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余永定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其实是个老套路。
这就是加发 4 万亿特别国债，目的是年底实现 5% 的增速目标。他是这样说的：“非常时期要有非常之策，实现 5% 增速目标的关键是要执行力度足够大的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我们可以考虑引入类似当年‘四万亿’的大规模刺激计划。”
怎么理解这个非常时期？
主要是关税战对净出口增速的影响，其实关税战的真正影响不在当下，连续两次缓期 90 天，双方都在喘气，如果特朗普在欧盟、印度、越南铺好了替代市场，部分工业制造回流，暴风雨会来得猛烈一些。
大摩和桥水则认为上半年实现 5.3% 的增速，靠的是放水，放水的效用已经释放了，如果下半年力度减弱，将影响 5% 的增速目标。
余永定说的 “非常时期” 与 2024 年 9 月的局面非常相似。
为什么说是老套路？
实际上中国自 2013 年后，一直通过投资和扩大财政赤字渡过一个又一个的 “非常时期”，并且出现了效率递减，那么，年内再砸下去 4 万亿，带动起 0.4% 的 GDP 增速不是问题，问题是它能不能带动起居民收入。
如果为保 GDP 再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没有效率支撑，不能传导到居民收入的增加，会引起债务压力。
中国经济始终有一个核心问题，摆明了是总需求不足，常识告诉我们，应该让钱直接流入居民口袋，并建立起居民长期收入机制，但到了解决问题时，却周而复始地让钱流向了投资，为什么？因为直接发钞是政府背债，没有效率支持，会引起金融危机；但是，投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效率上不来，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将进一步拉开，就无法走出通缩。
所以，还是要有长期主义，从短期来说，钱不能流入居民口袋，难以走出通缩的难局；从长期来说，不能解决效率问题，最终会表现为货币贬值。
而效率在民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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