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毛主席接济表侄四百元，表侄质问：这钱是你的还是公家的？

“1960年4月，北京，‘表叔，我不是来找你要钱的。’”贺凤生进门便抛下一句，屋里炉火未熄，毛主席放下文件，示意他坐。短短一句，看似冒失，却道出了他此行最大的顾虑——亲情与公私边界能否两全。

贺凤生的担心并非多余。那一年，粮食紧张，全国都勒紧裤腰带。四百元，在城市足够一家人吃一年细粮；在湖南乡下，更是一笔巨款。可在他心里，这笔钱若来自国库，就成了负担；若来自表叔个人，则是亲情往来，他收得心安。

为了弄明白钱的出处，还得将时钟拨回三十五年前。1925年夏夜，韶山山道漆黑，毛泽东被通缉，只能躲进轿篷。轿夫是贺晓秋，毛主席的表弟。生死关头，兄弟二人没用豪言壮语，只有一句“快走”。这一走，换来革命火种的延续，却也换来贺家被军阀追捕、田土散尽。贺晓秋从此躲入洞庭湖区，以捕鱼为生。

再往后，1927年秋，毛泽东调查农民运动再受搜捕。危急中，他的脚步又落在贺晓秋门槛。贺晓秋仍旧二话不说，掏出全部现洋。走之前，毛泽东承诺：“日后我若有力，必还此债。”那是几块银元，薄得能透光，却在寒夜里压得住人心。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乡民生活好转，贺晓秋没有伸手要过“报酬”。他唯一保留的，是毛主席的亲笔信。1960年春，二儿子贺凤生工地摔伤，地方医院推脱，贺晓秋犹豫良久，才拿出那封信。院方见信立刻安排手术，这才有了贺凤生进京谢恩的机会。

此时贺晓秋已病逝。噩耗传来，毛主席沉默良久，握着茶杯只说一句：“我还欠他的光洋。”随后，他让机要秘书取出私人工资与稿费，分两次寄去，共四百元。用稿费寄钱，这在中央领导人中极少见。钱寄出后，他叮嘱警卫：“务必说明，这是我的私房，不是公款。”

四百元到手，贺凤生非但不领情，还当面发问：“这钱是你的还是公家的？”一句话让在场工作人员倒吸冷气。毛主席愣了半秒，大笑：“是我个人的，你放心。”紧张气氛随即化开。有人问贺凤生为何如此鲁莽，他说：“要是公家的，我怎敢动？”质朴一句，把湘潭农民的务实显露无遗。

几天后，毛主席抽空再见贺凤生，屋里不留警卫。贺凤生照实汇报农村缺粮、基层干部急功近利等问题。毛主席一边记录，一边追问细节。谈到夜深，他递上一块上海产手表、一条灰色围巾：“这算私人礼物，你收下；有难处随时来信。”赠表的举动在当时并不常见，表面上是礼物，实为让贺凤生掌握准确时间，方便联络。

值得一提的是，贺凤生回乡后从未利用手表、围巾换取任何特权。生产队分配活重，他照样下水田，背禾把。村里有人私下议论：“有主席撑腰，为何不进县里当干部？”他只回一句：“我爹当年救人没要官，我也不沾光。”这种倔强，与他当年“钱是你的还是公家的”如出一辙。

1966年冬，贺凤生再进中南海。刚坐下，他没绕弯子：“这几年乡下问题更多，我得直说。”毛主席拍拍桌面：“你还是直肠子，好。”随后听他连续汇报半天。会后，毛主席让身边秘书整理贺凤生的意见，转呈相关部门。能让最高领导人如此重视，一靠身份，二靠敢言，三靠言之有物。

有人好奇，为何毛主席对子侄“吝啬”却又两次破例？关键在于公私分明。银元之债源于个人危难之际的救命之恩，理当私人偿还；至于手表、围巾和“四百元”，皆属个人工资稿费。毛主席深知，如果以权谋私，一旦开口，家族必被推向特权漩涡，那将与革命初衷背道而驰。

四百元故事流传至今，常有人折算购买力：当年一斤猪肉七角，一辆凤凰自行车一百三十元，四百元何止一辆车？可真正贵重的不是数字，而是其中那道分界线——亲情可以延续，公权不可私用。毛主席用实际行动告诉家人：若要帮忙，只能动我自己的钱；若要享清福，恕难从命。

贺凤生晚年回忆，在北京临别前，毛主席语气郑重：“见我，不必束手束脚，但要把乡亲们的难处带上。”这句嘱托，他牢记一生。直到退休，他依旧穿旧棉袄，吃集体食堂，偶尔拿出那块老手表擦拭，却很少提起自己是主席亲侄。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低调，他摆手：“这是表叔给我的家规。”

纵观这段往事，毛主席与贺家的相处平实无华，却把“公私分明”四字写透。革命年代的情谊，用几块银元串起；和平年代的家风，用四百元和一块手表传下。两代人言行合一，也让后来者明白：权力越大，私心越要少；亲情再厚，也不能倚势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