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最久的地下党，至死未暴露，97年中央领导证明：他是秘密党员

他曾是国民党少将，是傅作义的心腹秘书，也从未有人怀疑过他的真实身份。

可97年，他竟被中央领导证实，是中共潜伏时间最长的地下党员。

潜伏期间，他几乎把整个国民党高层的情报握在手里，帮着共产党打赢了一场又一场关键战役。

那么，他到底是谁？他是如何潜伏成功、又为何至死都未曾暴露？

奔赴延安

1914年，阎又文出生在山西万荣县荣河镇。

阎家田地不多，父亲是个塾师，母亲操持家务，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可即便在这样的生活里，父母却省吃俭用，咬牙也要供阎又文读书。

阎又文自己也争气，自小便知知识的力量。

他更是以全优的成绩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成为村里百年来第一个进大学的学生。

但彼时的中国，东北已成日寇之手，北平动荡，因此，法学院的课堂并不只是讲授法律条文的圣地，它更像一个交汇思想与信仰的熔炉。

而阎又文性格内敛，不爱多言，但凡事做得干净利落，逻辑严谨，正因如此，他很快被学院里的一些“进步青年”注意到。

阎又文最初只是坐在后排听，但渐渐地，思想的火种在他心中燃起。

他开始参与“中外语文学会”，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时，更是通宵未眠。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全面侵华。

新闻纸张几乎每天都是城池失守、百姓流离，山西也危在旦夕，就在这个时候，阎又文毕业了。

他的同学有的考公务员，有的南下避战，而他却选择了回乡，准备自筹武装组织抗日队伍。

这并不是一时冲动的决定，从北平到太原，他一路目睹日军暴行，烧杀掠夺的画面令人发指。

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窗在村中召集青壮，买枪购粮，准备组建一支抗日游击小队。

可现实远比理想残酷，队伍还没成形，日军便已兵临临汾重镇。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他在西安偶然听到彭雪枫、程子华的抗日演讲。

演讲结束后，他当即决定去延安！

可通往延安的路却异常艰难，当时，蒋介石为防共产党势力扩大，已在通往延安的路上设下重重关卡。

凡有意北上的青年都会被盘查、关押，严重者甚至被送入“劳动改造营”。

阎又文一行人在西安被拦，几番周折也找不到突破口，就在几人几乎要放弃时，阎又文遇见了他的大学老同学樊长荣。

这位老友彼时在傅作义部下任职，恰好要从西安赴山西临县，而那条路正需途经延安。

樊长荣见阎又文等人心志坚定、目标明确，便答应为他们“担保”同行。

一行人换上傅部军装，借道临县之名，顺利通过了国民党设下的层层盘查。

打入敌营

他的到来，并未惊动任何人，却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邢西萍。

这个名字于阎又文并不陌生，曾经的中外语文学会主事人，如今在延安已改名为“徐冰”，是中央党报委员会的秘书长。

没有过多寒暄，徐冰开门见山：“你是荣河人，和傅作义是小同乡，组织上有个任务，你愿不愿意接？”

任务是潜入傅作义部队，以同乡身份为引，获取核心情报，开展统战工作。

那一年，傅作义还被视为“友军”，虽属国民党系统，却与我党关系良好。

八路军120师与傅部隔河相望，常有联谊互动，傅作义甚至送部下前往抗大、陕北公学深造，部队纪律也模仿共产党，给人颇多好感。

但这份“好感”并不能掩盖战争大局的不确定性。

傅作义是军阀，是有枪有地盘的主，倘若哪天风向一变，立场倾斜，我党数年心血恐被葬送。

因此，延安才决定派人深入其心腹中枢，而阎又文，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

进入傅部并不简单，但“荣河同乡”这块牌子确实起了奇效。

傅作义见他学识出众、谈吐不凡，又是一表人才，自然心生亲切，他让阎又文暂时挂职35军某团政治主任。

一年后，傅作义将他调至身边，担任私人秘书。

自此，他每天亲笔起草傅作义的电文、发言稿、战略分析，甚至连与南京的电报也是由他斟酌遣词。

就在阎又文在傅部如鱼得水之时，一封来自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电报打破了平静。

电文直指阎又文曾在延安生活，要求其即刻前往重庆“核查背景”。

傅作义收信后，脸色复杂，他欣赏阎又文，也疑心未除，但终究情感战胜疑虑，他并未按命令行事，反而回电称：

“阎又文是我亲任之人，若他是共产党，我以性命担保。”

阎又文得以留下，但这一劫虽然避过，却也彻底切断了与组织的联系。

他唯一能做的，便是继续潜伏，继续写稿、起草、记录、伪装。

而这一潜，便是整整七年。

死里归队

抗战进入尾声，日军节节败退，可对于阎又文而言，这场战争却尚未结束。

甚至可以说，从那一刻起，他才真正踏入一场没有硝烟，却刀锋更寒的“战局”。

从延安进入傅作义身边那年算起，已经七年过去，这七年中，他没有接到任何来自组织的联络。

他每日置身于傅作义的军政核心，白日提笔代拟战事密电，夜里却只能在纸张燃尽的火光中，默默期盼一封“来自延安的信”。

终于，机会来了，1946年，傅作义司令部照例繁忙，政工处送来几份公文，阎又文伏案批改时，一位不速之客被引进办公室。

来人自称“张治公”，说是其弟张治忠曾托其转信交给阎长官，如今弟弟失联，只好亲自上门询问。

但阎又文只说自己不认识他，那人识趣离去，却在几日后再度现身，只不过这次不是在军营，而是在阎又文的家门口。

他带着两盒粗点心，说是来“登门致歉”，还连着三问：

“你叫阎又文吗？”
“你是山西荣河人？”
“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

这三问看似寻常，却像三把钥匙，一道道解锁封存七年的信任密码。

那人眼中泛起微光：“阎又文同志，我是延安来的王玉，党中央派我来找你。”

阎又文也知道，既然组织找回了自己，那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必须更小心、更隐秘。

王玉则带来明确指令：不得与地方党组织接触，一切行动由王玉单线对接，层层递交至中央情报首脑李克农与罗青长，直接受毛主席、周总理领导。

最惊心动魄的一次，便是发生在绥东战役前夕。

傅作义密谋对我军发动大规模突袭，部署细致，战线广阔，而我军彼时对其兵力调配一知半解，极有可能误判形势，惨遭重创。

阎又文不动声色地从日常公文、会议记录中拼凑出傅作义即将调动的部队番号与战术意图。

他未敢动笔，只凭记忆暗藏于心，然后与王玉在布店内复盘。

王玉将这些内容密密麻麻地记录于特制竹简上，藏于商货之中，转道传出。

不久，党中央便接到了情报，李克农一见大惊，立即调整战略部署，命华北野战军避锋芒、诱敌深，成功将损失降至最低。

这一役的转危为安，让延安高层对阎又文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

而这场战役之后，阎又文与王玉的配合更为默契，他们每一次情报传递都要防住三重监控、四道人墙。

可他们从未失手，因为阎又文清楚：只有活着，将每一条信息送出去，才算真正履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

赫赫功名

1948年，阎又文再次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一场战役。

辽沈战役尘埃落定，东北野战军凯旋在即，党中央谋定而动，准备下一盘更大的棋局。

傅作义此时坐镇北平，统领40余万国民党军，既是华北“剿总”总司令，又是北平城的实际统治者。

若其坚守不退，平津战役势必化为血战，古都北平百年文脉恐被战火焚尽。

就在这时，李克农将一纸密令交予王玉：请阎又文务必在两周之内，搞清傅作义全部军事部署，包括军力配置、退守意图、外交动向。

两周里，他不敢写，不敢录，只能靠脑海里一遍一遍默记。

不到十天，他便完成任务，将情报一一口述于王玉，由后者火速送往中央。

情报一经审阅，党中央当机立断，提前调动部队，采取“围点不打”的战术策略，断其退路，促其妥协。

正是这一套布防，才让傅作义失去腾挪空间，最终下定和平起义的决心。

1949年1月22日，北平和平解放的公报发布，全城百姓奔走相告，百万大军未发一枪一弹，成功接管北平城池。

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留在傅作义身边，参与部队整编、绥远起义，直至加入水利部。

为了保全傅作义的政治地位与心理稳定，中央决定不公开他的地下党员身份。

因为傅作义，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最早起义者，是统战桥梁的关键一环。

若让人知晓其左膀右臂竟是共产党早已安插的卧底，或将激起信任危机，甚至引发整个统战战略的动荡。

阎又文也理解，他默然接受，继续“戴着国民党帽子”工作，隐姓埋名。

他不再用“党员”的身份出席任何会议，不再交“阎又文同志”的组织报告。

可他从未背弃信仰，他仍定期让人帮他秘密交党费，虽然不署名，但方式笃定。

直到1962年，他因食道癌病重，在北京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生命最后时光，年仅48岁。

他的葬礼一切从简，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自此，他的身份成了谜，甚至因此，大女儿入团被拒，儿子申请入党、考公职，一查政审，全被“卡壳”。

1993年，谜底终于被撬开一角。

这年，一场偶然的聚会中，王玉遇见阎又文女儿单位的一位领导刘光人。

刘曾是地下党员，与阎又文在北平时期多有交集。

王玉则听闻后情绪激动，拍案而起：“这事不能再拖了，他为党做了那么多，不能让他连子女都受牵连！”

王玉遂将情况上报中央，不久，农业部收到正式批复：阎又文1938年入党，是长期潜伏在敌营的重要党员，为我党隐秘战线作出巨大贡献。

1997年，北京日报上刊发一篇署名文章《丹心一片照后人》，作者正是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原部长罗青长。

他用公开身份，为昔日战友正名：“阎又文，是我党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

那一刻，沉默的英雄终于被唤名。

英雄无名，却不无魂。

在今天回望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该记住的，不只是战场上的胜利者，也应铭记那些在历史缝隙中拼命托举国家命运的无声巨人。

向阎又文致敬，向所有隐秘而伟大的灵魂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