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陈明迎娶丁玲，继子直呼其姓名，陈明：我不强求孩子叫叔叔

“1985年初春的一个夜里，你还记得祖林第一次喊你‘叔叔’的样子吗？”朋友的这句半开玩笑的话，让六十八岁的陈明沉默了很久。沉默里，是他与丁玲跨越半个世纪的风尘往事，也有他对继子那份不动声色的耐心和等待。要说清这段故事，得把时间拨回到烽火连天的1942年。

1942年延安的春天来得晚，黄土塬上还带着寒意。三月的一天，中央宣传部的几位同事简单聚了聚，没有红烛，没有礼服，一碗小米饭、一壶陕北散酒，一对新人就算完成了婚礼——新郎陈明年方二十五，新娘丁玲三十八岁。年龄差距摆在那儿，可在延河岸边，这样的组合并不稀奇，生死一线的环境里，情感往往来得更快、更真切。

陈明本名陈子任，1917年出生于江西。十六岁那年，他在南昌听到“苏维埃”三个字后就一头扎进地下工作，先跑上海，再赴皖南，行李永远装不满，口袋永远装不暖。年轻、机警、善写材料，是组织对他的评价。尤其在沪上搞交通联络那阵子，他从报童、翻译到码头脚夫都演过，纸条和药片藏过无数回。可再圆滑的地下党员，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女作家丁玲时，还是有些慌。1937年陕北，他接到任务去协助丁玲整理赴山西的采访计划，推门那刻，迎面是一双审视却又温和的眼睛。丁玲先开口：“年轻人，你是上海来的？路上辛苦吧？”短短一句寒暄，陈明的紧张散了大半。

丁玲的名气在红色文化圈里几乎无人不知，但在她自己看来，那几年更多的是逃亡。1933年被捕、1936年脱险，她从南京暗夜潜出，经上海、太原，一路奔到延安，整个人像拧紧的发条。新环境让她兴奋，也让她疲惫。夜深人静，她写作《母亲》《田保霖》，白天下部队、进窑洞，拍照片、做访谈。忙碌归忙碌，人毕竟是肉长的，情感空白迟早会来填。于是，陈明出现了。

两人最初的关系更像工作搭档。陈明掌握日语与英文，丁玲要翻外电；陈明熟悉后勤线，丁玲需要跑前方采访。时间久了，陈明渐渐发现，自己每次听见丁玲的脚步声，心跳都会快半拍；丁玲同样觉察出那个总是提着油印机跑前跑后的青年，会在风沙最大的夜里，把厚棉帽塞到她掌心。可真正点燃情感，是1938年底的一顿简餐。那天只有两份高粱米团子和一碟腌咸菜，丁玲放下筷子，盯着陈明忽然冒一句：“假如没别的合适人选，我们俩凑合算不算？”这话既大胆又玩笑，陈明却听得心里轰的一下，偏偏嘴上说不出一个“行”字。他纠结的不只是年龄，更多是丁玲已经历过的波折：胡也频牺牲、冯达叛变，这些名字和阴影在陈明脑中盘旋，令他犹豫。

迟疑带来插曲。1939年春，陈明匆匆与剧团一名青年女演员登记，理由很简单：“战争随时要死人，总得给家里一个交代。”婚后不到半年，他就后悔。只要有空，丁玲的影子总会闯进脑海，仿佛有人提醒：你真正惦念的不是眼前人。1941年，他向组织坦白，申请解除婚姻关系。那是特殊年代，组织批准也干脆，协议签完，他第一时间去找丁玲，话没说两句，两人都红了眼眶。半年后，他们把结婚证收进一只旧皮夹，外壳早已掉色，但从此再没分开。

婚后最头疼的问题是孩子。丁玲已有一子一女，都随外婆生活。陈明说自己没当过父亲，也许当不好；丁玲担心身体状况加上隐蔽行踪，生育风险太大。两人一拍即合，决定不再添丁。可不添丁不代表没责任。1946年，丁玲随中央机关赴东北，陈明则调任吉林，最艰苦的那几年里，他们给湖南老家先后寄去超过一百封信和两百斤杂粮票，只为让孩子们能把学业读下去。丁玲有时急，又犯老毛病，在信里直呼小儿子乳名：“瓜瓜，你爸陈明怎么说你都不听？”陈明每次拆信，总会别开目光，但落笔回信，却稳稳当当写上“祖林”两个字，从不带情绪。

1949年，蒋祖林考大学，赶上全国解放，没多久又被送往莫斯科工学院深造。临行前，他只提了一个请求：想同陈明单独聊十分钟。院子里夜黑，他最终挤出一句：“我喊你叔叔行不行？”陈明愣了，随后点头，随后默默转身抽了支烟。烟雾遮不住眼眶湿意，这是他守了七年的一句称呼，来得不早，却不算晚。

新中国成立后，陈明调入文化部，丁玲去了《文艺报》。两口子常年两地，见面靠工作差旅。有人好奇他们如何维系感情，陈明态度平静：“没什么秘诀，干好各自的事，剩下的是信任。”1979年拨乱反正，丁玲重新拿回笔，有人约稿她写爱情，老人家摆手：“真爱没什么可写，都是点滴。”可私下里，她常念叨：“陈明这辈子只对我一个女人好，我服气。”话说得粗，却是真心。

进入八十年代，丁玲身体大不如前。1986年她病重，陈明整天守在床边，连最繁琐的喂药都亲自来。护士悄悄问：“陈老，这样累得住吗？”他摆手：“年轻时欠她的，现在慢慢还。”同年十二月，丁玲离世。追悼会上，陈明一句致辞都没说，只把婚礼那只旧皮夹放进遗体胸口——里面仅有一张发黄的结婚照与三行字：甲申年、黄土地、我们结婚了。

再往后，陈明把全部精力花在整理丁玲遗稿、编辑文集、筹建纪念馆。有人劝他多歇歇，他笑言：“这是帮她做最后一点工作。”2003年，九十高龄的陈明在口述史里留下这样一句：“若说我这一生有何值得骄傲的事，就是当过丁玲的丈夫，也当过她孩子名义上的叔叔，但我从未要求他们改口，因为爱不是称呼定价，而是相处见真。”

细算起来，从1942年那碗小米饭到老年回忆，整整六十年。其间山河剧变、身份更迭，情感却未跑偏半寸。丁玲曾写：“人若真诚，岁月不忍欺。”陈明用行动为这句话做了注脚；而继子那声来得迟的“叔叔”，恰是对一个耐心付出者的最好回应，不光回答了亲情，也回答了时代对人的最终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