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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前聂荣臻做了一件事,日本人:他是活菩萨,我们应向中国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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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8月8日傍晚,太行山深处的前线指挥所刚刚结束一天鏖战,外面炮声依旧,室内却传来婴儿微弱的啼哭。警卫员抱进来一个竹筐,两名日本孤儿被安放其中,筐角还塞着几个青梨。聂荣臻蹲下身,掀开染灰的被角检查女孩额头的绷带,轻声吩咐:“再去取些温水。”这句轻轻的话后来被战士们反复提起,因为面对敌国孩子,他的声音没有一丝犹疑。



此前一天,井陉煤矿火车站遭炮火覆盖,副站长加藤清利夫妇当场身亡,五岁的美惠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妹妹成了孤零零的生命。夜色里,三团战士破门而入,本想追击残敌,发现孩子后却改抱人先撤。护送途中几名民兵换着肩挑竹筐,硬是踏过四十多里夜路。送到军区后,司令员聂荣臻决定以“团职负重伤”标准给孩子们配发罐头、奶粉和白糖。在物资奇缺的1940年,这几样东西足以让许多伤员艳羡。

山民们得知情况后炸锅了。有人指着指挥所的门口直言:“日本鬼子杀了俺爹娘,还留他们娃?”情绪几乎要失控。聂荣臻走出门,摘下军帽,长时间沉默。片刻,他抬头说道:“他们不是敌人,还是血未干的孩子。咱若也对孩子举刀,和军国主义有什么分别?”话语平和,却压住了沸点,不少人张口欲辩最终悻悻散去。那一夜,指挥所灯未熄,战士轮流给妹妹喂米汤,给美惠子洗掉旧血,聂荣臻则在木桌上写下一封日文信,准备随孩子一同送往石家庄日军据点。

信的大意后来被译出:八路军并非以日本人民为仇,而是与侵略政策作战;现返还两名孤女,请日方妥为安置;若中日士兵能携手反对军阀野心,才是两国生路。寥寥数行,让不少读者惊诧:战火正炽,写信者竟还谈“携手”。也正因这封信,聂荣臻日后被日媒称为“活菩萨”。



孩子送走后,部队很快北撤。战士们记得临别时美惠子攥着聂荣臻军装下摆不肯撒手,他剥了个梨,蹲下来哄道:“去吧,好好长大。”十月,美惠子被伯父接回宫崎县都城市,与外祖母相依为命。多年贫困和歧视里,这段记忆逐渐被尘封。

时针拨到1980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刊出一篇《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署名是一位抗日老兵。文章不到千字,却像石子投入湖面,在中日两国掀起涟漪。《读卖新闻》转载后,记者来住新平挨家挨户打电话比对资料,终于锁定加藤清利的长女——已44岁的加藤美惠子。看着记者递来的1940年合影,她的第一反应是泪流满面,接着喃喃一句:“裤腿,我记得那条裤腿。”



7月10日,美惠子带着丈夫和两个女儿抵达北京。机场接机阵仗之大,让她直呼“像国家元首”。更意外的是,当晚北京饭店的大厅摆着生日蛋糕——那天恰好是她44岁生日。几束玫瑰、几株菖蒲,正是聂家院中的时令花草,被剪下装箱连夜送来,只因老帅叮嘱:“客远至,北京也要像家。”

首次见面安排在14日的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隔着十步,美惠子深鞠一躬,快步靠前,双手合握住老人的手背,额头轻触表示最高敬意。场面一度静默。记者只捕捉到她哽咽的几个字:“谢谢您救了我。”对话寥寥,却胜过长篇演说。见面结束前,聂荣臻递上墨迹新干的“岁寒三友图”和题词——“为中日友谊贡献力量”。松竹梅寓意耐寒,他希望这份情谊能抵御任何风霜。

此后几年,美惠子六次踏访中国。1999年,她牵线促成重庆江津与都城市缔结友城。江津为纪念老帅百年诞辰扩建陈列馆,都城市市长率团出席揭幕式,会场里那张1940年的旧照片与1999年的握手照并列悬挂,成为中日民间交流的特殊注脚。



同年,中日合拍影片《陈宝的故事》在九州放映,观众出场时纷纷提笔留言:“日本应向中国道歉。”影片没用宏大场景,只讲一户太行山农家如何冒险藏匿日方孤女。朴素镜头却戳中人心,因为现实远比银幕更残酷——档案显示,护送美惠子姐妹的30名军民,有18人在随后一次日军“扫荡”中遇难。

2002年夏,美惠子带着感恩名单重返井陉,挨家拜访。她给陈文瑞老人叩头,那位在当年偷偷喂过妹妹一口奶的妇人已满头白发;她站在万人坑前久久无语,只献上一束白百合。随行的来住新平记下她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早该来,更早地说声谢谢。”短短一句,却足以解释她二十余年奔走的动力。



日媒对聂荣臻救孤的报道越发深入。来住新平在演讲中常引用那封1940年的信,强调“这不是战场轶事,而是战争逻辑的反证”。他的学生调查发现,都城市约四千名中小学生知道“聂帅救孤”经过,高于对“南京大屠杀”认知比例。原因很简单:活生生的善行更能穿透民族隔阂,让孩子们思考战争与人性。

需要说明的是,聂荣臻并非一时心软。早在抗法援越、西北剿匪时,他就反复强调“政策纪律重于枪炮”。救孤事件只是他原则的一次具象化:杀戮不能解决仇恨,唯有区分军国主义和普通民众,战争才有终点。不得不说,这种胸襟在血火年代极其罕见。

日本学者冈山太郎评价:“那封信,把战胜对手的豪情和尊重生命的克制结合在一起,十分东方。”不少听众听后长叹一句:“我们对中国欠着道歉。”道歉不会让死人复生,却能让活人记住道义底线。



回望整体脉络——1940年救孤,1980年寻人,1999年互访,2002年谢恩——时间线简洁却清晰。一个决定,穿越三代人,化解了一部分敌意,也启迪了中日民间交流的另一种可能。75年弹指而过,那位被称为“活菩萨”的老人已安然辞世,美惠子也步入耄耋。如今留存的,是几张泛黄照片、一幅“岁寒三友”,以及许多日本人对“我们应向中国道歉”的清醒认知。这或许才是那年盛夏,聂荣臻在灯下蘸墨落笔时真正期望留下的——用人道精神为后来者指一条不必再血染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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