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得知一中将在芜湖任副书记，怒言重新分配

1975年4月，北京的槐花刚刚吐蕊。中南海西苑办公室，一份安徽芜湖地区的干部任命表被摆在了领袖案头。名单里，一个熟悉的名字刺痛了毛主席的目光——王恩茂，中将军衔，却只是“地委副书记”。毛主席捏着那张纸，沉默良久，随后抬手重重一拍桌面：“安排极不妥，当即调整！”

三年前，王恩茂从乌鲁木齐调至江南，本以为只是短暂交流，却一待就是三个年头。其间他按规定把军装封存，换上地方干部的灰色夹克，天天下乡、访厂、跑码头，凡事亲力亲为，可内心始终惦念着军队建设。1975年春，他慎重地写信向中央请求回到部队，信里开门见山：多年戎马锻炼积累的经验，只有在军中才能最大限度发挥。

王恩茂与毛主席的交情不算浅。1928年，15岁的江西少年在井冈山挑粮挑枪，刚满二十便成县委秘书长；延安整风期间，毛主席主持夜谈，他坐在窑洞门口替警卫员记录要点；解放战争西北决战，王震一声令下“钳马打胡”，第二军政委王恩茂率部昼夜兼程，从陇南直插扶郿，短短十日截断胡宗南的退路。毛主席对这些细节全清楚，“打仗扎实，处事有章”八个字曾明确写在电报眉首。

1949年10月6日，王恩茂抵达乌鲁木齐。彼时，新疆虽称“和平解放”，实则暗流汹涌：马家残部零星骚扰、宗教极端势力伺机煽动，还有大面积荒地亟待开垦。王恩茂到任后的第一道命令不是“肃清残敌”，而是“带兵种庄稼”。冬小麦种子不够，他让后勤拆被面做口袋，日夜抢运；耔地时缺牲口，他把马匹全部交给农民自己拉犁。有人私下议论“将军种田是不是掉价”，王恩茂只回一句：“土里刨不出粮，新疆稳不住。”

艰苦年代的画面至今仍在老兵回忆里鲜亮：凌晨三点，战士们牵着骆驼去开荒，锄柄磨出的血泡渗出黑黢黢泥浆；晚上收工，馒头没咽完就睡着，醒来发现牙缝里竟是碎土。不到两年，七亿多斤粮食从戈壁滩里冒出来，新疆闹饥荒的记录自此划上句号。当时《新疆日报》专栏标题直白——“从枪尖到锄尖”，落款署名“王恩茂”。

除了粮食，民族关系同样关键。1960年代初，哈密、吐鲁番一带局部动荡，个别国民党旧部散布谣言，说“内地干部要扒我们的皮”。一次下乡途中，一位维吾尔族老乡摘下桑椹递给王恩茂，他随手吃下，很快腹泻高烧。工作人员怀疑果子有毒，准备“就地处置”农民，王恩茂撑着病体拦下：“群众是好心，任何粗暴都是犯罪。”此言传开，许多乡亲第一次主动用蹩脚的普通话和解放军拉家常。短短几个月，南北疆集市重新热闹，羊毛、棉花、葡萄干流通速度翻倍。

1969年边境吃紧，南京军区急需熟悉西北战场及后勤保障的将领，中央原拟让王恩茂南下。可他刚安抚完天山南北的生产局面，主动请求再留两年。1972年夏天，新疆局面基本稳定，中央按惯例安排他到内地“轮岗”，地点便是安徽芜湖。调令一出，新疆军民敲锣打鼓为他送行，乌鲁木齐火车站站台上维吾尔族老人悄悄把用哈密瓜汁染色的白羊皮袍塞进他的行李，说：“没了王书记，新疆也会想念他。”

芜湖三年，王恩茂并未闲着。这个苏南工业带尾端的小城市当时正谋划炼钢、造船、外贸港口三条主线，他帮着完善仓储布局，跑上海订设备，隔三差五还给新疆写信，提醒棉企注意市场波动。可越忙他越清楚，自己真正拿手的是“带兵打仗、边地建设”。1975年3月，他把那封调军区的申请放进牛皮信封，托专机送达北京。

毛主席收到信后，当天就找来人事方案。看到“芜湖地委副书记”那行字，他眉头一锁，说话极冲：“让大将舞文弄墨，岂非浪费？”随行秘书记录原话，只八个字：“必须重新分配，火速执行。”不到半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王恩茂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军衔、津贴、编制全数恢复。8月，他换上戎装重返军营，整整十三年未穿的两杠三星在肩头闪着暗光。

1981年秋，邓公南巡返京途中提议：“新疆农业、工业还有商业体系都要再上一台阶，谁去扛担子？”几位元帅同声推荐：“王恩茂。”于是，这位68岁的老兵再次跨过天山。飞机降落之际，他特意驱车去轮台城下那片残垣，抚墙而立，对身边警卫说：“班超从这里回长安，我却从这里回新疆，方向不同，但心思一样——尽忠。”

多年以后，王恩茂的骨灰按遗嘱埋在天山脚下。一位曾在他手下当过排长的老兵去扫墓时说：“他一辈子没离开过兵，也没离开过新疆。”这句话里，没有煽情，也没有铺陈，只把那年中南海的一声桌响和一纸调令，凝成了干脆利落的注脚：用人不当，一声拍桌即可纠正；人才归位，边疆就能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