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到死都没明白，把他送上绝路的，根本不是他的死对头谷正文

有些人心头的疙瘩，到死都没解开——不是怕疼，是到最后都想不明白，把自己推到绝路上的，不是明着来的敌人，是身边那个看着比谁都亲的“自己人”。吴石就是这样。

吴石这一辈子，没走过什么顺道儿，每一步都磕着时代的硬棱子。早年间考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又去日本陆军大学，真刀真枪学了怎么带兵打仗。抗日那阵儿，他从团长一路打到师长，在战场上跟日军拼过命，胳膊上那道被子弹擦过的疤，阴雨天还会隐隐作痛。按说这样的人，该是国民党眼里的“忠臣”，可他偏偏在1949年转了弯。那时候他已经是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军衔，天天能摸到最核心的军事情报，却偷偷跟地下党接上了头，成了代号“密使一号”的情报员。

他不是一时脑子热。内战那两年，他看得太清楚了：国民党这边当官的贪得没边，抓壮丁把老百姓逼得家破人亡，连他手下士兵的军饷都常被克扣，有时候士兵们连顿饱饭都吃不上。他心里早就凉透了，后来经人介绍见了地下党同志，他攥着人家的手说：“我穿这身军装，是为了中国人，不是为了某个人的江山。”从那以后，他就跟走钢丝似的传递情报——有时候把纸条折得比指甲盖还小，塞进钢笔帽的夹层里，让副官趁着送文件的空当带出去；去南京开会的时候，还会故意绕远路到城南那家老茶馆，跟联络员隔着张桌子坐，等伙计过来添茶，偷偷把情报塞到茶杯底下；有一回情报太急，他甚至把密码写在香烟纸上，卷进烟盒最里面，递过去的时候只说“抽根烟”，对方就懂了。每一次都怕露馅，可他没停过一天。

他最信的人是蔡孝乾。蔡孝乾是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两人常借着“聊军政形势”的由头见面，有时候还会一起吃碗面。吴石总觉得，都是为了让中国好，对蔡孝乾根本没存过半点防备心。后来蔡孝乾身份快暴露了，吴石还托了自己在台北的老关系，在郊区找了个隐蔽的小院让他躲着；蔡孝乾没证件出门，吴石干脆把自己的临时通行证塞给他，还特意嘱咐“别弄丢了，这玩意儿能顶用”。他总跟身边信得过的人说：“同志之间，就得互相帮衬着走。”

1950年年初，天一下子就塌了——蔡孝乾被国民党保密局的人抓了。一开始蔡孝乾还嘴硬，说自己就是个普通教员，跟政治没关系。可没扛过三天审讯，保密局的人下手狠，鞭子抽在身上火辣辣的，还灌辣椒水，呛得他直吐血。他没撑住，连半点儿都没藏，全抖搂出来了：地下党的联络点在哪个巷子，传递情报的暗号是“今天天气好”，甚至吴石家住在台北哪条街、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出门上班，全都说了。

那会儿吴石还蒙在鼓里。那天早上他刚走到国防部办公室的办公桌前，还没来得及坐下，就被两个穿便衣的人架住了胳膊，冰凉的手铐“咔嗒”一声锁上，勒得手腕生疼。他抬头一看，领头的是谷正文——保密局行动组的头头，出了名的狠角色，之前抓过不少地下党，算是他明面上的死对头。吴石心里猛地咯噔一下，以为是谷正文盯了自己好久，终于抓着了把柄，心里还憋着口气：就算是你谷正文抓的，我也绝不能认怂。

到了审讯室，谷正文把一叠纸“啪”地扔在他面前，拍着桌子喊：“你自己看！这是谁写的！”吴石拿起纸，越看越懵，手都开始发颤——那字迹他太熟了，是蔡孝乾的。纸上写着“吴石自1949年秋起，多次将国防部机密文件交予本人，转递中共”，连他之前把临时通行证借出去的事，都写得一字不差。他盯着那些字，半天没回过神来——怎么会是蔡孝乾？那个前几天还跟他说“等解放了，咱们一起回老家修条路”的同志，怎么能把自己给卖了呢？

后来不管谷正文怎么审，吴石没再多说一个字。他没否认自己传递情报，可从头到尾没提过其他任何一个同志的名字。1950年6月10号，他跟陈宝仓、聂曦、朱谌之一起，被押到了台北马场町刑场。临刑前，执行官问他有没有遗言，他挺着腰杆说：“为国家民族，死而无憾。”他给家人留的那封遗书，字写得工工整整，没半点潦草，上面有句话：“我为人民服务，余事均不能计。”就像他这辈子做人一样，硬气。

现在马场町那边立了块纪念碑，吴石的名字刻在最前面，后人提起他，都知道他是“密使一号”，是为国家牺牲的英雄。可有时候我琢磨着，行刑前的那几分钟，吴石会不会还在心里犯嘀咕：怎么偏偏是蔡孝乾呢？他不怕死在谷正文手里，不怕死在刑场上，怕就怕到了最后，送自己上路的，是那个自己掏心掏肺信任的“同志”。

这大概是英雄最疼的遗憾——不是输在敌人的刀枪下，是栽在自己人的手里，还是被最信任的人给卖了。现在咱们提起吴石，都知道他是烈士，可别忘了，他到死可能都没完全弄明白，那把扎进他心口的刀，到底是从谁手里递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