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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大满(微信公众号:余大满书房)
两年多以前,有这么一本书,短短三百余页的篇幅,让我断断续续读了一年多时间,记了数万字的读书笔记,并曾一度弃读,这就是《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读罢此书,让我感受颇深就是,那些看起来没事干的人,构建了现代人们的精神世界,并照亮了我们现代性的思想迷宫。
除去前言导论和尾声,本书共四个章节,包括“现代思想的成年”“现代人精神危机”“20世纪的教训”“自由主义及其批判者”,介绍了韦伯、尼采、弗洛伊德、萨特等19位来自英、美、德、法等不同国家分属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思想史和政治学等多个学术领域学者的思想精华,阐述他们的思想对我们理解和反思现代生活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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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刘擎
现代思想的成年是韦伯的“理性化”
韦伯标志着现代思想的成年,因为他完成了看清现代,反思现代这两项任务,让现代社会迈入“不惑之年”。所谓的看清现代就是真正理解现代社会运作的底层机制;而所谓的反思现代,就是指出现代性最深层的缺陷。韦伯告诉我们,“祛魅”是人类的梦醒时分,祛魅简单地说,就是用理性化的力量驱散了神秘的魅惑, 随着现代的来临, 一场精神的巨变发生了。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 在现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了。
同时,韦伯的思想还指出,现代的科学理性驱散了这种神秘气氛:人们认识到世界是物质的,我们可以用科学理性去认识世界。科学理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这里就包括了所谓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所谓事实判断,就是你做的判断是在描述一个事实。回答的是这样一类问题:一个事物“实际上”是什么。有一套客观标准去检测它。所谓的价值判断是要分辨好坏对错、高低优劣,而价值判断依据的是个人形成的一套价值标准,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没有一把通用的尺子可以衡量一切。
此外,韦伯的思想还强调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问题有客观标准, 我们容易达成一致;价值理性问题标准不一,很难找到确定的答案。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塑造了现代社会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观念。我们高度重视理性计算、永无止境地追求高效率,这也最终铸就了“现代的铁笼”。韦伯说:“专家没有灵魂。”意思就是,身处铁笼之中, 即使有丰富的知识,成了“专家”, 也只不过是一种高级零件罢了。但是没有这个铁笼,就没有现代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及建立物质基础上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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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
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是对真相的追求
尼采说:“上帝死了”,而下一句话就是“是我们杀死了上帝!”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死了, 后果很严重,人陷入了虚无主义。“是我们杀了上帝”, 实际上是在批判西方的形而上学思想传统。尼采认为形而上学就是一些虚假的思想, 是人编造出来安慰自己的。尼采的三大命题包括,人生虚无、理论虚假和生命强健。尼采的超人学说回应:如果形而上学的思想是虚假的,那什么是真实的呢?人类精神处境的真相是一片虚无,那人面对虚无该怎么办呢?尼采给出的答案是:“超人”掌握的生命本身的强健力量,是人唯一拥有的真实的东西,也是人战胜虚无的武器。
弗洛伊德宣告了“理性人”的死亡。他提出了一个观点非常关键:在精神意义上,没有人是绝对健康的,正常与不正常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且,精神上的病人和正常人的心理结构其实是相同的。简单地说,他发现人类心理结构中存在一个黑暗地带,叫做“无意识”。说它是黑暗地带,是因为我们无法在意识中觉察这个区域。无意识,就是颠覆“理性人”这个观念的要点。
萨特从“虚无”推出“自由”。“存在就是虚无”,就是如果人的存在就是意识,而意识本身是虚无,那么认真的存在就是虚无,这就得出了“存在就是虚无”这个命题。人是自为的存在,不断为自己寻找本质,不断变化。人永远不会“是”什么,而是永远都正在“成为”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自由的,甚至人就是自由本身。所以萨特说,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自由就是人的命运。人唯一的不自由就是不能摆脱自由。不论你是多么渺小,不论你受到多少外在的限制,在根本上你都是自由的。在作者看来,存在主义是绝望的哲学,也是希望的哲学,但最重要的是,它是行动的哲学!我们都是手推巨石的西西弗斯,但我们知道“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因为“登上顶峰的斗争足以充实人的心灵。”
20世纪的教训是灾难和变革
鲍曼认为,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它只是在现代文明中才可能实现。正是现代性内部的一些本质要素,才使得大屠杀成为现实。而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理性和理性化。要防范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
阿伦特认为,避免“平庸之恶”需要独立判断的能力,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而做到独立判断,只能在具体的处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格外艰巨的道德任务。
哈耶克认为,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人们追求的理想可能是极其崇高的,但“理性的自负”会让事与愿违。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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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自由主义及其批判者是应对“平等”的挑战
罗尔费斯通过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推理论证了一个正义的社会契约中最关键的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要保障平等的基本自由,第二条原则是,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满足两个限定条件,一个是“公平的机会平等”,一个是要满足差异原则。
德沃金认为对每个人好,需要做到平等的关怀和平等的尊重。平等的尊重就是对于各种不同的生活理想和方式,只要本人自愿且不伤害他人,那国家就不能干涉,也不应当偏袒,应该一视同仁,保持中立。而平等的关怀不是简单地给所有人“平等的待遇”,而是要把每个人“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这就要考虑处境不同造成的不同需求。
哈贝马斯指出“交谈”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他发现人不只是一个主体;我们生活在人间,通过和他人交往,继而展开社会生活。“交往理性”的运用条件。首先是“言谈的有效性”,需要四个条件:可理解、真实、正当和真诚。其次是交谈需要的“理想言谈情景”,这个情景也有四个条件,总的来说就是保证所有参与者,能够平等地、自由地展开理性的讨论。
这就是《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中部分内容,本书最珍贵的品质在于它不是简单搬运西方理论,而是始终带着中国问题意识进行思考。刘擎在阐释这些思想时,不断回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困境:传统与现代的张力,集体与个体的平衡,发展与人性的协调。这使得一本讲述西方思想的著作,却有着鲜明的中国相关性。
在全书结尾,刘擎回归到思想的本源价值:“思想不像技术那样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而是提供一种反思的能力,帮助我们避免被现成的观念和话语所裹挟,从而获得一种清醒的自主性。”这一论断揭示了哲学思考的真正意义——不是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培养问问题的能力;不是提供心灵安慰,而是唤醒理性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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