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难中度过了大部分岁月后，如何重新赢回自己的人生？

作者｜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理论和当代中国先锋文学

捷克小说家伊凡·克里玛的随笔《布拉格精神》，199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当时删除了两篇文章，另有一篇文章被改了名字。不知为什么，克里玛本人特地为此写的中文版序言也没有刊出，这回终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一次完整面世，于2016年1月出版。已经好几个月了，我的这篇再版后记没有跟得上这本书本身的节奏，真是十分遗憾。但无论如何，我的编辑李恒嘉先生不要因此再哭了。

伊万·克里玛1931年生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疯狂的20世纪，他把自传直接命名为《我的疯狂世纪》。他声称自己活过了两次极权主义的寿命，看到了它们的倒塌，这在他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身处其中时，并没有想到自己活得比它们长久。第一次是跟随父母在纳粹集中营当了两年多的小囚犯，1945年被苏联军队解放；第二次是1968年苏军入侵之后因自由思想被剥夺作家资格，做过土地测量助理员等多种体力劳动，直到1990年他才再度公开回到了自己的作家身份，迎来了另一个创作高峰。

一个人在灾难中度过了大部分岁月，很多时光都被虚耗了，他如何重新赢回自己的人生？如何扳回自己的人生格局？克里玛的办法是——记下它们，记下自己的观察尤其是思考，以语言所建立的秩序，来保存在实际世界中迅速流失的东西。“超越我们自身死亡的斗争史人类的精华。”而所谓记忆包含了理解在内，对一件事情的理解意味着步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本随笔《布拉格精神》，释放了他对这两个极权主义的认识及反思，思想的不同阶段与他在现实中的经历正好相平行和匹配。当他能够再三穿透自身处境，超越自己过去的想法，他就获得了超越厄运的视野，能够战胜死亡带来的虚无。

在集中营里，他看到了身边的小伙伴，那些男孩和女孩，先后进入了毒气室或者死于枪口之下，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他的这些描述许多年后我仍然印象深刻：“每天我看到车上高高堆放着可怜的尸体。从那些凹陷的、灰黄的脸上，一动不动的眼睛经常盯着我看，这些眼睛从来没有人将它们合上。僵硬的胳膊和腿，裸露的头皮突出地朝向天空。”（《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

战争结束时，他是一个14岁的孩子，既被一种狂喜所充斥，也被一种强烈的复仇情绪所压倒，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他形容自己如何紧张屏息地聆听广播中宣布的审判，审判纳粹首犯和捷克卖国贼，欣喜地扳算着纽伦堡被判处死刑的人数。这种感情和大多数周围人没有什么不同，与这个世界上其他地区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们，也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他后来获得了另外一种视野。到目前为止，这种新视野对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还是陌生的。那就是：“想要从我们的受苦经历中得出结论，会被导向致命的错误，那不是把我们引向想得到的自由和正义的境地，而是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方向。对这些人来说，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和自身的经验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换句话说，苦难并不直接等于正义，一个人仅仅是被放到某个处境之中，他不会因此而自动取得道德身份。

极端被迫害的经历容易产生复仇意识，产生将对方置于死地的幻觉和快感。但是，偏偏是这种东西，进一步深化了受害者的危机。它让受害者处于一种迷狂的或狂热状态，对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东西置之罔闻，对自己与他人的生活麻木不仁，概括地说，倾向于冷漠无情：“他们倾向于将任何人看作一个敌人，或哪怕是一个潜在的对手。”曾经落到他头上来的悲惨情景，他一方面认为不合理，但另一方面却认为不妨让他的敌人尝尝，因而在这个世界上制造出新的人间地狱。如果没有自觉意识去消化、化解他曾经遭遇的残酷无情，他将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残酷无情的新人之一。

从受害者的处境中还容易产生那种道德优越感，认为施害者是邪恶的，受害者在道德上则是纯洁的。这种二元对立的幼稚在于，仿佛施害者对于受害者的人格起了怜悯，允许这些人保持道德上的独立和清白。伊万·克里玛回顾了少年时在集中营遇到的情景。显然，集中营并不是一个培养道德的场所，相反，只负责摧毁它。在食物和其他物资十分匮乏的地方，偷窃的行为或者多吃多占的行为随处可见，人们可以宽慰自己说这是拿回纳粹从我们这里拿走的东西，但实际上这种被压倒的处境，抽取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界限，模糊了人们头脑中是非善恶的概念，是对于一个人道德身份的剥夺。任何说辞都是晚一两步才到达的。

在克里玛接下来要应付的后极权主义环境中，也同样存在这种道德模糊的状态。当某人得着了一些好处，这不是他洋洋自得的理由，而是他的人格遭受贬低和自我贬低的结果。“原本是正常人性需要的东西，因为极权主义，就变成一个稀罕珍奇之物。它们被用来贿赂人民……每件东西也就成了腐蚀人民的一项特权，这种政权摧垮了人们的公民意识和他们的自信。”（《极权主义始末》）每个人都面临道德上的困境危机，危机的程度随着他们的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那是一个广泛的处境，人们在接受现实中种种不合理限制的同时，也经受着道德上的被摧毁和被攻陷。

这样一种批评极权主义思路，在东欧十分普遍。哈维尔始终强调，大多数人虽然没有去作恶，但是“接受和处于伴随谎言的生活便已足够。由于这个突出的事实，个人巩固了这个制度，实现了这个制度，创造了这个制度，是这个制度”。这样说完全不是要为施害者解脱（像某些故意扭曲的人说的那样），而是激发受害者本人站起来，看清自己的处境，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合法的道德身份，进一步改变这个社会。不管是改变社会风气还是社会制度，事情总要从某个地方开始，从某些人开始，拥有一些手边的起点或开端。既然个人曾经“是这个制度”，那么也可以尝试成为这个制度掉链子的那个“开端”。

伊万·克里玛的另外一个思考，通过比较学术化的方式体现出来，看上去不是十分引人注目，但是含义深刻。克里玛其实是加入了共产党的，1968年之后被开除党籍。书中涉及了二战结束之时，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整个向左转，选择共产党是在特定条件下人民自己做出的决定，而不仅仅是外部强加的（当然人民不应当只有一次选择的权利）。经历了许多失望和绝望之后，人们在寻找可能的新希望。克里玛的父亲与家人一起进入集中营，也是一位有着左倾思想的工程师，这是当时社会的总体气氛，显然不是仅仅贴上“邪恶”的标签所能够说明的，也不是极少数人制造“阴谋”的结果，而是某种较为普遍的思维方式的结果。到底这种思维方式的缺陷在哪里？

《论世俗信仰的文学》一文解释了为什么人们集体被一种幻象所压倒。因为有着死亡的大限，人们恐惧生活的无意义，恐惧空白和虚无，于是有了信仰和拯救的需要、对于不朽的渴望以及对于超出自己力量的崇拜。所有这些向往，本来是架设在“此岸”和“彼岸”之间，架设在“有限与无限、人性与神性、永久的无与不朽、灵魂和肉体”之间，它们之间的距离是永恒的。神性赋予人性以尺度，赋予人性希望和期待，但是人永远不可以将自己看作神，不能认为自身已经抵达神性。彼岸的天堂永远是一个憧憬。

错误正是从这里开始——一夜之间，人们“发现”自己正好置身于人间天堂，或正在一手制造人间天堂，遥远的东西变得唾手可得。原本来崇拜的对象消失了，人们开始崇拜自己，崇拜自己提交的蓝图和永不衰竭的精力，他们正好是地上的神，一切距离将要在他们这里消失，所有藩篱将要在他们手中破除。那些预言家们（文学家也参加了这种准巫术活动）试图让人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难题，没有攻克不了的对象，因为他们是一批得到豁免的天兵天将。

对于刚刚经历了一场巨大危机的人们，这该有多大吸引力，实际上这些东西对于任何正在遭受挫折人们，会永远魅力不减，没有比一劳永逸的方案更加吸引人的了。人性中既有追求自由的一面，也有逃避自由及责任的一面。潜在的危机在何种情况下爆发呢？如何建立恰当的防范机制，让后来的人们不再重蹈覆辙呢？这本随笔中有一篇关于卡夫卡的长文，本人以为这是写得最为深入漂亮的一篇。对卡夫卡创作的思考，提供了与任何极权主义正好相反的那一极。卡夫卡在时代潮流、重大事件面前，能够始终坚持个人经验的独特性，坚持自己的真实动机、欲求和立场。在他那些被解读为各种隐喻的小说中，蹲伏着一双忧郁的眼睛，那仅仅是他个人的和有关个人的。

通过对于卡夫卡作品的详尽分析，提供如同证词般缜密的细节，克里玛证实——卡夫卡著名的《在流放地》、《审判》其实与作家本人最私密的个人经验相关，而不是与他的时代相关。1914年6月1日，卡夫卡与费丽思·鲍尔在女方家中订婚。六周之后卡夫卡提出退婚，接下来在阿斯肯纳什饭店中有过一场“奇怪的会谈”，在场的还有其他几个人。未婚妻表达了她对于婚姻前景的想法、她的恐惧和对未来新郎的指责。卡夫卡在日记中将这次会谈称之为“审判”。

“审判期间”，他始终保持沉默，对费丽思和陪送她前来的家人感到惊恐。他后来形容自己“像囚犯”，他在当天日记中描述囚犯的语言，与《在流放地》十分接近。订婚所用时间十二个小时，也被用在《在流放地》里。《审判》的叙事时间为十二个月，也可以视为对于他自身所处现实的一种呼应。小说中的那些行刑机器、审判场面也很难与任何一种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很难将此等同于当时社会“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它们是那么古怪离奇，其中的角色从根本上是含混模糊的，军官和旅行家之间的立场是可以互相转移的，审判的地点居然发生在私人公寓里，而不是在公共法庭上，其中的许多细节是自相矛盾的，事件和议论是令人咋舌的。（《刀剑在逼近》）

什么叫写作中的天才？应该不是什么天马行空，两眼放电，而是能够尽可能接近自身，抵达自身，穿透自身晦涩的私密经验，从中提升为可以观照的形式。提取为形式是一种转化，是对于自身的超越。写作者越是个人的，才越有可能成为时代的，反之却不然。在这个意义上，克里玛认为昆德拉去到法国之后提供的写作图景，不超出一个外国记者在布拉格住上一阵子能够得到的，其中失去了对于个人命运更为深沉的承担。

显然，其中的意义应该不限于作家们。今天，在什么都是“潮流”的现代社会，各种时髦在身边如滔滔洪水，一个人如何才能站稳自己的脚跟？如何才能坚决地对他人说出：“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我？”

这是因孤独而著名的卡夫卡对于世界的意义。始终忠实于自己，不为外部世界所动摇。与克里玛一样，卡夫卡也是一位布拉格作家，终生没有远行离开过这个城市。看重个人和注重个人般不大不小的比例，让世界成为由个人来面对和消化的，布拉格因而成了一个堆满细节的城市。尽管有着种种悖谬，然而，这个城市有她独特的灵魂精神在这里，一切都是小型的，追求大的规模乃至于“充大”被看作一桩恶行。

前后两任极权主义在制度上结束之后，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就从前的意识形态留下许多真空状态而言，克里玛与我们的世界关联更加密切。这是该书中第三个维度。旧偶像倒塌之后，人们迅速地找到新的偶像来补缺。马拉多纳成为这个世界公认的新英雄，用他的手攻入一球人们可以忽略不计。1970年代“叛逃”捷克斯洛伐克的网球手纳芙拉蒂诺娃，在今天以拥有七部车重新进入人们视野，成了新时代的神话和人们追求的新目标。

在这个地球上不管什么地方，人们总要想办法叩问那看不见的力量，相信它们暗中主持自己的命运；在获得更好的生活方面，人们想象最好能够有其他更为便捷的途径。类似这种东西，我们一个月要在微信上遇到好几次。这篇名为《幸福的处方》开头写道：

中国运气：

根据原件将这封信复印五份，并把它寄给你认为需要好运的人。在九天之内，你将看到所发生的一切。……你将有九倍的好运气。

这回还被称作了“中国运气”。那时候需要复印的东西，现在动动指头，转发就可以了。一年当中，我们多少次必须忍受这种莫名其妙的威胁，忍受这种不知从何而来的精神讹诈和敲诈？每次你都犹豫一小会儿，“转发还是不转发？that is the question”。如果不转发，是不是会让自己或亲友暴露在易受攻击的裸露状态？“在失去了与基本的人类尊严，基本的道德准则之间的联系之后”，在感到不是自主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人们便匍匐求助于这种看不见的“神秘力量”，北京朝阳区盛产仁波切，也是同样的原因。

显然，自由是一个难题，永远的难题。

2009年春天，伊万·克里玛先生在他布拉格郊区干净整洁的屋子里，接待了远道而来的我，我们谈了一个下午。那天他试图教会我什么，现在我还不能大声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