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收到一封来信，连夜叫来周世钊：这件事只能拜托你了

“1949年10月7日凌晨两点，北京中南海电话室亮起灯光——’周世钊同志，请立刻来丰泽园，立刻！’毛泽东在话筒那端停顿了一秒，声音压得极低。”短短一句催促，将夜色撕开一道口子，也把一封来自长沙的信推到了国家领袖的案头。

周世钊不是第一次被深夜召见，可他仍旧紧张。外面秋风正紧，他披上外套就往中南海跑。台阶上，毛泽东已经站在门口，手里握着薄薄几页纸，脸色凝重，不见平日谈笑。“看看吧，是罗元鲲先生写来的。”一句“先生”，周世钊听得出分量——这是两人的历史老师，也是毛泽东记了三十年的恩人。

信不长，却字字沉甸甸：罗老在信里说，自己已六十七，尚在妙高峰中学教书糊口，更放心不下几位老同事：张干家口十余，薪水中断；袁仲谦的遗孀戴常贞七十多岁，常缺隔夜粮。纸面墨迹略显颤抖，像是借着灯芯微光一点点写成。毛泽东读罢，把信放到灯下，眉头锁得更紧：“新中国不能让老师们挨饿，这事只能拜托你。”

周世钊明白，这不是客套。长沙教育界，他熟，罗元鲲的脾气，他也熟：清苦自守，讲起“自食其力”四个大字时拍案而起，却从不为己伸手。可现在开口求助，可见已到极限。夜已深，屋外传来巡逻兵的脚步声，毛泽东缓缓踱步：“全国刚解放，财政拮据，但教师是立国之本，绝不能寒心。”

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罗元鲲讲历史课，最爱搬出陶渊明那段“不为五斗米折腰”。毛泽东坐在第三排，听得眼睛放光。也是那时，他第一次写下“自力更生”四个字，贴在寝室墙角。三十多年过去，师生各自走到命运顶端与末端，一封信把两条轨迹又拽到一起，耐人寻味。

周世钊提出先回长沙摸清底细，再行上报。毛泽东点头，随即取过稿纸，挥笔拟了一份批示草稿：湖南省政府每月供米若干，并将老教师统筹聘任，待遇比照省直机关干部，老弱病残酌情照顾；新解放区，一个月内务必复课。最后写上“务必迅速执行”六字，压着鲜红印章递给周世钊：“明早启程。”

飞机在10月8日午后落地长沙。周世钊马不停蹄赶往湖南省委，副书记王首道看完信，当场拍板：立即调查，三日内给方案。当晚，长沙城西米行灯火通明，工作人员逐袋称米、记录、封签。忙到子夜，2000斤平价米装车待发。

罗元鲲的家在妙高峰脚，土砖旧屋，门口“力食居”三字匾额依旧苍劲。老人听见敲门，放下粉笔匆匆迎出，一眼认出学生，怔住了。屋里昏黄油灯下，罗元鲲抿一口凉茶，低声说：“我本不想劳烦主席，是看见张校长实在难。”说到这里，他抬手揉了揉眼角，“教书几十年，没给国家添乱就好，怎敢再要多余的。”周世钊把毛泽东批示放到桌上：“先生，国家记得您的功劳，也记得您的清贫。”

三日后，米粮、旧币补助送到罗、张两家；戴常贞老太太也收到第一批生活费。更大的变化在随后展开：湖南省教育厅重新统计教龄、学历，对50岁以上老教师统一办理聘任手续；无校可任者，转为图书馆与博物馆编制。政策贴在告示栏时，很多老教员围在下方看了许久，谁也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儿点头。

值得一提的是，批示发出第三周，湖北、江西等省主动来电索要文件抄件，生怕动作慢了影响开学。教育部干脆把“湖南模式”写进通知，要求西南、西北新解放区参照执行。当年冬天，全国中小学复课率超过八成，这组数字后来常被拿来举例，却很少人知道，它的起点是一封墨迹斑驳的求助信。

1952年初秋，中央邀请几位湖南籍老教师赴京叙旧，罗元鲲、张干榜上有名。火车进北京西站那天，毛泽东临窗而立，远远看见老师下车，一路快步迎上，先扶罗元鲲，再拉张干，神情像极了昔年学生。席间，毛泽东端起酒盅：“老师，当年您说靠天靠地靠父母都不是好汉，如今我靠的是人民，算不算合格？”罗元鲲笑着回敬：“人民就是天，你不曾弯腰，当然算。”

几天会晤，并无繁复仪式。丰泽园厨房照例做湘菜，湘笋炒肉、剁椒鱼头轮番上桌。毛泽东还取出两包稿费，放到罗元鲲面前：“这些字，还是您教我写的。”老人推辞未果，只得收下，转而问了句：“我那块匾额‘力食居’还挂得住不？”毛泽东大笑：“风吹不倒。”

1953年春，罗元鲲病逝长沙。葬礼很简单，棺木边摆着那块“力食居”旧匾，油漆剥落，却依稀可辨。送行的人群里，有省委干部，也有少年学生。花圈上写着：“自食其力，泽被后学”。那是毛泽东托周世钊带来的挽联，不加头衔，只落款“学生泽东”。

历史常因一瞬的决定而改变走向。1949年那封信没有谈宏大理想，只说几位老人的温饱，却让新生政权迅速补上教育短板。毛泽东深夜点灯，也好像在提醒后来者：治国先治学，尊师方能兴邦。几十年过去，文件已进档案馆，长沙街头却仍流传那张老照片——一个穿布鞋的老人举着画像，笑得很满足。那一刻，老人与新世界彼此认同，也把信任交托给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