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洗冤录｜天空中的那道彩虹——销假二审成功改判“无罪”

▲ 陪同李晓梅前往广州时在博物馆拍摄

全文共7963字，阅读大约需要20分钟

• 2025年9月30日上午10点
• 乔治律师：“做好收监的心理准备。我们不能赌，即便是有万分之一的概率，我们也要担心这种事情的发生。”
• 李晓梅：“我也是担心这个，没给我们时间处理好个人的生活。”
• 乔治律师：“你把我的电话留给你家人，如果有什么紧急的事儿及时跟我联系。”
• 2025年9月30日下午15点
• 李晓梅：“乔律师，改判了！！！只交罚金，不用判刑。”

本文是笔者在办案中的记录与思考，欢迎法律同仁批评、斧正。

文｜乔治 律师

本案侦查阶段，我尚未介入辩护工作，直至2024年11月，本案审查起诉期限快结束，李晓梅确认对我的委托。

让我感念的不仅在于，这是一个一审判处实刑，二审撤销实刑的案子。

更在于，这是帮助一个90后的小姑娘摆脱牢狱之灾的案子。

看到李晓梅，就想到当时一个山西的小伙子孤身一人来到广东的自己，在她的身上，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

陪同李晓梅抓获主犯途中的颠簸、法律文书字句的斟酌、庭审辩论时的交锋与静默、与承办检察官、法官沟通的忐忑、铁窗内外的隔绝与融通。所有沉淀于岁月深处的，总会在某个午夜被悄然唤醒，被理性封存的过往顷刻如决堤之水漫过心岸。

一、90后外乡小姑娘的“求职路”

▲ 刑辩旅拍

2020年9月，岭南的初秋依旧闷热。对于李晓梅而言，人生的轨迹被一纸工作安排彻底扭转。她和谢灿被老板王珈叫到跟前，简单地告知：“去佛山南海的那个仓库上班，你负责跟单，他负责打包。”

地点是佛山市一个仓房。

这里没有窗明几净的办公室，有的只是堆积如山的纸箱。里边放着的是印着熟悉苹果商标的充电器、数据线、手机壳和耳机。

起初李晓梅不是没有过疑虑，这些产品的做工粗糙，价格低得离谱。但“老板的安排”、“一份工作”的念头，压过了这丝不安。她开始每天核对订单，记录流水；谢灿则沉默地打包，将一个个包裹发往全国各地。

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然身处一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巨大链条末端。直到警笛声划破仓库的沉寂，冰冷的手铐戴上的那一刻，他们才惊觉，自己不再是普通的打工者，而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犯罪嫌疑人。

其实在刚接触李晓梅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小姑娘很熟悉，熟悉的让我有点不真实。或许是她身上那种不服输的精神，亦或者孤身一人来粤闯荡的感觉，让我看到曾经的自己。

同样是那种混杂着惶恐与不甘的神情，像极了多年前那个刚下火车，提着行李站在广州南站的地铁岛台上，既茫然又坚信能闯出一片天的自己。

我们这一代人，仿佛生来就被植入了一种程序：向南方，就能找到出路。于是千千万万个我们，像候鸟一样涌入这片热土，挤在城中村的握手楼里，算计着每一分钱，用青春和汗水去赌一个模糊的未来。

她轻声讲述着自己是怎么面试进入王伽的那个仓库，又是如何庆幸终于找到了落脚点。她的叙述里没有诡辩，只有一种认命般的坦诚。

我听着，仿佛听见了多年前那个在办公室，同样对复杂社会规则一无所知，仅凭一股力气向前冲的自己在说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太习惯于埋头赶路，以至于常常忘了抬头看天，分辨方向。

正是这种深刻的共鸣，让我无法仅仅将她视为一个“被告人”。她走错的每一步，都仿佛是我人生可能出现的另一种岔路。只是，或许我比她更幸运吧。

这份熟悉感，早已超越了委托关系，它化作了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我不仅要为她辩护，更要为她，以及那个曾经同样懵懂的自己，寻回一个走向光明的可能。

二、初见李晓梅与案件切入

▲ 刑辩旅拍

时间跳转到2024年11月17日。

“乔律师，我因为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检察院量刑有期徒刑，而且还有罚金。检察官跟我讲我全额退赃的话，才能缓刑，可是我就是一个打工的，现在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高丽华律师推荐您，我想跟您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你先别着急，我们慢慢梳理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假冒的注册商标是什么商标？”

“其实就是苹果的手机壳之类的东西，但是这些渠道都是老板王伽对接的，我平时就是跟单的。”

“额，跟单是什么意思？”

“跟单的意思就是有些产品可能库存不够了，就跟王伽讲，然后补货。谢灿是我同事，我们两个一起被抓的，他是负责打包的。”

“那你们涉案的金额很高吗？你们既然是从犯，为什么都没有缓刑的口子呢？”

“我不知道，我真的就是个打工的，目前鉴定是按照市场价的鉴定的，涉案金额大概200万左右。检察官说我确实是从犯，所以给我和谢灿的量刑都比较低，但是虽然量刑比较低，可是这也意味着我们还要在被关在看守所，我才刚刚找到新的工作……”

“行，我知道了，这样吧，你目前既然处于取保候审状态，那咱们当面聊一聊。”

“好的。”

我记得，我是在律所的茶室接待的李晓梅，看着她清秀稚嫩的面庞，仿佛与社会这个复杂场域格格不入。细看之下，那份稚气中混杂着茫然与一丝倔强，恰恰印证了她对周遭世界的运行法则，缺乏基本的认知。

其实在接待李晓梅的时候，心里也会止不住地盘算：目前基础事实既定的情况下，有什么可以支撑起翻盘呢？

其实罪轻辩护，就是在做加减法，对于犯罪情节做减法，比如金额上是否降低，罪名是否调整等，对于量刑情节则是做加法，比如是否存在自首，立功啊等等。

立功，对，本案主犯尚未抓获的情况下，李晓梅可以立功！

“李晓梅，你老板王伽呢？王伽作为本案的主犯，为什么没有归案呢？”

“不知道啊，我当时做笔录的时候，我向警察说了老板的线索，但是警察后续也没有抓王伽。所以，王伽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倒是看到王伽的朋友圈，经常也还是会有更新的。”

“那你现在能不能找到王伽？”

“那我要去档口看一下，这个很重要吗？”

“嗯，对很重要，因为你目前是被动归案，所以量刑情节中的自首肯定是不行的。虽然你是从犯，但是结合检察官的观点，既然无法全额退赃，而且加上你是签署了认罪认罚之后才找的我，随意反悔的话，甚至有可能抬高你的刑期。所以，如果你对量刑有异议，那必须寻找突破点。既然王伽没有归案，你作为嫌疑人、被告人，帮助司法机关抓获主犯，这是典型的立功，我们可以从这个切入案件。否则，这个案件就是个死案件。”

这意味着要直面过去的恐惧，要承担可能被报复的风险，更要经受内心道德与求生欲的激烈挣扎。那一刻，李晓梅的脸上写满了犹豫、恐惧和复杂。但最终，对自由的渴望，对重塑人生的期盼，战胜了一切。她紧紧抿着嘴，用力地点了点头。“好，我去找。”

不过，在这之前，我计划先将案件拦截在检察院，再重新谈一次量刑。

所以在接待完李晓梅后，我就给承办检察官打去了电话：

“你好，检察官，我是李晓梅的辩护人乔治律师，主要有两件事儿，第一，我们也是刚刚介入这个案件的辩护，我们想申请阅卷。第二，这个案件李晓梅可能有立功情节，所以认罪认罚具结书中所罗列的情节，可能有遗漏……”

“啊，我不是检察官，我是她的助理，检察官休假了。不过你如果想要阅卷的话，可以过来检察院，我拷给你。”

“那检察官什么时候休假结束呢？”我看了看日期。

“下周吧，下周检察官就回来了。”

“行，我下周跟她联系吧。您也跟承办人讲一下，不要那么着急移送法院，毕竟当事人处于取保候审阶段，审查起诉期还挺长的。”

可是，11月25日，我们突然收到通知，案件已经移送法院了。所以我立马联系了承办人：“检察官，您好，我是李晓梅的辩护人，上周您休假，我跟您助理沟通了一下案件能不能暂缓起诉的问题。但是今天我突然收到案件移送法院的通知，所以我想跟您沟通一下。”

“你是提到立功的问题是吧，这个我们已经找公安核实过的，李晓梅的行为不构成立功的。”

嗯？我突然好像意识到，我们好像讲的不是一回事儿。

“您是不是有点误会，是这样，我们想提的不是李晓梅在侦查阶段做笔录时提到的销售、老板的线索，而是我们已经知晓主犯王伽藏匿的地点，下午就打算去协助公安机关抓捕主犯。”

“嗯？你们知晓了主犯藏匿的地点？那可以啊，你们联系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随后会出具情况说明，如果构成立功的话，我们也是认可的。”

“可是这不，李晓梅已经签署了认罪认罚嘛，如果加上立功的话，这个量刑？”

“如果立功查证属实的话，我们会变更量刑建议的。”

“主要是这样的情况，您也亲自提审过李晓梅和谢灿，这两个小年轻，其实无非就是打了一份工，领的也是正常的工资，也没什么积蓄。我们就是想通过部分退赃再加上立功的情节，能不能争取到缓刑。”

“那这个你们可能要跟法院沟通的，我们检察院是很少出具缓刑的量刑建议的。至少我没有出具过。”

眼看可能会出现谈判崩盘的局面，所以，我选择还是跳出固有的观念，套用广州案的处理模式。

“那检察官您看，我们也会加紧跟法院沟通本案，但是，如果在庭审过程中，我们提出缓刑意见的时候，您看，作为检方不要说什么社会危害性较大啊之类的，进而反对适用缓刑。”

“这我们不会，主要是看法院觉得适用缓刑没什么问题，我们也不会提出什么异议的。”

“行，非常感谢，那我们先把立功的情节固定下来再说。”

三、广州之行，通往救赎的荆棘路

▲ 刑辩旅拍

前往广州的路途，充满了沉重与未知。这不再是一次普通的出差，而是李晓梅自我救赎之旅。

在路上，李晓梅目光时而茫然地望向窗外掠过的城市楼宇，时而落在我起草的《刑事犯罪线索举报材料》，仿佛这是她此刻唯一能抓住的浮木。

根据李晓梅记忆碎片拼凑出的线索，我们穿梭在荔湾区一片老旧的商贸城之间。空气里混杂着皮革、布料与电子元件的味道。

“对，就是这里，王伽的档口就在这儿，我和谢灿先上去看一下，看看王伽在不在。”

“行，你们先上去辨认一下。”

在上楼的过程中，李晓梅的每一步都显得迟疑而沉重，每一次张望都混合着担心与决绝——她在搜寻那个曾决定她命运的人，也在搜寻自己迷途的起点。

当那个熟悉又令人心悸的身影，终于在一家配件商铺门口出现时，时间仿佛瞬间凝固。李晓梅的呼吸骤然急促，她下意识地向我身后退了一步。我也没有催促，只是用眼神给予了一个无声却坚定的确认。

下一刻，我让李晓梅在档口附近等着，我和谢灿以及谢灿的辩护人林铭壮律师下楼，报警，等待警察到来。

从口袋中掏出手机，按下了“1-1-0”这三个数字。

“你好，我是广东通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乔治。我的当事人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但是当事人现在找到了主犯的住所和藏匿地点了，我们想向公安机关举报……”

我看了看旁边的谢灿与林铭壮律师，跟谢灿讲：“这个电话，应该是能够确定你们立功情节了。”

警灯闪烁的光芒，取代了商贸城门口缭乱的霓虹。当荔湾区的公安民警将主犯王伽带离现场时，所有的喧嚣仿佛瞬间沉寂。

在派出所那间严肃而简洁的办公室里，办案民警做完最后的笔录，抬起头，对李晓梅和谢灿说：“情况我们已核实，李晓梅和谢灿举报并协助抓获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承办本案的公安机关一会就过来接人。”

这句话，像一道强光，刺破了连日来笼罩在她头顶的阴霾。它不是一句简单的认可，而是一纸官方证明，证明了她从犯罪的协从者，转变成了法律的维护者。

办案民警讲到“不过，你们也需要等一下承办本案的公安机关过来，你们可以在外边坐着等一下。”

“好，正好趁这个时间，我给法官也汇报一下这个情况。”我看着李晓梅和谢灿说道。

“法官，你好，我是李晓梅的辩护人乔治律师，之前我们提交了一份转普通程序的申请，不知道您收到了么？”（因为之前考虑可能协助抓捕同案犯可能会拖得时间比较久，所以案件刚到法院我就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转普申请。）

“是啊，我这边已经收到了，我正想跟你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呢，我看到你们的转普申请上有写立功的问题。具体怎么回事？”

“是这样，李晓梅和谢灿知晓主犯王伽的藏匿地点，这不，今天下午，我们刚刚协助广州荔湾公安机关抓获了主犯。现在还在派出所呢。”

“这样啊，那既然你们已经抓住主犯了，那转普其实就没必要了吧。”

“是这样的法官，您看我们也不是纠结这个程序问题，只是说我们可能认为普通程序在事实认定上，相比较简易程序比较严格，而且，虽然当事人已经认罪认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想争取一下量刑的空间。”

“其实，你们没必要转成普通程序的，况且，如果你们对客观事实没有什么异议的话，简易程序，也能解决问题。”

“嗯，法官，主要是李晓梅他们有一点特殊情况，就是全额退赃这个确实做不到，他们在本案中扮演的角色毕竟是从犯，而且，让他们一下子把工资全部退出来，其实不是个小数目的。所以，我们就是想通过抓捕同案犯立功，再加上这个量刑情节的基础上，看看能不能对李晓梅他们适用缓刑。”

“量刑这个都好说，你可以参考参考咱们法院之前的案例，我们也都理解，他们其实就是个打工的嘛，把超出基本生活预期的钱款退出来，缓刑我们也是考虑的。但是我不能给你做任何承诺啊。”

“理解理解，那关于转普的程序，那我这边出具一份正式的书面申请撤回就可以了。关于立功的问题，之后公安机关应该也会补充新的情况说明。非常感谢。”

四、突然的实刑与一审判决

▲ 刑辩旅拍

2025年6月30日，基于庭前与承办人充分、理性的沟通，一审庭审在一种异乎寻常的顺畅节奏中推进。

法庭之上，事实清晰，证据链完整，我们对罪名定性没有异议。李晓梅与谢灿，这两位年轻的被告人，也当庭表示了深刻的悔意。庭审落幕不久，他们便用实际行动印证了自己的悔过——分别退还了其个人所获的违法所得。

这一切，连同李晓梅和谢灿那份已被记录在案的立功情节，仿佛构筑了一道坚实的防线。在我们的专业预判里，所有要素都指向一个合乎法理与人情的结局：适用缓刑。我们几乎已经能看到，那道隔绝自由的高墙，将不会为他们落下。

然而，司法的进程有时会展现出它最不可预测的一面。

2025年7月10日，判决宣判，冰冷的判决书，一字一句地击碎了我们此前所有的预判：被告人李晓梅、谢灿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四个字，像一记重锤，砸在每个人的心上。一股强烈的错愕与无力感，瞬间弥漫开来。而最让我们，也让两位年轻人难以接受的，是法院拒绝适用缓刑的理由——“因被告人李晓梅、谢灿在王伽的公司工作时间较长”。

▲ 一审判决

时间长短，竟成了阻断他们回归社会之路的唯一标尺？这个看似客观的理由，在我们看来，却冰冷地抹杀了所有从轻、减轻的情节：它无视了主动退赃所体现的悔罪诚意，更无视了李晓梅冒着风险、挺身而出所立下的功劳。将工作时间的长短，凌驾于立功这一法定从宽情节之上，这不仅与我们之前的预判相悖，更在法理与情感的层面，令人难以信服。

所以当下我就向法院申请了判后答疑：

“我在判决书写的很清楚了，他们参与本案的时间较长，虽然公安机关查获的金额不高，但是，工作将近五年的时间，金额肯定不止这么一点的。所以我们还是综合考量，不适用缓刑。而且，在退赃的时候，我也给他们打过电话，退赃不等于能够判处缓刑。”

“可是，一方面，金额的多少，没有任何证据指控，不能根据臆想和猜想来认定李晓梅的金额不是？另一方面，李晓梅的工作时间再长，那终归也就是个从犯，又不是主犯，给从犯判个实刑，也和既往的裁判规则不符。”

没有片刻的犹豫。

“上诉！”

在那一刻，所有的震惊与不解，迅速凝聚成一个无比坚定的决心。这两个字，是我们对一审判决最直接、最决绝的回应，也是我们为李晓梅和谢灿争取法律本应赋予他们的公正与宽恕的，唯一且必然的道路。

（不过中间还穿插一个插曲，我在给法官沟通过之后，我还和检察官也沟通了一下抗诉问题，但是检察官认为法院的判决不存在量刑过重，本案最开始起诉的是200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的未遂，现在变更为了既遂。所以未遂的从轻减轻情节与立功情节相互抵消。故，实刑的判决无问题。）

五、在信任与怀疑间徘徊

▲刑辩旅拍

法院门口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那么的刺眼。

在法院门口，我告诉李晓梅“不上诉，就意味着你们必须走进监狱，开始服刑。”“如果你们内心接受这个结果，认为它是公正的，我们可以放弃。但作为你们的辩护人，我必须坦诚：这个判决，对于你们这样被雇佣的普通打工者而言，量刑还是过重了。法律不应只为惩前毖后，更要给予迷途知返的普通人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最终，李晓梅和谢灿还是决定上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争取一个机会。

上诉期，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与主动的进击。我反复向二审法院提交开庭审理的申请，坚信只有让合议庭在法庭上直面两位被告人眼中的惶恐与悔过，才能最真切地触动其心证。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法官助理的电话，语气礼貌却带着催促：“辩护人，请尽快提交你们的辩护词。”

那一刻，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

是流程性的催促，还是对案件实质的关注？在经历了一审的情况后，我无法不心存疑虑。这份辩护词，是我手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武器，我迟疑着，拖延着，仿佛晚上交一天，就能为这份“陈情书”多注入一分说服的力量。

“助理你好，辩护人并不是拖延交辩护词，而是担心交了辩护词之后，第二天就出个维持判决，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所以，你看，我们先交个开庭申请书，我们在开庭申请书中也把辩护的实体意见提交给法庭参考。这样您跟法官汇报的时候也可以提出辩护人提了开庭申请这回事。”

“行吧，那你先交一份开庭申请，我跟法官讲一下这个情况。”

我记得我前前后后应该是交了三份开庭申请，同时也跟法官沟通了一下本案的情况，直到最后一次沟通。那是一次简短的沟通，但法官言辞间流露出的专业与倾听的姿态，让我在长久的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微光。我决定，交出这份承载了所有希望的辩护词。

“乔律师，你可以先把辩护词交过来，我们合议庭才好审查啊。”

“其实，主要是这样，李晓梅存在两个减轻降档情节的情况下，加之李晓梅认罪认罚、部分退赃。即使本案存在特殊情形下减轻处罚不能的情况。本应当对李晓梅适用免除处罚的措施。但是一审法院不仅没有减轻处罚，反而对李晓梅适用实刑的执行方式，显然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基本的量刑逻辑的。”

“乔律师，你们既然对事实没有异议，那其实书面审理也是可以。不过，你刚才讲的量刑问题，你可以详细讲一讲。”

“法官，其实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类似本案减轻处罚的特殊情形，即对于量刑幅度已是最轻量刑幅度，且最低刑已是最低刑罚种类，此时如何适用减轻处罚的问题。这个在理论上称之为减轻处罚不能。但是对于减轻处罚不能的情况下，本案李晓梅已经是最低的标准刑了，但是同时李晓梅又具减轻情节，即立功、从犯、部分退赃以及认罪认罚。因为从犯或者立功都存在免除处罚的规定，那么应根据免除处罚的量刑情节作为依据免予刑事处罚，而不是在减轻不能的情况下，忽视减轻情节的存在。”

“这个你之前在开庭申请书里提到过这个问题。”

“对，是的，这个观点来源于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一级法官杨荣涛在最高人民法院主编的《法律适用》登载的极具参考性的论文《特定情形下“减轻处罚”的适用规则》。”

“这样吧，你们可以先把辩护词交过来，这部分的话你可以详细论述一下。”

“嗯，行吧，我们先交一份意见过去，供合议庭审查参考吧。”

“你放心，我们合议庭肯定会严格审查的。”

六、已经是最轻，但是还可以再轻

▲刑辩旅拍

其实，坦言讲，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提出免除刑事处罚的意见。因为在庭审沟通的过程中，可能沟通得较为顺利，本以为李晓梅会避免牢狱之灾。结果没想到，一审最终还是给了实刑的建议。

但是其实如果准确地评价，在减轻不能的情况下，不是淡化减轻情节的存在，而是在原有刑期的基础上再次降档或者免除处罚（参见《法定刑已达至最轻幅度，如何适用减轻处罚规则》）

首先，李晓梅的基准刑应当是比照王伽的量刑来考量的。而在本案中根据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以及变更起诉书变更的内容，主犯王伽的基准刑没有实质的变化，换言之，主犯王伽的基准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刑法的规定以及起诉意见书、变更前起诉书指控的内容，公诉机关最开始指控的是涉案金额为250万元人民币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的未遂。根据刑法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250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未遂），即使是主犯王伽，亦适用的是第一档量刑档次，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根据刑法的规定以及变更后起诉书指控的内容，公诉机关指控变更为涉案金额。根据刑法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主犯王伽，仍然还是适用的是第一档量刑档次，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此，综合分析，不论是起诉书变更前还是变更后，主犯王伽的量刑档次并没有任何变化，相应的李晓梅的量刑也不会出现任何变化，故不存在公诉人所提到的立功与既未遂折抵的情况。

其次，李晓梅至少存在两个减轻处罚（从犯与立功）的情节，且主犯的基准刑已然是最低量刑档次的情况下，从犯可以适用免除处罚的规定，而不是在减轻不能的情况下，忽视减轻情节的存在。

在一开始，李晓梅没有立功之前，公诉机关给量刑建议是7个月有期徒刑。正如前述，虽然本案存在既未遂的变化，但是既未遂并没有影响基准刑。所以，在构成立功的情况下，李晓梅的量刑自然也应当调整。

况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法发〔2010〕9号】也明确规定了对于从犯协助抓获主犯的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即“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对于主犯或首要分子检举、揭发同案地位、作用较次犯罪分子构成立功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应当从严掌握，如果从轻处罚可能导致全案量刑失衡的，一般不予从轻处罚；如果检举、揭发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样严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协助抓获的是同案中的其他主犯、首要分子的，原则上应予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从犯或犯罪集团中的一般成员立功，特别是协助抓获主犯、首要分子的，应当充分体现政策，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此，李晓梅完全符合免除刑事处罚的规定。

七、后记：给折腾画上休止符

▲二审判决主文

2025年9月30日，案子宣判了：撤销一审有期徒刑的判项，仅判处罚金（…意外之外的意外）。

林律师给我电话的时候，我还在车上，看到林律师告诉我案子全赢了的字样，心中不禁为李晓梅他们感到高兴。

在9月30日上午时，我还和李晓梅提到，要防止被收监的风险，她以为这片阳光将与她久别。但是9月30日下午，她身上最沉重的、禁锢身体的“枷锁”，已经被彻底卸下。

这个案件，如同一枚多棱镜，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中国法治进程的光谱。它清晰地映照出法律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零容忍”的刚性红线，无论参与者身处链条的哪个环节。但同时，它也温柔地映射出法律体系中对“人”的关怀与救赎的可能。

我想起当时和李晓梅一起去广州荔湾找王伽时，阵雨过后的那道彩虹。现在想想，那道彩虹，是由无数个碎片折射而成：

——是法官翻阅卷宗时蹙起的眉头，

——是李晓梅按下110时颤抖却坚定的手指，

——更是中国法治进程中，对“人”的理解不断深化的微光。

【雨过天晴，彩虹终现，李晓梅和谢灿的人生画卷，得以在阳光下重新展开。而所有法律人，仍是这片土地上任重道远的跋涉者——只为让每一道微光都不被湮没，让每一次悔过都拥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