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人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何商朝抓到羌人都要处极刑？考古发现真相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是个很小的细节，几乎没人注意过。

在河南安阳的一处殷墟出土现场，一块甲骨上刻着几个字：“斩羌三百，以祭祖庙。”考古人员最初以为是普通的战争记录，可是越查越不对劲。

三百不是夸张，而是实数。

而且，这样的记录不止一条。

这事儿挺奇怪的——战俘献祭本不稀奇，可是像这样连续大规模地处理同一个族群，还带着明显的恨意，不太正常。

那时候的商朝，确实常用人牲祭祀，但对羌人这种“一个不留”的态度，已经超出了正常战争的范畴。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得从头说起，不过不是从羌人被抓那一刻，而是更早一些。

从他们还没被称作“外族”的时候说起。

最早的羌人，其实不是边缘民族。

他们曾是夏朝的一部分。

根据《尚书》和《山海经》的记载，羌族的祖先和大禹一起治过水，甚至还担任过地方守吏。

换句话说，那会儿他们是“自己人”，常住在中原西部，靠耕种为生，说的话、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和中原百姓没啥区别。

可惜，局势变了。

商汤起兵灭夏的时候，羌人站在了夏王一边。

不是因为政治立场，而是因为情感牵绊——他们一直是夏朝的辅佐者，几十代下来，早就绑在一根绳上了。

这一站队，彻底决定了他们在商朝眼里的位置。

成汤打赢之后，留给羌人的不是安抚，而是清算。

史书上没写得太细，可通过考古发现能看出些端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羌人几乎从来不是“臣”，而是“俘”、“献”、“斩”。

这不是普通民族间的战争，这是一次政治性的“除名行动”。

被打压之后，羌人开始北迁。

离开中原，不是他们想走，而是没得选。

那时候的北方，土地贫瘠，气候冷硬，不适合农耕，只能逐水草而居。

慢慢地，羌人从农耕民族变成了游牧群体，靠养羊为生，“羌”这个字本身，就是“人+羊”，反映得非常直接。

问题也出在这儿。

中原王朝对游牧民族一直有种本能的不信任。

更何况，羌人还有“旧夏”的身份标签。

等到商朝中后期，王权越发集中，对祭祀、军功、血统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

羌人就成了那个最容易“献祭”、最不容易被纳入体制的对象。

有意思的是，商朝其实并非对所有“外族”都这样。

比如东夷、南蛮，只要愿意归顺，甚至可以做官入朝。

唯独羌人，被彻底排除在外。

有人说是因为羌人“不服管”，但从出土文物和后来的迁徙路线看，羌人其实多次尝试融入中原，只是从未被真正接纳。

一个细节可以说明问题。

在殷墟的一座王室墓葬边上，考古人员发现了羌人俘虏的集体墓坑，排列整齐，随葬器物极少，甚至没有标注姓名。

这种处理方式，和牲畜差不多。

这不是战利品的展示，是消灭痕迹的手段。

战国之前，羌人一直生活在夹缝中。

到了秦汉，局势稍有缓和。

秦始皇统一六国，修筑长城、设置郡县，也开始尝试对边疆民族进行制度化管理。

羌人被编入“附庸部落”，有的甚至被征调为边军。

但好景不长，西汉一度对他们采取了分化瓦解政策。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命霍去病出击河西走廊，羌地首当其冲。

那时候的羌人，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部落，而是几十个分散的部族，有的愿意归汉，有的仍然反抗。

正式从那时候开始，“羌乱”这个词出现在史书记载中。

其实说是“乱”，更多是因为他们不愿再被迁徙和征调。

长年战乱让他们失去了耕地、牲畜、甚至部族首领，而当朝廷一次次派兵“安抚”的时候，羌人已经不信了。

当然，羌人也不是完全没有翻身的机会。

唐代是个分裂之后重组的时代。

西北边疆逐渐稳定，朝廷开始在西南设立都护府，鼓励民族融合。

那时候的大批羌人开始向四川、甘肃一带迁移，在高山峡谷中重新安家。

这时的羌人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与大禹治水的部落，也不是被商朝刻在甲骨上的“献祭者”，他们成了石碉楼的建造者、山地农耕的拓荒者，也成了一个有明确语言、服饰、节日的民族群体。

说起来，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四川理县的桃坪羌寨。

那里的碉楼用石头一块块垒起来，没有使用一枚铁钉，却能抵御地震和战火。

当地人说，这些碉楼最早是用来防御外敌的，也是他们的生命线。

这些石碉楼，成了今天羌族人记忆的锚点。

而从商朝到唐代，羌人花了整整一千多年时间，才从“被祭祀的名字”变成“活着的民族”。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把他们写进甲骨上了。

参考资料：
殷墟考古队，《殷墟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2003年
朱凤瀚，《中国古代国家与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韩建业，《中国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2017年
李学勤主编，《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陈其泰，《汉代民族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