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晋城的腊月廿九，黄华街南口的煤炉烟裹着糖瓜香飘在冷空气中。
小东关片区的矮房挤挤挨挨，富强旅社门口挂的 “住宿 10 元 / 晚” 。
红布帘被风吹得打卷，帘角磨出的毛边沾着煤灰 。
这是和美凤夫妻俩开旅社的第三个冬天，客源多是附近工地的散工，赚的都是辛苦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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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金芳接过工资时，指尖先捏了捏信封的厚度，又笑着把信封塞进棉袄内袋，贴在心口的位置。
“凤儿，你这手咋还裂着？” 她抓过和美凤的手，看见指关节上的冻疮结了痂，“年后我给你带咱长治的蛤蜊油，抹上三天就好。”
两人凑在柜台后说话时，煤炉上的铝壶 “呜呜” 响起来，和美凤的丈夫老赵拎着铁钳走过来，钳尖还沾着炉灰：“我去楼上查查煤炉，别半夜冻着客人。”
何金芳刚收拾完一楼客房，柜台电话就 “叮铃铃” 炸响。“东二楼 3 号房，要牙缸牙刷。” 电话里的男声闷沉沉的，像蒙着层布。
她从货架上取了套新的，塑料包装纸撕起来 “刺啦” 响，“马上来。”
上二楼的木楼梯踩上去 “吱呀” 晃，3 号房的门虚掩着，她敲了两下：“您要的洗漱用品。”
门突然被拽开，一只手猛地捂住她的嘴。
何金芳的指甲抠进对方手腕，却被狠狠按在墙上。
她看见男人眼窝下的黑影，闻到他身上的汗味混着煤烟味，棉袄内袋的信封被扯走时，她挣扎着踢翻了地上的煤炉，火星溅到男人的裤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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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她留在世上最后一个反抗的痕迹。
晚上十点十分，老赵的铁钳刚碰到 3 号房的煤炉，就看见地上的煤渣撒了一地。
“谁把炉门开了？” 他推开门，先闻到一股奇怪的腥甜，再抬头，就看见何金芳趴在床沿，脖颈处的紫红指痕从左耳绕到右肩，像条勒紧的红绳。
他的铁钳 “哐当” 掉在地上，声音在空走廊里撞出回声，“老婆子！快来！”
和美凤跑上楼时，脚滑了一下，在楼梯上摔出个青印。
她扑到何金芳身边，手指探到鼻下时凉得像冰，“金芳！金芳！”
粗布手帕从何金芳的口袋里掉出来，上面绣着的小梅花是她俩一起扎的，针脚还歪歪扭扭。
急救车来的时候，司机嫌巷子窄，按了三分钟喇叭，街坊邻居探出头看，有人嘴里还嚼着糖瓜，看见抬出来的担架，嘴里的糖 “啪” 地掉在地上。
法医老周蹲在窗台下时，先把马蹄镜凑到眼前，又从包里掏出块绒布，轻轻擦了擦玻璃上的灰。
“老赵，你家这窗户多久没擦了？” 他的镊子夹着根细棉线，顺着指纹的纹路比量，“这枚指纹有六个特征点，环指的，边缘有点模糊，像是沾了煤尘。”
他把玻璃小心地拆下来，装进铺着软纸的铁盒里，“这东西得放干燥的地方，别受潮了。”
那时他还不知道，这盒玻璃会跟着他换三个办公室，直到退休都没离过身。
老李是被村口的拖拉机吵醒的。
天刚蒙蒙亮，他正给女儿缝棉袄的扣子，线刚穿过扣眼，就看见民警往他家走。
“何金芳同志…… 出事了。”
民警的话像块冰砸在他头上，他手里的针 “噗” 地扎进指尖，血珠滴在棉袄的蓝布面上，像个小血点。
去晋城的路上，拖拉机颠得厉害，他总想起前天何金芳寄信来，说 “凤儿给我发了工资，能给娃买新鞋了”，信纸上还沾着点旅社的煤烟味。
葬礼在村里的老槐树下办的，没请吹鼓手，只有几个亲戚来帮忙。
15 岁的儿子李建军蹲在槐树根下，手里攥着何金芳给他织的半只毛衣，针脚还没完工；11 岁的女儿李娟抱着妈妈的枕头，眼泪把枕套都浸湿了。
老李站在坟前，手里的铁锹举了半天，土落在棺木上的声音，比冬天的风还冷。
王建国退休那天，把富强旅社案的卷宗抱回家时，胳膊都酸了。
牛皮纸封面的边角被磨得发亮，里面夹着的指纹照片是用黑白胶卷拍的，他用透明胶带在照片边缘粘了三层，怕时间长了碎掉。
“老婆子，把我那盒马蹄镜找出来。”
他坐在书桌前，把指纹照片铺在灯下，用马蹄镜一点点看，“你看这纹路，环指的箕形纹，这里有个小缺口，像是当年被玻璃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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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夏天，他带着这张照片跑遍了山西南部的派出所。
在长治的一个工地，他蹲在工棚里，翻了三百多份工人的指纹卡片，手指被卡片边缘划得冒血，就用唾沫擦一擦。
“王队，歇会儿吧，这都快半夜了。”
年轻民警小张递过来个馒头，“说不定人早跑河南去了。”
王建国咬了口馒头，渣子掉在卷宗上，“只要指纹在，就不能歇。”
那天夜里，工棚外的狗叫了一夜，他手里的马蹄镜，映着煤油灯的光，亮到天亮。
2000 年春天，《人民公安报》上登了条新闻：浙江用北大研发的指纹自动识别系统破了三千起积案。
王建国把报纸剪下来，贴在卷宗的第一页，旁边写着 “晋城啥时候有这系统？”。
那天他去市局开会，特意问了技术科的人，对方挠挠头：“王队，这系统贵着呢，咱们还得等。”
他回到办公室，把指纹照片又看了一遍，玻璃上的煤尘好像还在，只是他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
和美凤的旅社没撑过 1999 年的麦收。
4 月里，有个客人看见柜台后的何金芳的照片，吓得拎着行李就走，“这不是死人住过的地方吗？” 这话传出去后，再也没人来住。
和美凤把旅社的红布帘摘下来，洗了三遍，还是有股煤烟味。
她收拾何金芳的东西时，发现床底下藏着个布包，里面是给李建军和李娟织的毛衣，还有张纸条，写着 “等端午带娃来晋城玩”。
那天晚上，她抱着布包坐在空旅社里，煤炉早就灭了，冷风吹进来，像何金芳的声音在耳边说 “凤儿，我冷”。
老李的日子，是从缝缝补补中熬过来的。
李建军初中没毕业就去了晋城的工地，第一次发工资，给家里寄了两百块，还附了张纸条：“爹，别去公安局问了，我能养活家。”
老李拿着纸条，坐在灶台前哭了，锅里的玉米糊熬糊了，糊味混着眼泪的咸味，飘了满屋子。
2005 年冬天，李娟得了肺炎，没钱去医院，老李背着她走了二十里路，去镇上的老中医家。
路上雪下得大，他的鞋陷在雪里，袜子湿了又冻硬，脚底板磨出了血泡。
他背着女儿，嘴里念叨着：“金芳，你保佑娟儿好起来，我给你烧纸钱。”
2018 年，张磊接手积案时，先去了老周的家。
老周已经退休，家里的书柜里摆着十几个铁盒，每个盒子上都贴着标签。
“这个就是富强旅社案的玻璃。”
老周打开一个绿漆铁盒，玻璃上的指纹还能看见淡淡的痕迹，“我每年都拿出来擦一擦，怕受潮了。”
张磊把玻璃带回局里，扫描进新系统时，技术科的小陈皱着眉：“张哥，这指纹特征点太少，而且边缘模糊，老系统肯定识别不出来。”
系统启动时，屏幕上的指纹像个幽灵，在指纹库里飘来飘去，最后停在 “无匹配” 上。
张磊盯着屏幕，想起王建国说的话：“指纹不会说谎，只是我们还没找到它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