打着鼓。
停了一会，李队长略有所思地问道：“你能介绍一下你和袁丽莹的婚姻情况和婚后的生活？”
看得出李队长的意思是想从他的家庭发现有助于破案的线索。并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
历史开着捉弄人的玩笑，将他们在特定的条件下结合了。10年前，南二小学来了一个胖乎乎的姑娘任事务员，她圆圆的脸盘，个头中等，27岁的年龄与她那热情奔放的性格极不相称。她吃住在学校，成了学校唯一的独身户。由于她聪明能干，有活动能力，时间一长，倒成了学校屈指可数的“外交家”。
一次，她心灰意冷了，学校安排填写职工登记表。她犯难了，本人的成分填什么呢？她壮着胆子找到了一名同事。“你父亲是什么成分？”那个同事问。
“现行……反革命……”袁丽莹把脑袋低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
“那你就填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呗！”同事们回答中有一种蔑视。
袁丽莹说完像躲瘟疫一样走了。
历史的黑锅将她压垮了，往日的热情与歌声消失了，忧愁的刻刀在她本来就不太细腻的脸上无情地刻着，她老了，她孤独的过着苦闷的独身生活。
潘闯入了她的生活。离学校不远住的潘经常到学校接上学的妹妹。一天，她在宿舍旁吃力地劈着木柈子，准备生火。潘见状立即上前，不但利索地帮助她将木柈劈好，而且，还将木柈抱到了屋里。袁丽莹送给潘一个难得的笑。她失眠了，脑子里发生了一起“超级大战”。27岁的老姑娘——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连自己都不满意的长相。她思前想后，决定向潘靠拢。
潘笑了，他做梦也没想到，“无意栽柳柳成荫”。他心里明白，自己的“底潮”，现在还在待业，家境也属一般，于是，他下决心也向袁贴近。
他俩自然地结合了。是同情，是友情，但不是真正的爱情。他们过着平淡无味的日子，维系着这个不太和谐的家庭。
随着岁月的流逝，袁发现自己并不满意的丈夫有阳痿病。她愤怒了，不能做母亲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她变了，使她的丈夫潘看见了她就像猫见了老鼠一般，任其摆布。他俩抱养的小女孩，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尽管袁刁酸厉害，潘也不动怒，低着头不住地逗着心爱的孩子。
生活一天天地过着，过着——
约有10来分钟，潘渐渐地清醒起来，他掏出皱皱巴巴的手绢轻轻地擦着哭得通红的眼睛，乞求地说：“我媳妇死的冤啊，你们可得替我报仇，替我的女儿潘蕾报仇，我今生再世也不会忘记你们啊！”说完，他“扑通”一声跪在了李队长面前。
李队长的眼角也湿润了，他急忙上前，扶起了跪在地上的潘，亲切地说：“请你不要激动，你要如实反映情况，公安机关一定要破这起案子，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报仇！报仇！”潘重新坐到了椅子上，滞呆的目光盯在李队长的脸上。
侦查员老刘进来了，他向李队长递上了一迭材料。李队长戴上了老花镜认真地看着，从他的神情中可以看出，潘作案的可能已经排除。
“这几天谁经常到你家来，或在你家住过？”李队长习惯地摘下老花镜，又接着问道。
潘沉思了一下，“这几天我们连襟在我们家住，我小姨子要生小孩，我连襟特意从部队赶回来的。莫非？是他？！”潘像自言自语地说。
李队长在笔记本上重重地写上潘的连襟——刘，并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刘被传到石油派出所。这是一个英俊的海军连级干部，一米七五的个头，红红的脸膛，重重的眉毛下有着一对疲倦的大眼睛，他神情很不自然地站在了那里。侦查员老关和老曹负责询问刘，这是一对老刑警，经验丰富，善于研究人的心理，一些重要嫌疑人的询问任务基本上都落在这两位武将身上。
“你是什么时间从部队回到锦州的？”老关一边示意他坐下，一边问道。
“是8月10日下午，因为我爱人要分娩，她住在医学院附属医院，所以，这两天我一直住在我连襟家，主要考虑他家离医院近，有什么事或送饭方便。”刘慢声慢语地说着。
老曹摸了摸已有些秃顶的头，像背教课书一样背诵着在每次询问人时必说的一句话：“我们的工作是否定排除法，去掉不可能的就是可能的，希望你能配合。”说完，向老关递了一个眼色，示意他接着问。
“你讲讲这几天的情况，说得越细越好。”老关接着说。
刘眨眨眼睛，这4天虽不算长可每天干些啥，他真的记不清了，他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一封加急电报将他催了回来，他妻子告诉他，可能难产。让他这几天在大姐家住，有什么事方便。这天晚上，他们夫妻俩唠到10点多钟，他才告别妻子，来到了他的大姨子袁丽莹的家。自然，一顿顿好招待。他白天晚上除了帮助料理些家务外，多数的时间都在医院度过。他苦苦地摇摇头，示意实在没有什么多讲的。
侦查员肖军、藏传彬敲敲门，示意老关老曹出来，看来是有新的情况。
肖军打开了笔记本说：“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刘澄清或说明白。第一，袁被害的那天晚上8点至9点钟左右，有人发现刘多次出现在袁家附近，这个时间经法医推断也正是袁被杀害的时间。第二，刘身上带有一把袁家的钥匙，昨晚和今早他为什么不进袁家，而且成为报案人之一？”
藏传彬打断了肖军的问话，接着说：“敖法医转告你们，我看也是第三点：刘所住的那张床的床单上有血迹，现泡在洗衣盆里，敖法医正做血型检验。第四点，袁的邻居反映，袁对其妹夫格外的热情，发案的那天下午4点多钟还见到他们在一起吃饭，就是这些，有什么情况，咱们再及时沟通”。说完他俩起身告辞了。
老关和老曹互相耳语了几句，又返回到刘的面前。
“12日下午你是几点离开袁丽莹家的，又是几点返回的？”老关面部有些严厉地问。
“大约4点多钟，我和我大姐吃完饭后，我就去医院给我爱人送饭，大约在8点40左右我从医院回来，敲了几下门也没人开，我在楼前楼后转悠了几圈，便又回医院去了，今天早晨5点多钟，我从医院返回，打算给我爱人做饭，敲了半天的门也没人开，我就在外边等，直到早上8点来钟，我妲夫的弟弟给我姐送孩子，这时，才发现我姐被杀害了，我们便一起报的案。”刘认真地回忆着。
询问还在进行着，老曹从屋里走了出来，他告诉侦查员小陈立即去医院对刘所说的时间定时定位。然后，他又告诉敖法医做完血型后立即来电话通知他。
老关点燃了一支烟，又接着问道：“你身上不是有一把袁家的钥匙吗？为什么不开门呢？”他敲了敲烟灰，双眼直盯着刘。
“12日的下午，我大姐非叫我换衣服，我估计钥匙忘在裤子兜里了。”刘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
“你能保证那把钥匙放在你脱下的裤子兜吗？”老曹反问了一句，其实现场勘查中已掌握了这一情况。
“能，我估计没有什么问题。”刘肯定地回答着。
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被风刮着杨树叶发出的沙沙声。老关和老曹急切地等待着化验结果，有意识地放慢了询问的节奏。
“你住在袁家的具体位置，也就是说，住在哪个屋的那张床上？”老关说着。
“住在小屋的那张床上”。刘爽快地回答着。
“你是什么血型？”老曹突然问了一句，而且，口气挺冲。
“B型！”刘回答得很简单。
看得出，他对这样的问话很反感。
“铃、铃、铃”电话铃声响了，话筒里传来了敖法医的声音：“经化验，床单上的血迹是O型血，与袁丽莹的血型相同。联系尸检分析，是袁丽莹因牛皮癣挠破出血所留，情况就是这样。”小陈也从医院来电话，证实刘说的情况属实。
刘作案的可能被排除了，那么作案分子是谁呢？是熟人？这个熟人是个什么角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