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晚年回忆：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反对毛主席，态度十分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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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遵义会议，这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历史关头，大多数人都知道会议最终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但很少有人了解，会上的争论异常激烈。

遵义会议

根据陈云晚年的回忆和留下的珍贵史料，有两个人在会上坚决反对毛主席，他们的态度出乎意料的强硬。

这场争论远比我们想象中复杂，如果遵义会议没有确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那历史将会被再次改写！

1935年1月的遵义，冬日的寒意尚未散去，而红军将领们内心的焦灼却比严寒更为刺骨，中央红军主力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党和红军陷入了最危急的历史关头。

在遵义会议上，两种观点的对立异常尖锐，博古首先作主报告，周恩来总理接着作副报告，张闻天的发言则逻辑严谨，措辞激烈，为会议彻底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毛主席在发言中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错误，毛主席的一句形象比喻点中了“左”倾军事路线的要害：“人是要吃饭的，路是人走出来的，子弹是要打死人的，李德他们不懂”。

陈云曾回忆说，他之前对军事指挥方面的问题和毛主席个人并不是非常了解，只是觉得毛主席“经验多”，但听了毛主席的发言后，认为“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

在遵义会议上，陈云的也表现十分关键，作为参加长征的中央常委仅有四人之一（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和陈云），他的支持对毛主席而言至关重要。

陈云在发言时坚决支持毛主席等人的正确主张，他说：“过湘江的历史不能再重演了，“三人团”的领导必须改变，博古作为党内主要负责人，再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希望大家慎重考虑”。

陈云和毛主席

正如会议的参加者张闻天所回忆：“陈云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在陈云、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努力下，会议终于决定取消“三人团”，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

遵义会议后，陈云还承担了一项重要任务，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他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现今保存下来的反映遵义会议情况最为完整的资料，为后人研究遵义会议留下了既具体又系统的宝贵资料。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

根据史料记载，在遵义会议上坚决反对毛泽东的两个人，主要是博古和李德。

博古作为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在会议上坚持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辩护，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客观原因，而非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李德则更为固执，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会议上拒绝承认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毛主席曾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

李德

遵义会议上的争论，反映了当时党内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根本分歧，博古、李德等人坚持的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而毛主席则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人数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牺牲巨大。

刘伯承回忆说：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

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主席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刘伯承和邓小平

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为遵义会议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奠定了群众基础。

陈云对遵义会议的回忆，特别是他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为我们解开了许多历史谜团。

这份珍贵的手稿是上世纪50年代从苏共中央接收的一批档案文献中发现的，当时没有署名和日期，1982年中央档案馆请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领导人辨认，陈云确认这是他的笔迹。

陈云说：“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在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

陈云年轻照片

这份传达提纲详细记录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参会人员和作出的决议，陈云在提纲中明确指出，会议讨论了“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认为“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

遵义会议后不久，陈云奉命离开长征部队，几经辗转到达上海，随后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这对于争取共产国际对毛主席领导地位的支持，起到了关键作用。

1935年10月，陈云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会议上详细报告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

他说，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共产国际领导人听了汇报后认为“这是极其珍贵和十分重要的材料”。

“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与我们迄今所看到过的完全不同，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这一认可，为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支持。

遵义会议已经过去近九十年，但当我们凝视陈云留下的那份珍贵手稿，翻阅那些泛黄的档案，那个历史关头的紧张气氛依然扑面而来，博古和李德的身影，不仅是历史中的反对者，更是那个时代路线分歧的具象化体现。

没有他们的反对，或许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毛主席主张的正确，也无法欣赏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刻的自我革新能力。

参考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