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将军暴露太可惜，蔡孝乾犯了情报工作禁忌，早晚会出大问题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让许多人对吴石将军的潜伏故事很感兴趣，也为他因身份暴露而牺牲深感惋惜，而在真实的历史上，吴石将军最终暴露身份的整个过程，更令人极为扼腕。

这其中，台湾地下党负责人、也就是后来沦为叛徒的蔡孝乾，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与“活阎王”周旋不落下风

吴石将军在投身革命战线后，最大的对手之一，就是有“活阎王”之称的谷正文。

谷正文曾经也是我党党员，并且还当过八路军115师的侦察大队队长，照这个资历，未来必然成就不可限量，但他却在一次执行任务期间，叛变投敌了。

叛变之后，由于对华北十分熟悉，加上为人机灵好学，很快就得到了戴笠赏识，不仅如此，戴笠遭遇空难后，毛人凤也对谷正文欣赏有加，正是因为这两人的重视，谷正文自此平步青云，成为军统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单是能相继被戴笠、毛人凤看重，就已经说明谷正文颇有手段，而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谷正文更是一度直接受蒋介石领导，这更说明其手段了得，正是在这期间，他得了一个“活阎王”称呼，外人评价他就是一个字，“狠”，当初毛人凤也说过，“你比我还狠”。

这样的人，与其博弈是相当有风险的，可能一个小破绽就会让其抓到把柄，而吴石将军在身份最终暴露之前，与谷正文有过不止一次的较量，但均没有露出明显破绽，这也说明，吴石将军在情报工作方面，并非是某些观点认为的“门外汉”。

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在投身革命后依然身居国民党高位，更不可能与谷正文周旋不落下风。

而说起吴石将军投身革命，这其中的过程更是相当曲折，吴石将军曾在日本陆军大学读过书，且各门课程的成绩均十分优异，当时人送美称“十二能之人”，意思就是能文、能武、能书、能画、能骑、能射、能外语等共十二项全能。

回国之后，吴石将军一度主要负责对日情报工作（这个经历更说明将军并非情报工作的“门外汉”），期间老蒋对他极为欣赏，武汉会战前夕，基本上每周都要召见他一次，咨询他对占据战局的意见。

到1940年，吴石将军受好友白崇禧的推荐，开始担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截至此时，吴石将军虽说也接触过共产党人，但并没有改弦更张的想法，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他第一次对他效忠的“党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当时是1944年，这一年日军集结十余万兵力，向桂林、柳州大举进犯，此战便是桂柳之战，而当时镇守桂林的正是包括吴石将军所部在内的桂系军队，由于国军中央军系与桂系历来不合，因此当日军重兵压境后，面对桂系一再请电派兵增援的请求，老蒋硬是不发一兵一卒。

不仅如此，由于中央军与桂系矛盾重重，因此军中政令更是难以统一，指挥上自然也出现了严重失误，最终就导致，吴石将军的兵团遭遇惨败后大溃退。

这个情况，本身就让吴石将军颇感心寒了，而在溃退路上，他又亲眼目睹了严寒下逃亡百姓的惨状，不仅拖儿带女颠沛流离，后面还有日军追兵，这就造成了不少人死在了逃亡途中，包括吴石将军的小儿子，也是在这一路上不幸夭折的。

而这一切，让吴石将军受到了很大刺激，他开始对自己一直效忠的“党国”产生怀疑，并且还告诉家人，自己“再也不干了”，最终愤而辞去了四战区参谋长的职务。

到了抗战胜利，吴石将军在回南京后，又亲眼目睹了那些国民党接收大员是如何中饱私囊的，这不仅让他破口大骂“国民党不亡天理不容”，同时更让他觉得，这个“党国”，已经不值得自己继续“效忠”了。

正是怀着对国民党的极度失望，吴石将军思想上开始转变，最终在好友兼同学吴仲禧的介绍下，投身革命前线。

而对于共产党，吴石将军并不陌生，抗战时就与周总理、叶帅打过不少交道，此外，他对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极为欣赏，认为国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来这样的文章。

正是因为包括好友在内的多名我党人士的感召，加上对国民党的深深失望，让吴石将军这个国民党高官，毅然决然的投身革命事业，这应该就是独属于那个时代的信仰力量，这种力量，让无数像吴石将军这样的人，前赴后继不畏牺牲，也要为共产党做事。

二、蔡孝乾的疏忽大意

讲吴石将军的过往，主要是让大家知道，他原本是可以在国民党中高官厚禄的，包括在去台湾后，他同样也可以身居高位且衣食无忧，但他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而在他踏上这条路的时候，也做好了随时可能会牺牲的准备。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已经不仅是勇气了，而是一种坚不可摧的信仰。

而相比之下，作为台湾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蔡孝乾，不仅在气节上有亏，在其负责的情报工作中，更是极为疏忽大意，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极其不合格的情报人员。

之所以这么说，我们从他被捕叛变前的几个细节中，就能看得出来。

作为地下党，蔡孝乾和吴石之间，是属于知道对方存在，但并没有见过面的情况，并且资料显示，蔡孝乾最初也并不知道吴石的具体身份，只知道对方在国民党内部是个高官。

这种现象，是符合情报原则的，正常情况下，情报人员之间不能直接横向联系，而是只对自己这条线的上下级负责，只有这样，才会保证情报人员的安全。

但蔡孝乾却因为私事，打破了这一规则。

1949年11月，华东局委派长期在香港等地从事情报工作的我党党员朱枫前往台湾，找到吴石后，获取军事情报。

接到任务后，朱枫于当年11月末抵达台湾，她的掩护理由是去台湾看望女儿女婿。

到了台湾后，朱枫按照组织要求，先见了代号为“老郑”的蔡孝乾，而在两人见面后谈完任务，蔡孝乾向朱枫提出了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呢？就是请朱枫在见到“大舅”后，帮忙办一张通行证，好让自己的一个“内亲”离开台湾回到大陆。

“大舅”是当时吴石的联络代号，而蔡孝乾说的所谓内亲，其实是他的小姨子情人，由于当时国民党保密局正在追查涉共刊物《光明报》，并抓走了一批人，其中还有华东局台湾省工委的工作人员，这就让蔡孝乾准备暂时离开城市躲一躲风头。

可自己走了小姨子怎么办？于是蔡孝乾就琢磨，让身居高位的“大舅”办个通行证，好让小姨子离开。

如果按照情报工作原则，这种要求绝对是违反纪律的，而朱枫也不应该答应这个要求，但可能是考虑到同志之间的情谊，朱枫最后答应了。

而这么一来，就为之后吴石的身份暴露埋下了隐患。

除此之外，蔡孝乾当时犯下了一个错误，在两人见面结束后，约定了下次见面地点和时间，结果在分别时，蔡孝乾问朱枫要了她女儿家的电话，并且还把这个电话记在了随身携带的一张十元台币上。

而后来，也就是蔡孝乾被捕之后，谷正文就是靠着这张记有电话的台币，确定了朱枫的身份，同时也确定了朱枫的行踪，最终在朱枫距离大陆只剩一步之遥时，将她抓捕。

要知道，电话这种敏感且重要的信息，作为一名情报人员理应是记在脑子里，而不是写下来，因为这样很容易成为敌人获取证据的重要途径，而蔡孝乾从事情报工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依然还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只能说是其太松懈大意，丧失了基本的谨慎。

除了这些细节，蔡孝乾当时还存在有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导致了台湾地下组织在其被捕后，遭到了重创。

三、情报工作大忌

导致蔡孝乾被捕的直接原因，是之前被保密局抓走的一个台湾省工委成员，无意中说出了“老郑”这个代号，而当时审讯此人的正是谷正文，顺着这个线索，谷正文很快摸清了“老郑”的住址，并在连日蹲守后，将“老郑”抓获。

而我们都知道，“老郑”就是蔡孝乾，在他被抓后，谷正文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张身份证，经过查证，该身份证的身份信息是假的，但照片却是真的，之后谷正文动用警务部门力量，对那段时间申请出境的人的照片一一对比，最终在这群人中，找到了与照片上一模一样的女子。

这名申请出境的女子，登记的名字叫“刘桂玲”，实际上正是蔡孝乾的小姨子马文娟，而再查看这个“刘桂玲”申请出境时登记的信息，谷正文就发现，这张出境证，是由吴石将军的得力助手聂曦代办的。

而这，就是吴石身份露出破绽的开始，他也因此被谷正文开始盯上。

再往后，就是谷正文展开了对吴石的调查，同时也加紧了对蔡孝乾的审讯，而蔡孝乾在严刑逼供下，只坚持了一个星期便彻底投降，成为了一个叛徒。

紧接着，蔡孝乾把自己所知道的名单和信息一股脑的全部抖了出来，导致4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而这个人数，最终扩大到了1800多人。

蔡孝乾的背叛无疑是可耻的，但他一个人就出卖了1800多人这个问题，也说明了当时台湾地下党组织存在有严重的纰漏，如果按照情报工作的原则来说，蔡孝乾是不应该掌握和知道这么多人的信息的，这是情报工作中的一个大忌讳，如果他没有掌握这么多信息的话，也不至于后来被他出卖一千多人。

所以说，当时台湾地下组织在整体工作中是有大问题的，按照蔡孝乾这这种情况，即便是他当时没有叛变，但早晚仍会出问题。