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每四个孩子中，就有三个曾遭受过家庭虐待

2025年9月16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莆田12岁女孩被继母虐待致死案。

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从2023年冬至开始的17天里，年仅12岁的女孩刘思琪，遭受其继母许金花持续性的残暴虐待。这些行为包括：

长时间禁食、用针扎舌头及指甲缝、逼迫吞食屎尿。

这一系列非人道的虐待，最终导致了刘思琪的死亡。

这起案件以其极端的残忍性，将一个沉重却久已存在的事实，再次推向公众视野的中心。

它并非孤例，更像是一座巨大冰山浮出水面的、最狰狞的一角。

根据全国妇联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开展的一项全国性调查，高达74%的中国儿童，曾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某种形式的家庭虐待。

这个数字意味着，在我们身边，每四个孩子里，就有三个可能曾在紧闭的家门后，承受过我们看不见的伤害。

许金花的极端残忍，让我们不得不直视那个更普遍、更日常，也因此更被我们熟视无睹的冰山本身。那座冰山，由无数被合理化的暴力、被沉默掩盖的哭声，以及一个古老的文化咒语所构成。

那个咒语，叫“棍棒底下出孝子”。

时间倒回至2015年的南京。

在备受关注的“南京虐童案”中，养母李征琴也曾站在被告席上。

与许金花的罪行不同，李征琴的行为，在当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家庭教育”与“家庭暴力”界限的大讨论。

根据当年的庭审报道，李征琴坚决否认自己的行为是虐待。她用抓痒耙、跳绳等工具抽打9岁的养子，致其身体多处构成轻伤。

面对指控，她在法庭上反复强调，其殴打行为是为了督促孩子改正撒谎、不完成作业的恶习。

“我那是为他好。”

这句辩解，是她为自己行为提供的核心解释。

李征琴的逻辑，在中国的许多家庭里，能收获广泛的共鸣，甚至同情。

案件的后续报道中提到，孩子的亲生母亲也曾表示，在农村“每个孩子都打过”，她认同这种教育方式。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中国式家庭暴力的第一个密码箱——暴力，常常是以爱与教育之名进行的。

这是一种深刻的认知错位。

法律上清晰界定的故意伤害，在施暴者的世界里，被扭曲为一种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管教。

施暴者坚信自己手握的是戒尺，而非凶器；他们是在雕琢璞玉，而非施加伤害。他们的愤怒，源于孩子未能达到那个被预设的“优秀”标准，那个在教育竞争白热化的时代里，被无限拔高的期望值。

孩子的学业成绩，成了衡量父母是否“成功”的社会标准，这种外部评价压力内化为家庭内部的暴力，儿童则成了这种系统性焦虑的最终承受者。

而本应成为第一道防线的学校，却常常陷入沉默。

根据一项针对杭州市小学教师的调研，高达80%的教师认为，向上级主管部门或警方报告疑似虐童事件，会“扩大事态的严重性，带来不利影响”。

这种普遍存在的担忧，源于对自身安全、单位声誉以及后续处理流程不确定性的恐惧。

但暴力并不总是披着“教育”的外衣。有时，它以一种更决绝、更冷酷的形式出现——彻底的忽视。

2013年，同样是在南京，两名分别只有1岁和3岁的女童被发现饿死家中。她们的亲生母亲乐燕，因吸毒成瘾，为外出玩乐而将女儿长期遗弃在家中。

根据当时的案件报道，法医鉴定孩子无机械性损伤，符合因饥饿、脱水而死亡的特征。最终，法院认定乐燕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从李征琴的“管教式”殴打，到乐燕的“遗弃式”谋杀，虐待以不同的面目呈现，但其核心都是对儿童生命权利的极度漠视。一个源于扭曲的控制欲，另一个源于极致的自私。

然而，在家庭暴力的图景中，还存在着比扭曲的爱和自私的忽视，更为黑暗的角落。

在这里，孩子甚至不被视为一个人，而被彻底物化——成为一件财产、一个工具、一个发泄欲望的对象。

施暴者，往往是她们最本应信赖的父亲。

2013年的陈孔佺故意杀人案中，孩子便是一个被用完即弃的工具。父亲陈孔佺因与前妻产生经济纠纷，竟将5岁的亲生女儿头朝下猛烈撞击路面。

他的动机，不是教育，也非失控，而是以此作为向前妻讨债的威胁和报复手段。在这场成人的战争中，女儿的身体成了最残忍的筹码。

如果说陈孔佺的暴行是将孩子工具化，那么在2014年邵某某虐待并性侵女儿案中，我们看到的是更为极致的客体化。

在这起案件中，亲生父亲邵某某不仅长期殴打、虐待女儿，更实施了强奸、猥亵，而孩子的亲生母亲则早已离异，不闻不问。

在这里，家庭的私密性不再是庇护所，而是狩猎场；父亲的权威不再是保护伞，而是施暴的许可证。血缘关系彻底沦为罪恶的遮羞布。

这起案件最终以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告终：法院首次依据民政部门的申请，成功撤销了父母双方的监护人资格，指定民政局为监护人，确立了“国家监护”的兜底责任。

这个判决，以国家公权力的名义，向一种古老的观念发起了挑战：孩子，绝非父母的私有财产。

法律的框架已经搭建。2020年，最高检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并被写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然而，理想的制度设计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据官方数据，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通过强制报告制度办理的案件仅为1657件。对于一个拥有超过2.7亿儿童的国家而言，这个数字低得不成比例。

法律的触角，在家庭那扇紧闭的门前，显得犹豫而无力。

门内，是“不打不成器”的文化惯性；门外，是“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社会默契。两股力量合流，为暴力构建了一座坚固的庇护所。

在“莆田虐童案”长达17天的持续伤害中，女孩的亲生父亲扮演了何种角色？

根据已披露的案情，他与受害人及继母共同生活。

他的在场与不作为，指向了家庭暴力的第二个密码：“家丑不可外扬”。

这一根深蒂固的文化信条，要求家庭成员将内部矛盾，尤其是负面信息，严格限制在家庭范围之内。它使得家庭成为了掩盖暴力的“天然屏障和保护伞”。它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捆住了受害者的求救之口，也堵住了旁观者的干预之路。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每一个本可以成为保护节点的社会单元——邻居、社区、学校——都可能失灵。社会安全网因此变得千疮百孔。

而比“家丑”这块幕布更具压迫性的，是社会本身。

如果说传统的暴力源于观念，那么现代的暴力则更多源于焦虑——一种弥漫在整个社会，并最终在家庭这个最小单元里引爆的教育焦虑。

中国的教育体系，尤其是被视为“独木桥”的高考，给无数家庭带来了长达十余年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对未来的普遍不确定感之下，许多父母将子女的学业成功视为自身人生价值的终极体现。

这种极端的焦虑，已将一些亲子关系异化为一种 高压的项目管理模式 。孩子不再是一个需要关爱和尊重的独立个体，而是一个承载着整个家庭期望的投资项目。在这个模式下，任何被视为影响学业成绩的行为——贪玩、成绩下滑、未完成作业——都被父母视为对家庭未来的直接威胁。

暴力，因此被赋予了一种扭曲的合理性。它不再仅仅是情绪失控，而是一种被父母视为“为你好”的、旨在确保孩子在残酷竞争中胜出的 工具性手段 。

前文提及的“南京虐童养母案”，其直接导火索正是孩子没有完成养母布置的课外作业并撒了谎。这一在项目管理者眼中“不合格”的行为，最终点燃了升级为严重躯体虐待的导火索。

在这种逻辑下，棍棒不再是教育的戒尺，而成了一种风险管理的工具。孩子承受的每一次击打，都不仅仅是皮肉之苦，更是整个家庭阶层焦虑的沉重回响。

那么，暴力，究竟从何而来？

它可以是李征琴以“为你好”为名的棍棒，是无数在“高压锅”里焦虑的父母，为不合格的项目施加的规训。

它可以是乐燕沉溺毒品后，留给亲生骨肉那空无一物的房间和缓慢降临的死亡。

它还可以是更深重的黑暗：是陈孔佺报复前妻时，砸向地面的武器；是邵某某兽欲之下，关起门来侵犯的私产。

它最终，是许金花在那17个日夜里，对一个12岁女孩施加的、程序化的酷刑。

殴打，忽视，物化，酷刑……这些看似迥异的暴行，根源处却惊人地一致：它们都指向一种深层的心理机制——投射。

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投射”。指的是个体将自己无法接受的冲动、欲望或想法，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的心理防御机制。

在中国式家庭里，“棍棒”之下，投射的从来不是对“孝子”的期许，而是那个举起棍棒的“爹”（泛指掌权的家长）自身无法处理的焦虑、挫败和对权力的渴望。

他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便渴望掌控孩子的命运；

他在外部世界感受不到尊重，便需要在家庭内部建立绝对的权威；

他为自己的失败感到羞耻，便将这份羞耻感转化为对孩子“不成器”的愤怒。

孩子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生命，而成了家长自我价值的一面镜子。镜子照出的影像稍有瑕疵，他们选择的不是擦拭自己，而是砸碎镜子。

所以，“棍棒底下出孝子”，这句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训，或许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心包装的骗局。

它用“为你好”的糖衣，包裹着权力控制的内核。

它将亲子关系，简化为一种上对下的规训关系，抹去了现代文明所强调的平等、尊重与沟通。

它从来都无关孩子，只关乎“爹”自己。

莆田的庭审结束了，许金花将为她的罪行付出代价。法律能够惩罚一个施暴者，却无法根除滋生暴力的土壤。

在“南京虐童案”的司法卷宗和后续分析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心碎：9岁的受害人在被解救后，曾明确表达了希望回到养母李征琴身边的意愿。

一个被伤害的孩子，却依然依恋着伤害他的人。这种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创伤性联结”的现象，或许比那些血肉模糊的伤口，更能说明家庭暴力的复杂与残酷。它切断的不仅是皮肉，更是信任、安全感和爱与被爱的能力。

当一个社会习惯于将儿童的哭声视为“家事”，当“为你好”成为施加伤害的通行证，当旁观者的沉默成为施暴者的帮凶，那么每一个家庭都可能成为一座孤岛，每一个孩子都可能独自面对深渊。

打破沉默，将虐待从“家事”重新定义为必须由公权力介入的“公事”和违法犯罪行为，这条路，依然漫长。

文｜蛙蛙和洼

图片来自电影《狗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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