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回忆录摘选4：烈士遗孤的悲惨结局

刘启光惨遭吓死

根据朱谌之提供的线索，在逮捕严秀峰的同时，我们也前往搜捕屠剑虹。不过，可能是蔡孝乾脱逃时曾经通风报信，她已经先一步逃之夭夭。我认为蔡孝乾亦曾警告过严秀峰，但因严秀峰刚刚生产，因此并未潜逃。屠剑虹的丈夫刘启光，却因而一直到死都处在一种寝食难安的恐惧当中，严秀峰入狱之后，刘启光曾数度来找我活动。

“你太太是不是共产党？”

“我也不知道。”

“那么她为什么要逃？我想她现在已经在大陆了，也就是说，你从此便没有太太了。” 刘启光并未答腔，他想同意我的话，可是却有些犹豫。“你是不是共产党？” 我又问他。

“不是，不是，怎么会呢？”

“那我就不了解你为什么要来找我活动了?”

“这种时候，随便一句谣言，都可能是致命的证据。” 他说，害怕被人陷害。

几天之后，刘启光託人送来一盆名为晨光的年度冠军兰花，市价三万五千元（当时中山北路一百坪房舍市价大约是四万元）。如果他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断不可能出手如此大方，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虽然我并未收下这份礼物，却因此与兰花结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养兰生涯。

李友邦突然被蒋介石处死后，刘启光又来了。我还记得那时是凌晨三点多钟，刘启光到我家门外喊我：“谷组长，我是刘启光，开开门吧！” 可是我没理会，他在外头徘徊大约两个钟头，有时喊我，有时敲门，直到清晨五点左右才怅然离去。

民国四十年中，刘启光、林日高（出身板桥林家）膺任省府委员，但林日高随后又因涉及共谍案被处死刑，因此，刘启光第三度前来找我求情。

“希望谷组长高抬贵手。”

“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呢？”

这一次，刘启光没有勇气开口否认，只是用一种无辜的眼神看著我。

“如果你是，我建议你自首。”

“我实在不是共产党，叫我怎么自首？” 听到我的建议，刘启光才勉强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关系。

因为他的态度总是犹豫不决，使人感到厌烦。所以，我决定不帮他忙，也不办理他，让他继续活在恐怖的生活之中。后来，他直接找蒋经国活动（蒋经国抵台初期所居住之长安东路的房舍是刘启光送给他的，因此．两人的关系还算不错），总算暂时摆脱了林日高事件的阴影。可是，一个人讲话不老实，终究是要为自己的谎言付出昂贵的代价的，刘启光所付出的代价，便是自己所有的财产以及他的性命。这件事要从另一家人说起——

张志忠，嘉义人，台湾省工委会武装部长。由于二二八的经验，中共中央认为台湾腹地太小，交通发达，没有游击战斗的回旋空间，因此负责武装斗争的张志忠总觉得有志难伸，使不上力。不过，他还是在汐止、台中、美浓及太平山建立了四个武装基地。

民国三十九年二月间，我综合了陈泽民、朱谌之、吴石等人的口供，研判得知共谍组织武装部长藏在台北新公园附近的中西大药房二楼。二月七日深夜，我们在监视多日之后采取逮捕行动。那一日天气特别坏，很湿冷，或许正是由于天气的关系，张志忠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沮丧的，完全不像一个从事武装斗争者那么精神奕奕。

“知道你们会来，我等很久了。” 这是见面时，他所说的第一句话，然后他又说：“几度想死，却没有勇气，因为孩子很无辜，现在你们来了，正好帮忙我两件事：第一，帮助我死；第二，撇开政治恩怨，把我的孩子抚育长大，记住，千万叫他远离政治，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张志忠很明白难逃一死，因此特别向看守所提出一项申请，希望所方基于人道精神，允许他们把十岁大的杨杨接到所内共同生活。当时并无儿童福利法，而我个人也认为这种要求合乎情理，不致造成不良后果，因此，很快就答应了。

张志忠的妻子季云却不肯就此向死神低头，在侦讯中，她供出了许多线索（例如邮电支部计梅真一案），希望藉以表现悔改之诚，保住一条性命。

杨杨进入看守所之后，由于他的天真之中，往往带有一点惹人爱怜的慧黠，很快便和所方管理人员打成一片，而张志忠和季云，也连带受到了较好的待遇。

我曾多次前往探视杨杨，并有两度从所内将他领出，带往淡水河口垂钓。在第二次垂钓返回台北的路上，我轻轻抚摸杨杨的短发，看著他微笑眼里淡淡的戾气。

“杨杨，你恨谷叔叔吗？”

他用力拨开我抚慰他的手，怨恨地说：“你知道了，还问干嘛？”

杨杨陪伴父母亲在看守所内度过了大约一年的光阴，直到张志忠、季云被由李元簇手拟的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第一项（所谓的二条一）执行枪决才离开看守所，经由保密局一位同事收养监护（在那时的政治斗争中，制造了许多类似杨杨这种处境的孤儿，这些孩童，大多由保密局同事收养，我自己也曾收养了陈泽民的两个小孩，令人欣慰的是，这两个小孩日后都很上进，陆续前往美国留学、定居）。

杨杨在同事家中，是一个不爱读书、很不听话的小孩，这样的结果使得收养他的同事大失所望，他曾不止一次向我抱怨杨杨偷窃、逃学和顶嘴，他说：“这孩子和在狱中给人的印象完全相反，真叫人纳闷哩！”

“当一个人内心充满怨恨的时候，任何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小学毕业后，杨杨没有升学，有一天，他偷了钱跷家。大约两个月后，李秉谦在台中火车站前面遇见他。眼前这个乞讨的男孩看来有些面善，年纪也和杨杨差不多，虽然不敢断言他就是以前在狱中所见那名可爱的小男孩，不过，李秉谦还是开口问：“你是杨杨对吧？”

小男孩听到这句话，二话不说，拔腿便跑，最后，还是让李秉谦给追上，心不甘情不愿地被领回保密局。杨杨表示不愿再回监护人那里，因此，我替他安排到保密局汽车保养单位担任修车学徒，我认为不久的将来必是汽车的时代，杨杨既不肯读书，学得一手修车技术，也足够使他安身立命。可惜，事情的演变并没有如此乐观，修车技术尚未学到，杨杨已经从单位里的士兵那里学得了一身恶习，抽烟、喝酒、赌博……。

十六岁那年，杨杨学会了嫖妓，赌胆也变大了，这使得他欠下了一笔债务，汽车保养厂里的阿兵哥要不到钱的时候，每以拳脚相向。

艰难的处境逼使他不得不祭出最后一件法宝——一封密函——那是张志忠夫妇临刑前不久，替他缝在衣领内的，他们交代他：“我们没能好好照顾你，可怜的儿子，以后一切都要靠自己，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只要肯用功，一定能好好活著，可是，你的聪明实在也叫人担心；这封信很重要。平常不要拿出来，要是有一天你遇上了什么很大的困难再把它打开，拿去找刘启光伯伯。”

刘启光在华南银行总经理室纳闷地等待著求见的少年。这些年，刘启光的生活还算安定，已经不再像当初风声紧时常于午夜时分由共谍案的梦魇里惊醒。他并没有把求见的少年与昔日的共谍案件联想在一起。

“刘伯伯，您好，我是张志忠的儿子，人家都叫我杨杨。” 少年很有礼貌地向刘启光做了一番简单的介绍。

刘启光听到张志忠这三个字，脸上随即闪过一丝恐惧，然后他以还算镇定的语气否认说：“不，我不认识张志忠。”

“刘伯伯，您说这话未免太决绝了，不明白爸爸、妈妈怎么会把您当作好同志，我看这封信他们也是白写了。” 说著，杨杨故意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在刘启光眼前晃了一下。

刘启光紧张了，连忙改变语气问：“信里说些什么？”

杨杨知道对方已经就范，狡猾地冷笑了一下，然后淡然地把信读了一遍（编者按，信的内容，在两位主人翁相继死亡后，再没人能够加以揭晓）。

“是，是，说吧，你有什么困难？” 刘启光无奈地摇摇头，准备任由杨杨宰割。

杨杨毕竟是个少年，胃口并不大，他向刘启光要了五百元偿还所欠的债务。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不到一个月的光景。杨杨又欠下了两千多元的债务，他再度找上刘启光，并开口要三千元。刘启光勉强又帮了杨杨一回，不过，杨杨第三度上门的时间只隔了一个礼拜，这一次他要五千元。

“不成，这一次我不会给。” 刘启光铁了心。

“给不给由不得你，我已经问好了要把它送给谁最管用！” 杨杨不甘示弱，再度拿出密函，抛下狠话。

“好吧，但是你真的不能再赌了。”

杨杨兴奋地数著钞票，这时，刘启光忽然偷袭过来，抢走密函，并立即将它撕得粉碎。杨杨眼睁睁看著自己的法宝转眼成空，急得满口粗言秽语，咒骂不停。

“还不走，我叫人把五千块抢回来。”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杨杨带著五千元现款离开华南银行，嘴里还不停地诅咒著。

那天夜里，刘启光心脏病发送医，随即转送日本进行心脏导管手术，总算保住一条命。

杨杨失去法宝之后，曾经戒睹数月，最后却仍旧经不起诱惑，一夜豪赌，又欠下了一笔钜款。没了密函，他再也变不出把戏。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他逐渐萌生了轻生的念头。

有一回，他写信给自己最景仰的作家柏杨，希望获得一些启发，寻得一条坦途。不过，柏杨除了在回信里劝他安分向上之外，对于他燃眉的困境也是爱莫能助，于是他选择了在修车厂里上吊自杀。第二天早上，当人们发现的时候，他已气绝多时。他没有留下遗书，但警方却在他衣袋里找到一封柏杨的回信。

不久之后，柏杨将杨杨的故事，写成一则感人的报导，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大部分读者都深受感动，认为它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可是，对刘启光而言，它无疑是一则要命的报导，多年来，他极力避讳的共谍嫌疑，却意外地被人在报纸上披露出来，因此，当他看到这则报导，心脏旧疾再度发作，在日本安装的导管破裂了。他死时，手里还紧紧握著当天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